美国版权滥用原则的演进与反思

版权滥用原则是美国版权法中一项颇有特色的制度，它作为版权侵权诉讼中的一种抗辩理由，最早于1990年Lasercomb案中得以确立。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尽管法院对该原则的适用仍存在一定争议，它的适用领域和标准等方面仍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论数字内容平台版权滥用的法律规制

大型数字内容平台基于网络效应、用户锁定效应产生的竞争优势，叠加版权独家交易所形成的版权集中效果，极易形成现有竞争者和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开展经营活动的竞争瓶颈。尤其当数字内容平台本身也参与下游市场竞争时，版权滥用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隐忧将成为现实。目前，基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的规制路径存在相关市场界定争议不断、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度高、实际规制效果欠佳的局限，引入禁止版权滥用原则的私法规制路径可成为一种有益补充。在既有规制路径的具体实施中，一方面，应当尽快通过设定主体标准，要求适格的数字内容平台主体履行竞争性义务，使得具有一定版权资源积累量的数字内容平台承担以合理条件促成关键设施版权开放的义务；另一方面，设计防止版权滥用的反竞争抗辩制度也应当成为重要的补充救济手段。其中，应以违反促进数字内容产品传播、激励创新的版权法公共政策，具有反竞争效果的初步证据作为版权滥用抗辩成立的构成要件。     

从NBA诉Motorola案看美国的版权优先制度

1997年美国第二巡回法院对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v.Motorola,Inc.①案做出判决,此案的审理过程对澄清信息的网络传输和版权优先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该案涉及事实性的比赛比分的版权保护问题,对热点新闻(hot news)的不公平竞争行为问题,州滥用(Misappropriation)法的优先(preemption)问题,虚假广告问题,及当事人通过版权法或州法提供的其他正当方法(这些方法可以不被优先)保护他的事实性信息问题。本文将试图结合美国的相关案例对美国版权法中独特的版权优先制度及滥用制度进行简要讨论。     

版权侵权判定的逻辑顺序

为了在版权侵权诉讼中赢得胜利，版权人需要证明其主张的作品享有版权，受到版权法保护，而被告违反了版权法的规定，实施了版权所限制的行为。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版权侵权判定主要围绕两个环节展开。     

知识产权的反规避与反垄断之争 从Datel v.Microsoft案谈起

美国于1998年通过并颁布了《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以下简称DMCA）,实质性地修改了1976年《版权法》很多条款,也新增加了诸多条款,其中就包括引起广泛争论的反规避措施。同时,根据美国反托拉斯法,知识产权人对权利的滥用,将受到规制。在数字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如何处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规避与反垄断之间的关系,     

立法完善 迫在眉睫

我国版权法中对间接责任没有明确系统的规定。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版权间接责任问题时,往往只能借用民法通则框架之下的共同侵权制度,来弥补版权法上的缺憾。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间接责任问题日趋复杂,有关共同侵权的相关规定则日益显得过于单薄,不但对法院的司法实践缺乏明确的指导,而且在理解适用中容易产生歧义。《论中国版权间接责任制度的建立-兼论网络服务商责任制度的完善》一文的作者主张,在中国版权法体系中对侵犯版权的间接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在对间接责任加以规定的过程中,我国版权法可以进一步借鉴美国和欧盟等国家的立法经验,针对包括网络服务商在内的各种     

一个有深远影响的美国判例

自从美国把计算机程序与文字作品划等号,并置于版权保护之下,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判例中,就时常有离开传统版权法原则,甚至离开版权法已有条文本身,去确认侵犯计算机程序版权的判决。这经常引起美国,乃至国际版权界的争论。几年前,曾有这样一个判例在国际版权界引起过轩然大波。1985年,美国宾夕     

欧盟反托拉斯法的现代化

欧盟反托拉斯法包括限制竞争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两个部分.自1962年以来,其规则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但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欧盟反托拉斯法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欧盟制定了新的反托拉斯执法制度,并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新制度赋予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1款和第3款直接适用的效力,废除了对限制竞争协议的通知要求,确立了欧盟委员会主导、欧盟委员会与各国竞争当局、法院密切合作、共同执法、欧盟法院监督的新体制.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与之配套的相关条例、准则,同时还对技术许可协议的规范制定了新规则.     

技术措施版权期限的理论思考与制度设计

技术措施纳入版权法,其版权期限不仅有其必要性、合理性,而且还独具特征;在制度设计上,技术措施版权期限由其被保护的作品来决定,而不应当给它规定一个具体的期限,同时为防止版权人对技术措施的滥用,立法时还要苛于版权人公示版权期限和主动解密的义务。     

有关爬虫协议的国外案例评析

在我国3B大战中,爬虫协议的法律性质受到多方关注,且争议颇多。本文从有关爬虫协议的国外案例入手,分析不同国家法院对爬虫协议的法律定性,发现这些国家对爬虫协议案件的审理中,都审查了爬虫协议与版权法规则的关系,或正面认定特定爬虫协议构成版权法意义上的技术措施,或反面认为数字环境下版权人不采取爬虫协议可构成默示(版权)许可,抑或认为爬虫协议不具备版权法意义。尽管这些国外案例的判决并不相同,但对于网络市场和网络法律秩序都在发展中的我国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纽约公约》第5条中公共政策条款与正当程序条款的适用

《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b项的公共政策不仅指实体性公共政策(substantive public policy),还包括程序性公共政策(procedural public policy),这几乎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根据国际法协会下的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在2000年伦敦会议上提交的《关于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中期报告》和在2002年新德里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最终报告》,适用程序性公共政策的情况之一就是违反正当程序(due process)。这就使违反《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b项规定的外国仲裁裁决也可能会触犯公共政策,成为适用第5条第2款b项所包含的程序性公共政策的情形。即二者在适用情形上有重叠之处。那么正当程序条款与公共政策条款在具体适用中应该如何把握呢通过有关国家法院在具体案件中的审查标准和有关论述,可以看到,公共政策只关注有关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会严重违反正当程序以至损害到一国根本道德、正义观念、法律原则的程度的情形,而一般违反执行地程序标准的外国仲裁裁决不能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符合第5条第1款b项要求的,可以以此为由拒绝承认与执行。     

版权法律冲突中“保护国原则”之适用

如何采用版权法律适用规则一直是版权法和冲突法领域争论不休的问题。版权法学者倾向于以国际统一版权立法及其法律适用规则来解决版权法律冲突;传统冲突法学者则更加希望将版权问题分割为不同方面,分别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冲突法学者长期以来对版权冲突法问题的研究多以传统冲突法的思维为基础,缺乏对国际版权统一立法现实状况和实践的考察。从国际版权公约以及各国对版权冲突法的现实态度来看,"保护国原则"应是现阶段更为适合的版权冲突法原则。     

知识产权 权利穷竭的地域性和普遍性——由美国两起平行进口案例谈起

一、两起结果迥异的美国案例案例一:1983年的 Columbia BroadcastingSystem,Inc.v.Scorpio Music Distributors,Inc.案。原告授权 Vicor 公司在菲律宾制造某录音制品,但保留该录音制品中6首乐曲在美国的版权,Vicor 将制造的录音制品在菲律宾出售后,被美国一家公司转售给被告在美国销售,于是原告就其中6首乐曲提出版权侵权诉讼。原告认为被告违反了版权法第602条(a)项的规定,被告则以首次销售原则提出抗辩。法院经审理认为,首次销售原则具有地域性,只适用于美国境     

限制与审查: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的宪法命运

版权人采取的技术措施限制了作品的传播,与表达自由产生了紧张关系.美国版权法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之间的冲突导致在诉讼中版权法经常面临宪法审查的命运.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规定的规避技术措施涉及的计算机程序是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应受表达自由的保护.DMCA中的“主要”、“实质性”等措辞不属于过度宽泛、模糊笼统而违宪的情形.DMCA是内容中立的法律,适用中度审查标准,没有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宪法审查中凸显了第三人对被审查对象的看法.我国有必要开创替代性制度,以保障知识产权制度的理性发展.     

网络时代的私人复制

在传统版权法中,私人复制一般属于合理使用,不受版权人控制。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复制的经济属性和技术特点都发生了根本变化,私人复制日益普遍。给版权人的利益带来巨大冲击。版权人自然不愿继续坚持“私人复制都属于合理使用”的古训,而代表作品使用者利益的社会公众也势难接受版权人完全控制私人复制的主张。事实上,即使在网络时代,基于公众利益和公共政策的需要,合理使用制度仍然有存在     

美国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公共政策例外:形成、实践与反思

公共政策例外是美国各州法院司法实务中形成的普通法例外,它构成了对美国传统劳动法上雇用自由原则的限制。该例外的适用,为那些因拒绝从事违反公共政策行为而遭解雇的员工提供了侵权法上的诉因。由于法院在适用该例外时对公共政策的涵义和法源存在不同认识,因而导致司法判决的不统一,对全面保护劳动者权益造成不利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当通过对法律的明文规定探求公共政策的法源,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公共政策例外在不当解雇案件中的适用。     

美国版权法立法策略的历史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从美国的版权法立法策略的历史变迁写起，分析研究了美国版权法的立法策略如何根据本国版权业的发展水平和需要而适时加以调整，在对美国版权法立法策略与版权业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后，认为美国版权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本国文化产业发展和保护本国版权产业利益，并且认为其灵活务实的立法运作机制值得我国在制定版权战略的过程中加以借鉴。     

评“死海卷宗案”

"死海卷宗案"涉及的是一个含有推测因素的事实作品的可版权性问题。事实并非由作者所创作,不应受版权保护,而应该属于公有领域。虽然作者对事实的推测花费了劳动和技巧,但法院一般认为有关客观事实的理论不具有可版权性。从版权法的立法目的、利益衡量、版权法的基本原理等角度出发,该案中以利沙.齐蒙所重建的历史文本不应当受版权保护。由该案进一步合理延伸,我们认为,不论是客观事实还是有关客观事实的理论都不应当受版权保护。     

美国修改《数字千年版权法》的反垄断法解读——以Iphone智能手机的“越狱”“解锁”事件为例

美国修改《数字千年版权法》,使破解IPhone等智能手机,以便转换电信服务提供商;或者安装非IPhone应用程序都成为合法的事情。此事件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对各国数字版权的保护,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此事件中可看到,美国修改《数字千年版权法》,打破了原来的关于捆绑电信运营商,不允许兼容其他程序等限制性商业行为,使得以创新和竞争为特征的信息产业,具有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美国修改《数字千年版权法》,对中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即在网络经济时代,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合法垄断权时,中国反垄断法应该禁止知识产权滥用,鼓励创新或动态效率的促进,消费者福利的保护。     

TRIPS争端解决机制下版权法之发展

TRIPS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成员国之间解决版权纠纷的法律依据,TRIPS下的版权争端解决机制对版权法有重要的影响,使得版权法呈现出趋向化和本土化交互发展的趋势,TRIPS争端解决机制也对我国版权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