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概念解析

治理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情境、不同层次的实践中具有不同的解释。尽管中西方对治理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事实上,各种治理概念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治理意味着政府功能和角色的重新界定,意味着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协调和良性互动。中国语境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国家(政府)主导下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良性互动的结果。     

制度能力：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变量

创新社会治理是党治国理念的升华，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创新社会治理要求社会主体多元化，推进政府和社会合作治理，实现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而当前对于合作治理的持久性研究还不够充分，西方学界提出的制度能力概念为政府和社会合作治理的持久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工具，为社会治理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国家治理创新视阈下的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主要面临四大困境:一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二是村民自治异化为村"两委"自治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三是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仍然比较缺失;四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机制仍然没有根本形成。鉴此,需要采取以下应对举措:一要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努力建构政府、市场、社会良性互动的多中心协商对话机制;二要完善社会参与,创新村民自治机制;三要大力发展经济合作组织和公益性社会组织,建构农村基层社会互助合作机制。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还需要坚持四个原则,即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原则,坚持农民权益至上、农民利益优先的原则,坚持依法治理、规范治理的原则。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邻避风险治理路径研究--基于对河南省核电项目的调研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其面临的社会风险之间不断契合的过程。基于对列入《河南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开展内陆核电项目前期论证工作的南阳、信阳、洛阳、平顶山四个城市和省内城市郑州、省外城市西安的调研,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路构建邻避风险治理机制,以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应对,实现从"治理邻避"到"邻避治理"的转型。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应构建信息公开机制,增强舆情研判和舆论引导能力,实现从项目规划到利益表达再到建设决策各环节无缝衔接;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方面,应完善公共参与机制,强化多元主体间的交流合作,避免邻避风险演化为极端化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在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应着力提高政府公信力,优化决策流程,实现政府各职能部门在权责明晰基础上的行政协调。     

治理:一个新的国家范式

治理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理解当代社会中执政理念的变化,尤其是行政管理技术层面的变革。治理的概念已经超出了政府统治的范畴,并且涵盖了国家重建和再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治理概念反映了国家管理方式和组织原则的深刻变革。     

绩效目标明晰下改革动力源搜寻:从“中心驱动”到“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治理"是一种改革哲学的更新,它的目标是为改革找寻持续性动力源泉。在"国家治理"中,大量的改革动力来源于企业与公民的互动、公民与公民的互动、公民与第三部门的互动,等等。由政府参与的治理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这是与公共管理中强调的"狭义治理"的根本不同。如果国家治理扩展,它就是趋向善治的改革;如果国家治理无限扩大,那就是政府的消亡,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就此而言,国家治理可以简化描述为"为改革寻求多方动力的探索,它趋向善治,假以时日,则走向共产主义",这是我国改革中关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的一次重新设计,是一种新型的改革总体规划,而非仅限于对政府管理的规划。     

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

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建设,促进社会转型,实现社会发展和良性运转,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通过分析和评估社会治理发展的政策脉络和演变逻辑,以及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与创新,可以看到,"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这一发展模式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国家角色的转变与主动变革。当前,社会治理的发展已显现出制度化、法治化的趋势,但并没有真正成型。国家主导的社会治理,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缓兵之计"或"权宜之计",而是兼具制度化与策略性。未来中国社会治理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关键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转变,从而积累社会治理的积极因素,推动社会治理的有序发展与良性运行。     

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逻辑与过程逻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政府职能转变蕴含着理论与过程双重逻辑。一方面,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方式的变革直接关乎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而兼顾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的政府职能转变,天然地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突破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遵循着"国家职能—政府职能—政府职责—职责体系"的过程逻辑。这两种逻辑在改革内容和发展脉络上具有内在关联,并统一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场域中。基于此,下一步改革应当聚焦治理方式变革和治理能力提升,重点把握三项原则:一是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动态均衡中调整职能边界;二是要将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工具的应用创新有机统一起来;三是要打破自发形成的职责结构模式,推动职责体系重塑。     

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浅议

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是近几年来学界、政府与公众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要进行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有两大原因：一是全球化带来规制变化，推动民族国家以及地区构建更具竞争性、适应性与应变能力的治理制度；二是公共治理理念变化推动各国政府改革陈旧的治理制度与方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公共治理转变与制度创新都是从基层开始的，地方政府在治理转变过程中居于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的地位。     

善治视野下的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是政府管理体制架构中直接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单位,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主体。善治的合法性、回应与责任性要素是对地方政府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而当前,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由于治理结构不合理,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公众参与不足,导致回应力的薄弱;利益矛盾冲突多发,导致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因而,在善治的视野下,就应积极构建高效的合作机制、有力的回应机制与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来改善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如何厘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成为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逻辑起点于西方的"协同学"和"治理理论",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治理”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理解

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动力,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构建多元互动、上下贯通的治理格局从而全面推动深化改革。采取对比研究的方式:一是从"统治—管理—治理"的纵向历史维度以及"国家—政府""国家—社会"的横向空间维度出发,以权力配置为线索,分析与阐述了治理的概念及其理论产生与发展的脉络与原因;二遵循由一般到特殊的研究路径,坚持党的领导,从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方式和治理逻辑出发着重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治理概念及其理论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审慎对待“治理”思潮——论“治理”思潮的模糊性与危险性

近年来,"治理"(Governance)思潮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界成为非常流行的理论话语.本文首先梳理了该思潮的涵义、兴起背景、理论预设以及应用层次.进而结合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强而有效"的国家这一隐蔽主题的阐发, 特别是借用德国政治学者卡尔·施米特对现代自由主义弱化国家取向的批判.结合中国情境, 指明"治理"思潮的兴起与新自由主义存有密切关联.其作为一种理论,在内在逻辑上具有模糊性;而在实践中.则可能因其适用性问题而具备危险性.从而提请人们注意,对于"治理"思潮应给予审慎的对待.     

权变型协商:基层协商治理中行政权力运行的理性选择——基于协商治理多案例的分析

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如何运行和选择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西方学者将我国的协商定义为"威权式协商"在于忽略了我国基层复杂的协商环境。为此提出权变型协商的概念,将基层协商治理置于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选取"政府—公民"能力成长和"环境—议题"复杂冲突性两个环境变量,得出权变型协商的四种类型:聚权回应式协商、平等咨询式协商、权威引导式协商和开放共治式协商,并选择民主价值和治理价值两个维度去讨论行政权力在每一种协商方式中的运行逻辑,通过基层协商案例加以解释。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基层协商治理是一种权变型协商,协商方式的选择要根据现实环境;政府在协商治理中既追求协商的治理价值,也注重协商的民主价值;政府行政权力在协商治理中要审慎使用专断性权力,同时要加大对协商经验的总结,实现非盲目的可复制性,以提升我国基层政府的协商水平。     

邓小平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贡献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被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和党的现代化建设指导理念提出,但倘若将其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则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始终。邓小平在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二是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党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领导保证;三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化、法制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总之,在邓小平的带领下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     

科层组织视角下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探析

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民主党派在履职中要加强民主监督职能,克服科层组织"反民主"的缺陷,使"权力清单"发挥作用,促进有限高效政府建设;要强化参政履职实效,再造符合"负面清单"要求的现代制度,避免出现制度性风险,重塑市场契约精神;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坚持"问题导向",畅通信息,在社会治理中扮好互动、协调、推动角色,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地方经验——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

发轫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被学界广泛认为是在中国发展协商民主的成功典型。"民主恳谈"制度强调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规划和事关民生问题的决策之前实行规范化的平等对话与民主协商,实现了社会管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发展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治理的新路径。"温岭模式"是一种适合于基层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尽管温岭协商式治理模式的实践对当地乡村(社区)治理结构尚不足以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但"温岭模式"所体现出的依法办事的精神,合理建构基层权力框架的举措,主动将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形式纳入到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去的探索,鼓励现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尝试,对于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治理下乡”:关于我国乡镇治理现代化的思考

在乡镇治理中,各种"下乡"举措失灵导致乡镇"缺治"的问题说明,推动"治理下乡"是必要的。通过将现代治理理念与中国治理实践进行技术整合,以实现乡镇政府理性化为基础,以构建乡镇治理格局为目标,推进乡镇治理现代化是时代之需。乡镇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是乡镇政府职权科学化、组织科层化、行为法治化以及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手段现代化和治理过程民主化。实现乡镇治理现代化,要坚持将乡镇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心的战略定位,形成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良性互动;要坚持用合作治理思维取代行政垄断思维,将政府的政绩、社会的稳定与居民群众的获得感有机统一,实现共治基础上的乡镇共荣和成果共享;要修订和落实关于乡镇政府职权的法律规定,理顺乡镇政府与乡镇党委、人大和县级政府的关系,促进乡镇政府职能配置科学化、机构设置合理化和行政行为法治化;要加强乡镇社会治理,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实现乡镇治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