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产业问题认识新论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对高等教育产业问题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高等教育是产业,应当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二是认为高等教育不是产业;三是认为高等教育可以是产业,但不能完全产业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又有非产业属性,是“二重属性”的统一体。为此,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辩证认识和处理好高等教育“二重属性”的关系。     

荀子与韩非法治思想之比较

荀子与韩非的法治思想分别代表了战国末期儒、法两家法治思想的特点。荀子从人性恶的基点出发 ,主张“化性起伪” ,建立了以礼法论为核心的法治思想 ;韩非则集前期法家之长 ,从人性自私自为的观点出发 ,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二人的法治思想分别有不同的人性基础 ,在具体内容与立法原则上及对法的地位和作用、法与德的关系上都得到了不同的体现     

孟子和荀子人性论的比较

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两种人性论。他们二者一个立足于人的道德属性,主张道德修养是对人先天具有的内在的道德意识的开发,强调了道德修养的可能性和主动性;一个则立足于人的自然属性,主张道德修养是通过主体的学习达到对外在的礼法制度的遵从,强调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和被动性。两种理论形态看似对立,实则互补。     

章太炎新法家思想的当代审视

章太炎在反孔尊荀的基础上赋予了“法”诸多创新内容:一是突出“法”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从而为商鞅等法家正名；二是突出了“习”对“法”的决定作用,以区别于荀子的“法”对“礼”的依附；三是强调了“重生命”作为中国现代法律的核心内容,这对当下经济发展轻视生命的现象仍具有警示意义.但法律在中国的独立应避免西方的二元对立从而创造人与天关系的当代哲学；应认识习俗的变化有赖于政治和伦理的影响从而明确“什么习俗对法有决定作用”；应把握“抑官伸民”的关键在于改变“官与民”的内在结构,否则不具备实践功能.     

安乐死的法律定义之思考

安乐死不能理解为“无痛处死” ,它不是“无痛致死术” ,也不是“特殊的死亡方式”。安乐死是一种优化的死亡状态 ,应当具有四个特有属性 ,其本质不是授人以死 ,而是授死者以安乐。安乐死可以分为主动安乐死和被动安乐死。     

从传统文化感悟企业管理之道

传统文化中中国式管理追求的境界为“道、法、势、术”，操作的精华集中在“摄”、“御”、“方”、“圆”上。本文以《西游记》为例，感悟企业管理之道，即：企业领导应勇于承担风险，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凝聚人才、善于用才以及具备塑造企业文化的领导力。     

自然法则对公安队伍管理的启示

通过对自然环境中橄榄结构属性、杉龄属性、优胜劣汰定律、磁场效应原理、量质转变规则等自然属性和市场成本法则、质量法则等研究和类推应用,结合近年来南平市公安机关在公安队伍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相应提出了分级管理法、分龄教育管理法、择优管理法、温情教育管理法、“重基”管理法和集约管理法,并将此融会贯通于公安队伍管理工作中,切实提高公安队伍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存在的价值内涵

存在的现实形态既关联“是什么”,又涉及“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真实的品格。     

论《淮南子》对道家无为观的创造性诠释

“无为”是道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淮南子》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 ,对这一观念做了新的诠释。它通过以“因”这一概念来界定“无为” ,使无为与有为达到有机整和 ;它吸收儒法精神 ,把因君势依法度、因臣资用众能、因民性得民心、因风俗行教化纳入无为的实际内容中 ,从而实现了对道家无为理论的创造性转化     

“农户”内部法律关系解析

《民法通则》将“农户”确定为独立的民事主体 ,十几年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又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以“农户”为主体。这些规定均以“农户”的经济属性 (生产经营单位 )和社会属性 (保障功能 )为基点 ,从而在法律制度设计上 ,强化“农户”权利的整体性 ,忽视、乃至吞噬家庭成员个人权利的独立性 ,致使《农村土地承包法》陷入诸多难解的矛盾中。只有正确界定“农户”内部法律关系才能消解这些矛盾。     

知识、人性与治理模式的关系

在影响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中,知识与人性一直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们基本上以善恶阐释人性,而在知识的纬度上,根据拥有知识的多少也可以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还有理性与感性、理性与经验的关系,知识往往也是人性的构成要素。整体而言,中国传统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伦理属性,贬抑人的生物属性;而西方人性论则偏重人的自然属性和认知属性,并给予正面评价。中国根深蒂固的等级人性论使得中国古代的治理模式无论是性善还是性恶最终都走向人治或人治下的“法治”。西方因有了自然法中的“平等”因子,治理模式呈现出了另一番景象。     

中国传统法治理论的现代审视──评先秦法家之法势关系

先秦法定以势行法，以法固势，主张势由君主独制，法由君臣共操，然而这种法治思想及其实践，不但没有化解法势之间的内在矛盾，反而使势强法弱之局面不可避免。以史为鉴，建立、健全民主政治，法律才真正具有权威、尊严。     

“立制明制”“聚势展势”“扩术优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统战优势及其效能提升

把握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定位与效能机理应从"制""势""术"的统一视角来展开。统一战线作为政治斗争与团结的策略侧重"术",作为政治优化整合的战略立足"势",而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轴杠杆又体现为制度,其兼具民主建构政治发展意义和治国理政技术价值于一体。正是基于"制""势""术"的融合特质才使得统一战线成为生成中国治理优势的重要根源性机制:具有突出统战基因的复合性制度结构,能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目标的大统战格局,引领国家治理的运行方向;以"人心这一最大政治"为中心的工作局面,能有效促进治理秩序与治理效率的统一。进一步激发和提升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优势效能应从"立制明制""聚势展势""扩术优术"三个层面一体推进。     

跨法情境下刑事追诉时效的期限选择

刑事追诉时效制度在法理依据方面具有多样性,“从旧论”和“从新论”反映了跨法情境下刑事追诉时效的期限选择。刑事追诉时效制度法的属性可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考察。其本质在于国家追诉权的放弃,具有可溯及既往的属性,1997年《刑法》修改体现了国家追诉权的延伸,达到了风险社会下保证最佳司法效果的目的。通过梳理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的脉络,验证溯及既往适用新追诉时效的规则,确定刑事追诉时效制度程序法的属性。跨法情境下刑事追诉时效制度在适用过程中,需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检视和信赖保护原则的限制,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上应审慎地采取“一切有利于被告人”的观点。     

反腐视域中的领导干部身份属性双重性研究

领导干部具有自然人与社会人双重属性、公民与公务员双重身份及决策者和执行者双重角色。然而,领导干部对其身份属性的三个"双重性"存在误识,主要表现为:突出人的自然属性表现,而忽视社会属性价值;重视公职官位,以公务员身份为公民私人身份牟利;"重决策、轻执行"与"重执行、轻决策"现象并存。这种身份误识容易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反腐败过程中,应准确把握自然人和社会人双重属性,正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严格区分公民和公务员双重身份,净化权力观和利益观;切实履行决策者与执行者双重角色,切实为群众谋福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主张对传统治国模式的影响

作为一个学派，法家在汉以后渐趋消亡，但法家各派学说却融会在儒家思想中，始终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中，韩非为代表的晋法家创设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为大一统的秦王朝确立了治国方向。而秦以“法律的恐怖统治”而亡国，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教训。     

新安郑氏喉科治疗喉风之辛凉养阴说

新安郑氏喉科是中医学历史上的重要学术流派。郑氏喉科总结咽喉温热诸病的共性规律,以“风”命名咽喉温热诸病,提示“风”邪为喉风的共性病因;遵从《内经》“风”邪“辛凉而散”治则,将“以甘缓之”优化为“兼养阴以制之”,形成了涵盖喉风的喉科疾病命名方法和因机证治相一致的“辛凉养阴学说”;其“养阴”具有驱邪泻实、制约辛味药辛散太过、防病传变和补阴护津的四重作用,彰显了“以养阴为贵”的治疗学特色。治疗喉风的辛凉养阴法是继辛温发表、苦寒清热的治法创新。     

承租人房屋优先购买权的制度缺陷及理论重构——从法释（2009）11号司法解释谈起

法释（2009）11号司法解释对承租人房屋优先购买权作了进一步规定,但并未对承租人房屋优先购买权进行定性,也未能实质上保护优先购买权,另外“同等条件”和“合理期限”的规定仍然模糊。承祖人房屋优先购买权应属附延缓条件的能够引起物权变动关系的形成权,且以是否进行了预告登记为标准,或具有物权属性或具有债权属性。同等条件应确定为相对同等的条件,还应该对出租人出卖房屋的通知期限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期限进行具体规定。     

公司法规范的属性与结构

公司法规范的属性和结构问题,是公司法学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公司作为多种利 益关系的集合体,决定了公司法规范具有综合性。我国《公司法》规范的形式结构既不同于大陆法 系,也不同于英关法系;其内涵结构可概括为“三个阶段规范”和“两大系统规范”。     

韩非子和马基雅维里法治思想的异同探析

韩非子与马基雅维里在以"人性恶"构建其法律思想理论基础上,在拥护君主专制,主张强力以及采取法、术、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统治等方面具有相同之处;但二者在对待人民力量的重视程度,对人性的认识以及在集权方式等方面却有不同。分析比较二者法治思想的异同,对我国法治建设中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官德"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