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比优势,但制度优势还有待于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应当加强和改善党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坚决贯彻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治理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应当充分发挥人民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立法和决定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应当改革和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优化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强化行政执行体制机制,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行政监管督察体制机制,加强决策监督、执行监管督察、效能监管督察,实现监督督察的制度化、程序化;应当正确处理和理顺各种治理关系,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当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断提高其治理能力。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制度机理的角度分析,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成,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保证.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不直接带来治理效能,只有借助制度改革和创新,将制度势能转化为制度性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优性,进而实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目标.于是,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从优势到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遵循

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遵循。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能够展现制度根本优势而优化治理结构,能够提升制度执行能力而优化治理功能,能够促使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充分结合以及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有效互动,从而整体上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遵循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实践取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依托由最大优势和显著优势共同构成的制度基础、由制度完善和现实发展共同构成的价值基础、由治理经验和主体创造共同构成的实践基础,坚持科学的实践进路,突出治理实践这一关键环节,通过"三个阶段"推进实践过程,基于十三个"坚持和完善"把握任务重点,不断实现制度优势更好向治理效能转化。     

党领导人民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充分证明了党领导人民实现了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等13个方面,首次系统全面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要求"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把国家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是一个没有主语的要求,而是党领导人民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逻辑进路——以党内法规执行力为分析视角

党内法规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这意涵着党内法规不仅对政党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效能。通过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效力，实现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良性互动，是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基本逻辑。在深入分析党内法规执行逻辑和问题症结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和规则意识、提高党内法规制度质量等路径，进而推动党内法规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发挥文化制度优势提高文化治理能力

文化制度和文化治理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文化制度和文化治理作出了重要规定,提出了一系列任务要求,使我们更加清楚在文化领域"坚持什么样的制度"这一根本问题。我国文化制度和文化治理有着显著的优越性,同时,还需进一步提升文化治理能力,将文化制度优势转化为文化治理效能。     

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

我国悠久的协商思想为基层协商民主奠定了政治文化之基,而新时代则赋予了基层协商民主以新的内涵和实质。基层协商民主的演进发展之路,不断凸显出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体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路径有:坚持党对基层协商民主的领导,更好发挥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强化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执行力;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自信宣传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参与基层协商的意识;建设高素质基层协商人才队伍,为把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人才支撑。     

疫情防控视角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疫情防控暴露出我国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上的明显短板和不足。深入反思这些短板和不足,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五治融合",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优化治理结构,促进社会合作治理;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八社联动",打造有温度的社区治理共同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制度、政策与效能:国家治理探源——兼论中国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为中国政治学提出了新议题:如何理解制度优势、制度供给与治理效能的关系、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讨论上述议题,需要探究国家治理效能的来源。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其运行状况和竞争实力取决于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发展水平,二是治理能力。这也就是说,发展和治理是国家的双重任务和追求。无论谋发展,还是求治理,国家运转需要有制度支撑,也需要有政策支持,因此,制度供给和政策供给二者互动状况决定着国家治理的绩效。良好的制度要配套良好的政策才能产生良好的效能,中国发展绩效实则就是制度效应与政策效应相结合的结果。中国在实现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方面,尤其是在40多年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显示了良好的绩效。主要资源国家所有和多种所有制下不同经济主体市场化竞争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单一制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这三项制度的综合效应支持了中国高效快速的发展,也为中国治理优势的展现提供了保障。今后,中国共产党应继续凭借集中性、协调性、持续性、高效性的制度优势,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关切的问题,并通过对现实问题的逐一解决最终实现制度的成熟固化。     

以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当下,我国正面临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矛盾与问题交织叠加、社会需求升级、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等复杂形势,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依靠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遵循。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基层协同治理、国家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比较优势研究

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伟大创造。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的形成、比较优势和需要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理论需要研究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是有利于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务实有为的领导集体有序更替、有利于国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完善制度的短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     

制度主义视角下中美新冠肺炎疫情治理模式差异的深层根源 ——兼论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意义

烈性疫情因其跳跃式传播以及对人类生命和社会根基的破坏,需要"总体性治理模式"来应对。新自由主义国家因其强调个人主义、大社会小政府,社会生产及医疗资源为金融资本所支配,中产阶级贫困化,国家衰弱,导致其只能选择新冠肺炎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弱强制性的易感人群保护、由患者支付能力决定的医治机会、有限而单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际义务的回避策略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的性质、经济结构、价值导向等,决定了我国应对疫情的"总体性治理模式":全覆盖的易感人群保护、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国际义务的责任担当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区别是政治经济制度区别的表现,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经济制度博弈的延伸。抗疫实践对完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路向性价值在于:克服官僚主义,提升先锋队政党的政治动员能力;坚定不移地发展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发挥公立医院、公有制经济的治理效能;推动网格化、层级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结合;实现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场的正向互动;积极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治理的国际辐射效能。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实践效能

"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这四个方面,就是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之间的结合点、关键点。其实质就是要解决好国家制度的普遍性、必然性与应急管理的特殊性、偶然性之间的关系,解决好国家治理整体性、统一性与应急管理综合性、专业性之间的关系。这是应急管理制度优势转为实践效能的一把钥匙。"     

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国家治理逻辑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价值理念与运作过程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赋予必要前提、基本遵循与现实要求,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的功能结构主要包含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决策参与、凝聚共识。基于体系过程与结构功能分析以及主体角色与优势效能分析,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的关键领域分别是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更好纳入国家治理决策过程以及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有效发挥国家治理共识凝聚功能。     

体系与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紧密相结合,以一系列重大举措做出全面部署,为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党中央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建构的思想飞跃。比较两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和《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聚焦制度体系化的重要精神。治理国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国家治理是一个综合概念,这就对制度建构提出全面性、系统性、配套性、协调性的要求。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体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结构,坚持党的领导在结构层次关系上居于顶层地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的层次关系,目的是为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理论的诠释。新时代把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制度、回答好"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坚定制度自信、提高领导干部使命担当的素质和本领、注重制度体系建构、建构急需制度和必备制度等主要任务上形成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     

提升国有企业制度性治理效能：中国一重案例研究

国有企业能否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市场主体的竞争优势,是新时代全面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中国一重依靠制度创新完成了从自我脱困到肩负起国家重大战略安全职责的历史性跨越,对新时代东北振兴有示范引领作用。从制度创新视角对中国一重案例分析表明,推动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仍然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领域和重要任务,提升国有企业制度性治理效能,企业家是制度性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因素,技术创新驱动是制度性治理效能提升的决定性变量,专业团队目标协同是制度性治理效能提升的战略支撑,内部管理效率持续改进是制度性治理效能提升的坚实基础。     

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创新的逻辑理路探析——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重维度

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攻坚克难的重要制度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把握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创新的逻辑理路,有助于深刻而明晰地领会这一制度体系的优势、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向。在理论维度上,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基础,历经充分而系统的理论发展和创新;在实践维度上,浸润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经历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淬炼;在创新维度上,反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之制度建构,是通过制度优势把人民智慧创新性地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体现。在当今世界大变局背景下,继续深化改革"练内功",在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构建中"凝心聚力",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真正把科学理论和先进制度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意蕴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利益代表上体现的"人民性",在政党关系上体现的"合作性",在决策功能上体现的"民主性"是其独有的"三大"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完善协商民主机制为依托激发和吸纳各方共治,以坚持法治精神为引导巩固和维护依法治理格局。将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立足三重维度、定向发力,不断增强党的人民利益代表性、巩固和发展和谐的政党关系、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框架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下,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占有主导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标志,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党的治理的主要手段。现代国家治理是民主治理、法治治理和科学治理,这就要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着力推行民主化改革,建立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结合机制,以防止权力专断;着力推进法治化改革,加强显规则的执行和监督力度,以遏制潜规则蔓延;着力实行科学化改革,精细设计和建立科学、合理、可行的干部人事制度,以堵住机制程序漏洞。     

技术赋能、制度变革与精准治理: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逻辑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正构建出一个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社会形态。信息技术对传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挑战,技术治理的提出正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通过技术赋权,不同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治理制度的适应性变革,使得精准治理成为可能。实践中的社会治理并非总是按照逻辑运行的,技术治理困境可能制约治理效能的发挥。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基础,对社会治理元素的数字化改造,促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的融合,客观地认识到技术治理的边界,是保证技术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