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国际地位变化与韩国的机遇、挑战和战略选择

以经济、军事实力、对主要国际制度的参与和国际影响力为指标,可窥见中美国际地位变化的趋势。作为美国的盟友和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韩国在中美国际地位变化中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机遇体现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带动韩国经济发展;中韩关系改善利于谈判解决朝核问题;韩国可为中美牵线搭桥并借此提升国际地位。挑战包括朝鲜半岛的权力与威胁失衡导致朝核与导弹危机升级,对韩国威胁加剧;中韩伙伴关系和美韩同盟使韩国陷入两难境地;中国实力上升使韩国担忧来自中国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威胁。韩国的战略选择基于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在中美之间奉行平衡战略到通过部署萨德和签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重新加强美韩同盟。     

大国竞争时代供应链调整的行为逻辑：安全外部性与战略认知的解释

供应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大国纷纷调整既定的供应链策略,发展逻辑从效率驱动转向重视安全。对于中美欧供应链策略呈现较大差异的问题,文章尝试提出安全外部性和战略认知两个关键变量予以解析。安全外部性是供应链调整的起始因素,决定了安全化水平的初始程度。战略认知属于控制变量,对安全化水平起到平抑或激化的作用。通过对中美欧制造业细分行业产业贡献度和GVC地位指数的测算,研究发现,不对称相互依存劣势和全球供应链地位受到挑战的安全负外部性,以及对竞争对手的身份判定,促使美欧对华供应链策略由市场逻辑转变为安全逻辑。欧盟对华战略认知的对抗性低于美国,决定了欧盟的对华供应链策略较美国温和。美欧之间尽管存在较大的安全负外部性,但战略认知的盟友属性使美国对欧盟选择了低安全化水平的供应链策略。中国对美国供应链合作的安全负外部性较低,主要表现为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加之双方战略认知敌对性的增强,防御型供应链策略成为适合当前中国的最优解。     

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

自重返亚太战略出台以来,美国一直努力推动其亚太联盟的转型,其战略是给予盟友更大的战略自主性,推动后者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在此基础上,美国坚定地增加对盟友的承诺,给予其战略再保证,以威慑对手。然而,在国家实力相对下降的前提下,美国可能没有能力兑现其盟友骤然增长的战略承诺要求,文章将这一困境称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承诺难题。这一难题会导致盟友自主性上升,使得美国陷入承诺陷阱,其主要表现是美国承诺边界将会拓展、承诺与战略成本出现螺旋上升和外交政策存在虚张声势三个方面。为了解决承诺难题,美国在现实政策中采取了美日同盟的再平衡、亚太联盟网络化和制度化三种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仍然存在一些隐患。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和中美两国带来显著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更趋深化。特朗普政府利用疫情因素进一步推动在华西方企业从中国撤出,以构建"经济繁荣网络"为抓手,以实现全球经贸体系与中国的深度剥离为目标,打造排斥中国的国际经贸阵营。疫情凸显先进技术对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性,美国通过强化技术出口管制、调整国内技术研发布局、完善"敏感技术多边行动"机制、打造"同盟创新基础"等方式强化对华"技术冷战"。美方诬称中国借助疫情与其争夺"全球领导权",大力拉拢欧洲等盟友和伙伴国构建压制中国的国际统一阵线,并力图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政界人士炒作"中国病毒""中国责任"等恶意论调,对华展开"叙事之战",对中国政治体制进行攻击并将矛头日益对准中国共产党,不断激化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和对立。美国利用疫情因素深化对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冲突对抗的做法受到批评,中国需着眼长远利益、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应对疫情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     

同盟理论与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应对

2010年后,美国正式开始实施"重返亚太"战略,而同盟战略则是其"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文章首先考察了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的实质,认为其包含巩固同盟和扩大同盟两种性质不同的结盟行为。随后提出针对美国的两种结盟行为,中国的对应策略分别为瓦解对手同盟战略和阻止同盟扩大战略,这同样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应对策略,前者可从同盟解体理论中寻找政策启示,而后者则主要从同盟形成理论中寻找启示。由于建立同盟比维持同盟更加困难,因此阻止同盟扩大要比瓦解对手同盟更加容易;而且,瓦解对手同盟对中国是否有利存在争议,而阻止同盟扩大对中国更为有利则比较明确。因而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应该把外交重点放在阻止同盟扩大上,而不是放在瓦解对手同盟上。     

中美战略竞争:韩国的认知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战略互信的下降,中美战略竞争明显加剧.中美战略竞争不仅关乎双边,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响.中国是韩国的头号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的盟国,在中美之间,韩国保持一定的战略平衡极为重要.本文主要分析了韩国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涉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原因、内涵、影响与前景等方面,并对韩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应对进行了深入分析.总体来看,韩国应对中美战略竞争既受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影响,也与韩国自身的战略自主性密切相关.对于韩国而言,中美两国对韩国的战略选择与国家利益都有重要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中美战略竞争对其负面影响,关键在于不要卷入中美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并尽可能地在中美之间积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     

非对称同盟内部矛盾与美菲关系的转折——以菲律宾对美国政策变化为主线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调整及美菲在南海问题中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个层面影响要素的解释能力,指出美菲关系在克服这些矛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此类同盟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与化解的条件.     

论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冷战时期,日美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应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最重要也最为核心的双边同盟。在日美同盟建立和初期发展的过程中,东南亚因素是重大影响因素,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第二,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第三,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的认知与回应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日本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有着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对于中美的整体性竞争,日本认为其在态势上是长时期、大范围和多领域的,其根源是秩序主导权之争;就影响而言,对日本有利有弊.对于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日本认为其主要集中在地缘战略和经济领域,在中国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也有体现.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是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     

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在中美权力与信任之间

亚太联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柱,推动联盟的调整与转型是美国亚太战略实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美国亚太联盟转型明显,不仅表现为联盟区域扩大、联盟利益拓展,还出现了联盟结构调整与联盟互动增强等趋势。联盟的内在变革、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崛起的地区效应等因素被认为是影响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重要动力,但其内在机制并不明晰。相对而言,将中美关系作为推动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具说服力。具体而言,受中美关系中的权力差距与信任水平影响,美国对华战略在遏制与接触中呈现不同态势,美国的亚太联盟因此具有强弱变化。对华战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为了管控中国的崛起,美国借助其亚太盟友共同向中国施压。不过,冷战遗留的各自为战的双边联盟很难适应美国当前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的需要,为此,美国需要推动其亚太联盟转型。受美国对华战略的遏制与接触强弱程度变化影响,未来美国亚太联盟将呈现北约化、岛链化、雁阵化和赫尔辛基化四大趋势,这将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前景论析

"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该战略实施以来虽一直饱受争议,但大体得以推进并取得了显著收益,特别是扩展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和战略存在,同时对中国崛起构成了一定的战略压力。然而文章认为,伴随着再平衡的不断演进,地区国际政治变迁已使美国在亚太过度扩张,它集中体现为亚太再平衡的内部和外部战略成本,包括盟友体系的弊病和风险、中美战略互疑的不断加深、跨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面临的内外挑战、美国国内政治"迷思"对该战略有效性的伤害以及美国在其他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困难高于预期等,已经逐渐超出其上述战略收益。在这种困境下,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着在战略上"保持介入"和"进行收缩"的两难选择。尽管截至目前,美国国内围绕以上两种选择的争论仍在持续,但对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调整已不可回避。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不稳及中美就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达成共识的背景下,未来5到10年,陷入过度扩张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更有可能朝着"有限收缩"的方向发展。     

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机遇和挑战

"萨德"问题的困境在于,韩国认为"萨德"可以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和维护美韩同盟的利益;中国认为"萨德"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必需品,却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韩国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了支持美国,并打开了美国在其东亚盟国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门。这种分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中美竞争"和"韩美同盟"两大结构性限制下的必然矛盾。当前,随着文在寅政府均衡外交的开展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立独行",中韩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但两国也应当对伙伴关系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审视,降低对彼此的期待,加强管控矛盾和分歧,在既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渐进式发展。     

美国学者研究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困境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不确定性的担忧逐渐加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研究中美战略关系时越来越强调对华战略竞争因素,强调美国应扩大和改善同其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特别是改善和那些对中国长期抱有忧虑的国家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合作具有多种目的,但目前的重点是建立防止或劝阻中国通过强制外交扩大在该地区影响的机制,同时利用这些合作加强其盟友和合作伙伴抵抗中国影响的能力和信心。文章运用现实主义分析方法,论述当代美国学者研究中美战略困境的不同视角。     

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日美同盟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威权同盟"、"互助同盟"和"伙伴同盟"三个阶段,这一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是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同盟中的美日两国既相互倚重,又彼此制约,同盟性质也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发生着嬗变.21世纪,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和日本的日益强大,日美同盟将对亚太格局的形成与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拜登政府时期美日韩三边关系走向

拜登上台后高调宣示"美国回来了",试图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力,统一协调对华政策.与特朗普政府不同,拜登政府更注重"结盟围剿",其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试图将美日韩三边关系纳入中美长期博弈框架,将其打造为遏制中国的"堡垒".未来,预计拜登政府会着力修复持续恶化的韩日关系,在增强美日韩三边关系向心力的基础上巩固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以此为基础建立针对中国的更广泛的"民主联盟".借助发挥亚洲盟友的作用,以求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竞争中获取压倒性优势,达成压缩中国战略空间、夺取重塑地区秩序主导权的目标.     

“非对称制华”——论日本海上战略新思维

东亚地缘政治形势自2010年起急剧变化。以此为背景,日本对华威胁感知急剧升高,维系日美同盟的需求更加紧迫,扩充本国自主防卫力的意愿更为强烈。受此推动,日本海上战略加速转型,出现了所谓“非对称制华”新思维。它以中美西太两极对峙和对华长期战略竞争为预设,以维持日美同盟西太制海权和防控危机升级为目标,谋求依靠“扬长避短”的策略来扭转自身的资源与能力劣势。同时它希望借助威胁中国的战略软肋以最终夺回中日海上军事较量的主动权。其中“拒止+控制”的作战构想与“成本强加”的威慑构想是两大基本组件。中国应据此反思自身海上战略目标,增强战略弹性,管控行动成本,强化和对手进行长期竞争的能力。     

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问题研究

本文探讨了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在贸易平衡、汇率、投资等方面的表现,以及背后深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原因.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经贸摩擦"政治化"的上升,是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政治化"的结果,并非由两国国家战略的冲突引起.中美国内政治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正成为巩固双边关系的深层基础.从国内政治经济的角度考察这一问题更有说服力.文章建议,在关键利益问题上与美国"硬碰硬",将有助于调动美国国内支持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平衡、抵消保护主义势力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影响.中美经贸争端解决的"机制化"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

在全球层面,当前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收缩。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正在重塑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美互动如何塑造未来的亚太秩序,因而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文章认为,美国过去十余年间在战略上已经过度扩张,未来将继续大幅削减其军费开支,加之强有力的竞争者出现和对盟友承诺会持续加重美国的战略负担,未来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收缩已经不可避免。美国进行战略收缩可选择的手段很多,包括缩减在亚太的驻军、放弃部分战略承诺、与对手或潜在对手达成和解、分化对手的盟友和战略伙伴等。然而,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收缩的影响是复杂的,这不仅给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同时也给亚太秩序带来了挑战。为此,中国应该谨慎应对,追求有限的战略目标,秉持一种渐进性的战略。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