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数据治理推动数字化转型

近年来,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金融科技蓬勃兴起,成为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力量。准确把握金融科技发展新要求,建立金融科技监管基本规则体系,推动金融科技规范应用,全面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努力发挥科技引领作用,加快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步伐,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对于金融业实现高质量高水平发展意义重大。本期专题,我们特邀请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服务企业相关专家,就科技应用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路径选择和具体实践进行讨论。     

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变迁和效果评价

资本监管是审慎银行监管的核心。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监管当局开始建立并逐步改进资本监管制度。本文分银行体制商业化转型初期、市场化银行体制形成时期、银行体系日益国际化时期三个阶段,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系统性考察,全面评估不同时期资本监管的效果。本文认为,国有银行改革、银行体系开放、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和资本监管制度与国际标准接轨四个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为资本监管制度变迁注入的动力,决定了资本监管制度演进的方向;资本监管制度的变革既反映监管当局风险监管理念的进步,也体现了监管当局为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推动银行业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等多目标同时实现所做的持续努力和必要妥协。     

“稳、去、降”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迈向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稳金融、去杠杆和降成本,新时代经济增长需要金融供给侧结构性的持续深入改革。过去的2020年,中国金融业控风险、降成本、推普惠,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携手推动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的一年,我国应该坚持改革开放,通过公允定价和科技力量来推动资本的有序流动,实现金融稳定发展,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宁波钱庄业过账制度对现代金融业的启示

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相关的金融制度越来越完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风险问题、实体经济发展难等。文章对近代钱庄过账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反思宁波钱庄业过账制度的发展史，提出以下建议：一是金融业发展必须以实体经济为基础，为小微企业输血，改善经济大环境，取得双赢；二是注重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只有信用良好，获得存贷双方的认可，才能良性运营；三是大力发展金融科技，金融业应该结合科技，大力创新，为经济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加强有效风险监管,有序推动金融创新——基于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风控视角

金融业作为一种特殊行业,其创新必须始终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满足特许经营的资质标准,坚持持牌经营原则,严格市场准入和业务监管是对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类机构的基本要求。平衡好金融创新、风险防控、金融监管的关系已经成为业界共识。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必然增加金融创新风险从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经验教训看,一旦金融业创新超过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与风险管控能力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区域性或行业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     

迈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勇担银行业监管新使命

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在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业和金融监管再次提出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银行业监管部门要深刻认识经济减速换挡、结构调整优化、新旧动能转换三个经济金融新常态的特征,把握银行业从表内到表外、线下到线上、持有资产到管理资产的三个发展新趋势,掌握应用好监管科技新工具,有效应对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挑战,回归风险为本、合规为纲的监管理念,肩负起监管新使命。     

权威观点

周小川：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周小川在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表示,第一,要继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第二,要使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第三,要大力推动金融改革创新,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第四,要大力推动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坚持进行利率、汇率和人民币跨境使用等方面的改革。第五,要全力坚持并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特别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第六,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应对好全球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     

资本监管制度变革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与思考

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是我国全面落实巴塞尔协议Ⅲ,完善资本监管的重大制度创新。新的资本办法提高了监管资本要求,扩大了风险覆盖范围,合理调整了风险权重,将有效提升我国银行业的资本质量和抗风险能力,优化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其经营模式的转型,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进一步处理好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在提高资本要求和防控风险的同时,适度开展金融创新,促进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筑牢金融创新风险防范堤坝

创新是推动金融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在金融支付、金融科技、金融产品、金融主体以及金融监管等方面持续创新,在供给侧丰富了服务内容,在需求侧满足了客户差异化的需要。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和风险。对此,金融机构要保持清醒的认知,合理把握创新与风险防控的关系,在坚守风险防控底线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金融科技提质增效，赋能银行智慧发展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金融科技逐渐从后台走向前台,已经成为推动金融企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新途径、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机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新利器、加快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在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时代浪潮中,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秉承“科技引领、创新赋能”的理念,顺应时势和客户需求,着眼于跨业、跨界、跨境转型发展,积极推动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全面赋能,持续推进“数字工行”建设,实现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双升级。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充分考虑中国信贷市场本地竞争特征的基础上,利用手工收集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独特数据构造了城市层面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指标,并将其与2002-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合并构造基础数据库,考察了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一个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这支持了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市场力量假说”;其次,从影响机制来看,一个更具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更有利于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最后,银行业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那些面临更多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小企业、非国有企业、新企业和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从银行业竞争中获益更大。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地方金融发展能够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吗?——一个基于城市商业银行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城市商业银行的设立为自然实验,结合1990-2015年中国295个地级市数据以及成立的184家城市商业银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地方金融机构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商业银行的成立显著促进了城市FDI的流入;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进行倾向得分匹配(PSM)估计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结合企业数据证实城商行的设立提升了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而影响FDI的区位分布。对城商行兼并和异地扩张行为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商行经营规模的扩张,无论是对属地还是异地城市FDI的促进作用均不明显,而城商行资金规模的扩张对FDI有明显促进作用。这些发现将为我国完善金融体系和升级银行业结构、吸引FDI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融资租赁、银行信贷与企业投资

本文从企业投资视角探讨融资租赁与银行信贷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以及融资约束对于两者关系的作用机理。通过手工整理中国沪深两市 2004-2016 年间全部 A 股上市公司的年度融资租赁数据,并结合公司财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融资租赁和银行信贷都能够显著促进公司投资效率提高,并且融资租赁对于银行信贷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本文进一步从融资约束视角验证融资租赁替代银行信贷的影响机制,发现公司的有形性资产净值率较低、资产负债率较高或是民营企业,则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严重,融资租赁对银行信贷的替代作用就会越大。这不仅为融资租赁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也对于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六稳”“六保”具有政策启示。     

银行竞争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分支机构空间分布的研究

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和2009年,我国先后两次放松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规制,银行分支机构空间分布发生了较大变化,银行竞争水平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明显提升。本文利用2001-2012年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以企业周边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衡量银行竞争水平,研究银行竞争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加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表现在投资不足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和代理冲突减弱是银行竞争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拓展了银行竞争以及企业投资和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文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银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银行业竞争、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专利申请数据与银监会公布的金融许可证数据相匹配,考察银行业竞争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竞争的加剧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提升其创新能力。在弱化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以及位于市场化水平高和法治环境好的地区的企业,银行业竞争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其创新的效应更加明显。此外,本文还发现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竞争能更好地推动企业创新。因此,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能有效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困境,激发创新活力。     

去产能政策与融资租赁

本文对去产能政策和融资租赁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内在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基于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租赁交易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去产能政策推动了融资租赁规模的扩张,而融资租赁规模的扩张又反过来削弱了去产能政策的效果,但程度有限。进一步分析表明,去产能政策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推动了融资租赁的扩张:去产能政策限制了产能过剩企业从银行等主流融资渠道获得长期资金的能力,这一方面激发了这些企业对融资租赁等融资方式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增强了银行通过融资租赁进行监管套利的动机。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本文发现有助于制定更加科学有效、与金融体系相互协调的产业政策。     

中国银行业竞争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事实,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视角探究银行竞争如何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以2003—2019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银行竞争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以放松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为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计量结果为识别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效应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弱化“信贷扭曲”和“监管套利”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和投资机会较少的样本中尤为明显。     

对外开放是否导致银行业的风险上升？——基于外资持股比例与海外资产占比的实证检验

对外开放是否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上升,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本文基于中国392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检验了“引进来”(用外资持股比例作为替代指标)与“走出去”(用海外资产占比作为替代指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外开放与商业银行的风险之间呈现非线性曲线特征并存在临界点;对中小型商业银行而言,过高的外资持股比例与过低的境外投资规模会带来风险;对大型商业银行而言,境外投资规模存在一个阈值区间,在阈值区间内,可能导致银行风险上升。政策建议是:外资参股中小型商业银行的比例可能不宜过高,鼓励中小型商业银行加大境外投资力度,大型商业银行可以根据特定时期的目标来调整对外开放策略,同时应强化风险预警与防范手段,在坚持与扩大银行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实施宏观审慎原则,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