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科技创新与绿色GDP——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对比

通过构建嵌入政府质量和科技创新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4~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质量、科技创新对绿色GDP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绿色GDP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及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权重矩阵影响下,不同地区的政府效率、市场化程度、公平程度和腐败程度对绿色GDP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效率、公平程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绿色GDP增长,却会抑制比较落后地区绿色GDP的增长;市场化程度对大部分地区绿色GDP呈现促进作用;腐败程度对地区绿色GDP增长呈阻碍作用。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绿色GDP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升绿色GDP发展水平不仅需要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为绿色GDP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政策指导意见,还需激活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绿色GDP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和中部五省的比较研究

21世纪以来，中国总体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不同区域的发展仍存在着较显著差异。从长三角和中部五省的科技创新现状出发，选取两个地区1999—2014年的数据，通过面板模型测算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在长三角还是在中部五省，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小；长三角的科技创新能力高于中部五省；长三角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大于中部五省。     

地区经济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联性分析

首先采用聚类分析法对我国的省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标准、基础设施水平标准、技术能力标准进行了分类，然后应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各地区经济条件的差异对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最后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1）在经济发达地区，FDI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2）在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FDI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在基础设施较差的地区，市场化更能促进经济增长。（3）在科技能力较高的地区，FDI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在科技能力较低的地区，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绿色投资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新发展理念五大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使用2004~2017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就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我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各地区差异较大；从Moran’s I结果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绿色投资与市场化进程相结合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比绿色投资单项指标的作用更显著；市场化条件下的绿色投资仅对本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但对相邻省市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呈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虹吸效应"。     

异质性研发与“生产率困境”——基于政府和市场调节效应的研究

基于生产率困境理论，运用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际数据，通过对实体经济技术效率的结构分解，分析异质性研发对实体经济持续性技术效率的影响以及政府和市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持续性技术效率增长停滞是制约实体经济总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颠覆式创新对提高实体经济持续性技术效率存在抑制作用；渐进式创新对提升实体经济持续性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要突破中国实体经济生产率困境，必须注重政府和市场对不同研发活动的互补效应，颠覆式创新更需要"有为政府"的大力支持，渐进式创新更注重"有效市场"的配置作用和"有限有为政府"的外部效应。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构建兼顾污染排放和环境治理的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绿色指数RGI,测算了各省的相对绿色GDP,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8～2009年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30个省市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非常强的空间依赖,表现出东高西低的两极分布空间集聚格局。政府环境管制、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考虑环境因素的省域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的推动作用,间接促进了空间集群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所有制结构中的国有成分和对外经济发展对环境约束下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而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经济增长视野下政府支出效率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政府支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评估政府支出效率、分析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对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运用DEA—Tobit两阶段分析法评价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对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各省政府支出效率呈现多峰分布。政府支出效率与财政分权程度和开放程度负相关,与工业化程度、人口密度、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治理水平正相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关系不显著。     

偏向性的土地供给政策是否抑制了金融深化的经济效果

以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企业生产技术的选择作为分析起点,采用信贷配置效率度量金融深化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的程度,利用199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就偏向性土地供给政策下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土地供给偏移的政策背景下,人口密度与房地产投资的匹配对区域间信贷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增加中部地区建设用地指标所引致的房地产投资与地区人口规模匹配,有助于信贷配置效率的提高;紧缩的用地政策提高了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成本,抑制了该地区信贷配置效率;西部地区人口规模小,富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引致房地产过度投资,降低了信贷配置效率.总体来看,以公平为目标的土地要素区域平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国有资本参股影响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促进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采用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公司2009—2022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即显著促进了实质性绿色创新，而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程度提高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环保补助和政府补贴；环保补助（政府补贴）增加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且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国有资本参股对环保补助（政府补贴）促进民营企业实质性和策略性绿色创新分别具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国有资本参股具有资源获取效应和治理改善效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创新资源，也能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在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同时形成实质性创新偏向。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参股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偏向性在绿色发展意愿较弱、非重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小地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应在持续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重视并解决好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民营企业的绿色发展意愿，促进民营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提升。     

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综合测度及其时空分异特征

基于效率、结构、环境系统三个维度构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对2003—2012年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测度，揭示其总体水平及各子系统质量水平的动态变化特征，并运用空间关联指数方法分析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分异及其演化特征。研究表明，10年间中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整体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且子系统质量水平与整体水平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相邻省域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质量水平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省域，并向内陆扩散，质量水平冷点区域集中分布在西部省域，且省域数量不断减少；进而提出提升旅游产业效率、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加强人才、知识、创新的促进作用等对策建议，为推动中国旅游业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提升旅游经济增长质量和发展效率提供借鉴和参考。     

货币幻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与比较

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货币幻觉影响经济增长的两种可能路径；研究了在东中西部的十五个省市货币幻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行了比较。本文研究表明，从十五省市整体上看，货币幻觉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具体到不同地区的省市，货币幻觉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完善政府披露通胀率的制度，有利于将居民的货币幻觉程度保持在一个较低的不损害经济增长的水平。     

中国工业的绿色创新效率

在绿色经济席卷全球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基于SBM-DEA三阶段方法,评估中国省级区域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比较分析中国省级区域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现状。结果表明：中国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偏低、差距大,总体呈现东高中低;当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阻碍了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环保规制强度和教育环境虽未能有效发挥其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但教育环境的整体表现要好于环保规制强度。因此,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立绿色创新的软环境,推进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提高中国工业绿色创新效率。     

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与企业家精神——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在重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国1992~2011年省级层面的数据检验了制度环境中的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等制度变量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作为制度环境替代性变量的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均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具有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与两种类型的创业活动均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对私营企业家创业活动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企业家创业、创新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在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     

科技创新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基于2008—2018年安徽省16个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探究科技创新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总体上正向促进安徽省经济增长，但各市影响力系数存在差异性，并非所有地区(市)的科技创新影响因素都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由于人才竞争激烈、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完善、科技创新投入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有些地级市的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造成了负的外部性。     

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基于云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云南省16个地州1995～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云南省经济增长中结构变迁的特征、各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各地州市地区差异对其人均GDP影响很明显，且各地区人均GDP存在着显著不同，同时各地州市三次产业的差异也很大。基于三次产业对人均GDP的增长的拉动程度不同，云南省的产业发展应根据各自的产业弹性安排各自优势发展产业。     

市场化营商环境、银行债务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关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和实现，但近年来由“融资难、融资贵”引发的企业创新动力不足问题亟需重视。立足于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改革视角，考察银行债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与国有企业相比，银行债务对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银行债务在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改革进程较快的地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市场化营商环境会通过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异质性影响。在市场化营商环境优化改革进程中，应重点建设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构建新型银企关系，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倒逼企业创新驱动发展。     

融资依赖、金融发展与出口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中国２９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发展在具有不同外部融资依赖程度的地区对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信贷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主要融资渠道，对促进地区贸易增长有显著影响。但不同融资渠道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不同的地区产生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地区经济越是依赖外部融资，金融发展对该地区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经济规模与增长效率差异收敛性研究

借助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增长效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进行分析，可以考察中国区域经济规模对增长效率差距收敛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整体增长效率存在β收敛，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均呈现出区域增长效率收敛特征，而西部区域增长效率变化趋势是发散的。整体经济生产效率差异会随经济规模差异缩小而呈现发散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也表现为发散趋势，而西部地区会随着经济规模差距的缩小而呈现收敛特征。西部地区应实施局部均衡的发展战略，通过寻找自身优势和突破，避免落入低水平发展陷阱，更有利于增长效率提升和收敛；东部和中部地区应通过整体的区域和产业政策配合，加快打破区域联动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为合作重点，更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和生产效率提升     

经济市场化、金融发展与反腐败

运用中国省级水平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的面板数据,系统研究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对腐败行为的影响,并考察经济市场化在影响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情况下,经济市场化和金融发展都是有效抑制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经济市场化对金融发展腐败治理效应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除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对腐败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外,经济市场化的其他四个方面因素都对腐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要素市场发育还能显著增加金融发展的腐败治理效应,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相反。对于惩罚性和威慑性的腐败治理策略而言,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推动金融发展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海归高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2014~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高阶梯队理论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海归高管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海归高管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海归高管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和研发投入水平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探究调节机制后发现，在企业绿色创新活动方面，政府质量、市场竞争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内部控制水平与海归高管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直辖市地区、高外部监督水平组中，海归高管对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区分绿色创新类型后发现，海归高管对创新要求较高的公司绿色发明专利促进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