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中国对外开放——基于区域分异的分析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面临着外贸和外资遏阻、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文章从区域角度对我国对外开放分异趋势的考察表明,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从东到西表现出明显的梯度递减趋势;文章对贸易方式结构指标与外商投资出口贸易度指标的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开放的影响从东到西依次减弱,同样呈梯度递减趋势.短期内我国对外开放区域差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会有所减小.但长期来看,我国对外开放区域差异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要根据国内不同区域成本、市场、集聚及制度等因素而定,目前尚不能作出明确判定.     

产业政策、集聚经济与异质性企业贸易方式升级

外资企业为主体的加工贸易是我国外贸出口蓬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关注渐进式开放战略下,以政策引导为主要推力的产业集聚对出口企业贸易方式的影响。对产业集聚进行多指标、多层次的度量后,以大样本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并未促进企业由加工贸易向产业链分工位置更高的一般贸易转型,产业政策加剧了集聚对贸易方式升级的阻碍作用。由政府制定主导产业目录,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企业在开发区内大量集聚的发展方式,虽然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外贸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却不利于集聚正外部性的发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外资的依赖和产业政策的过度干预,为国内企业创造参与国际竞争的良好环境和自发集聚条件。     

城市化、创业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湖北省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包括要素投入与创新环境。在对区域科技创新及其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创新系统要素投入与创新环境影响的分析模型,并利用湖北省各地级市近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其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系统的要素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显著影响,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FDI的流入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城市经济空间格局因素中,经济密度促进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城市化水平与创业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不明显。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应促进城市化模式转变,增强城市化发展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带动作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发挥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产业集聚水平;激励科技创业,提高创业质量。     

人力资本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基于2007年各省的经验分析

借助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用各省2007年的数据分析人力资本区域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得出人力资本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其产出弹性远比不上物质资本,这说明我国大部分省的物质资本投入还有很大空间,尤其是我国的东北与西北地区,受物质资本限制,人力资本集聚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够明显。因此,国家应加大不发达地区的物质资本投入,一方面能直接扩大产出,另一方面能吸引人力资本,间接扩大产出。     

安徽服务业利用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

随着安徽省经济的发展以及服务业逐渐地向外资开放,研究服务业利用FDI的区位决定因素对安徽省合理引进FDI,加快发展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安徽省利用外资的现状,影响安徽省服务业FDI区位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潜力、资源禀赋、产业集聚、制度因素等,对此应采取优化服务业外国投资结构,完善投资制度环境,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形成区域经济竞争优势,促进安徽省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扩大与优化。     

市场整合促进区域创新发展研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3—2018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分析市场整合促进区域创新的效应和机制，并探讨不同地区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商品市场整合通过扩大新产品市场潜力促进区域创新，资本市场整合则通过提高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发挥积极作用，劳动力及资本要素市场整合通过促进技术空间溢出对区域创新产生间接影响。在创新路径的选择上，各省市均需加快推进商品市场整合，而创新资源稀缺地区应加强要素市场整合，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来弥补资源禀赋的“短板”。与此同时，各地区应发掘本地创新发展的比较优势，理性选择技术合作或“技术-产业”配套的协作创新道路。     

对外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在总揽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对外开放与制造业区域集聚的命题进行了系统梳理,鉴别出了对外开放促进制造业区域集聚的三个机制,分别为制度转型机制、技术溢出机制和基础设施机制,由此构建了一个机理系统。利用中国现实数据对上述机制进行的经验检验表明,对外开放主要通过制度转型机制和基础设施机制来对中国制造业区域集聚发生作用,技术溢出机制尚未显现。在此基础上的实验模拟显示,不同作用机制下,对外开放对不同地区制造业集聚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这种差异随着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呈现出发散态势。     

引进外资与国内要素积累对出口增长相关性的研究

本文在概述有关国际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核心观点：决定一国出口实绩的主要因素为国内要素的积累而非外资流入等外部因素;实行过度开放的外资政策并不一定有利于出口或经济增长。文中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采用大量数据对有关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所获得的结果支持了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国内要素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决定出口增长的论断。政策意义在于对外开放应有利于国内要素的积累,纠正歧视性国民待遇的偏差。     

流通成本变动与制造业空间集聚机制--基于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心－外围模型,通过流通成本和流通供给能力这两个核心概念,运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探讨流通成本变动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作用机制,依据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经济的相关数据剖析流通成本的构成并计算各地区的显性流通成本和隐性流通成本。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各地区的流通成本差异显著,隐性流通成本对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十分显著,流通成本与制造业集聚之间呈负相关,中国各地区流通成本差异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针对流通成本变动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作用机制,本文试图提供一个研究区域范围内工业集聚、市场潜力与地区收入差距的分析参照。     

旅游产业区域集聚的影响因子研究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旅游产业集聚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形成规模效应,对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世界各个区域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发展战略。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影响旅游产业集聚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影响旅游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并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分析影响因子与集聚度的关系,最终提炼出影响区域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为旅游市场、旅游产业链、旅游交通、旅游资源。     

安徽经济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安徽省对外开放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已不再是单纯地把外资及外企“引进来”,而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出去”,多领域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在构建对外经济开放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经济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安徽省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最后提出安徽省应继续扩大对外贸易,促进砌流入,加快境外直接投资步伐,进一步提高经济开放度,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零售业区域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含义

我国零售业区域集聚作用日益凸显并逐渐被人们认识,本文利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商对我国零售业的区域集聚趋势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我国零售业区域集聚的因素做了实证研究。文章研究发现,我国零售业区域集聚度呈下降趋势,人力资本的投入与零售业地区集聚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而政府政策以及地区居民购买力与地区零售业的集聚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从地理位置来看,各地区零售业的集聚发展与该地区的地理位置所代表的消费习惯等因素有关,且东中部地区受该因素正向影响较多,而西部地区反之。文章最后还根据这些研究发现提出进一步促进我国零售业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推动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以维护产业安全为背景

产业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对于开放经济体而言，对外贸易是连接国内外市场和国内外产业的主要通道，通过进口和出口影响产业竞争力和控制力，因此与产业安全密切相关，对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当前，严峻的外部环境对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发展产生一定冲击，稳外贸稳外资一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危机，另一方面也迎来难得的潜在机遇。面对新形势，黑龙江省应结合当前的发展需求，通过巩固传统市场和开拓新兴市场两条途径稳定外贸，运用短期政策刺激和培育长期引资优势稳定外资，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从而更好地维护黑龙江省经济利益和产业安全。     

数字技术与中国省区产业增长——基于双重差分非线性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地区和产业特征相结合,利用双重差分非线性计量模型考察数字技术对中国各省级区域各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地区产业增长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从动态演化视角来看,2004年、2008年和2013年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产业增长,即“技术创新效应”和“相对优势效应”大于“创造性破坏效应”;2018年数字技术对产业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存在“生产率悖论”,意味着各产业数字技术中间投入比例较低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及地区无法发挥“相对优势效应”抵消了“技术创新效应”。分区域角度来看,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对产业增长的推动作用较显著。从不同产业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对重工业产出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对轻工业产出增长则在某些年份呈现负向阻碍作用。     

产品内国际分工、地区专业化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从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新地区专业化角度,探讨了新地区专业化对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国际分工格局演化过程中,各地区对外开放也形成了不同的专业化道路。东部新地区专业化特色更加明显,中西部基于产业间、产业内国际分工下的地区专业化特点则更为突出。考虑到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性,新地区专业化发展通过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等,呈现对区域经济增长更稳健的促进作用。     

城市行政级别、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随着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之一,但是经济增长红利及国际贸易带来的收益却存在地区间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国内这种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及外商直接投资在各地区分布的不均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尝试从城市行政级别和产业集聚的视角来看待国内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城市行政级别作为政府干预的载体对经济发展的干预作用极少被关注,本文认为城市行政级别和产业集聚能够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直接影响,并且产业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会受到城市行政级别的间接影响,希望通过对三者作用机制的研究能够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在招商引资方面有所启示。     

长三角高技术出口:从产业集聚走向产业均衡——基于面板联立方程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发现

长三角地区是全国高技术产业集聚最为集中和外贸出口最为发达的地区。本文利用面板联立方程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全面分析了长三角高技术产业集聚与贸易出口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外贸出口具有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作用机制;高技术产业集聚已经超过最佳规模,发展遇到瓶颈,需要长期的培育和市场选择;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已不具备贸易成本优势,本地市场效应有限;外商直接投资不能促进产业集聚;长三角高技术产业迫切需要走出去,从产业集聚向产业均衡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依附于制造业并衍生于其内部的生产工序和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好坏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系统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业协同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显著,对高能耗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程度高于中能耗和低能耗类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影响并不显著,对混合贸易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作用要远远大于加工贸易企业与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会通过提升成本加成率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的方式提高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究还发现,法制环境和电子商务应用强化了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     

外资并购对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影响

全球化背景下,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形成路径发生了改变。外资并购对东道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它不仅能促进东道国产业成长、技术进步,而且有利于东道国产业集聚形成、生产规模扩大及出口数量增加;但同时也可能使外资企业的市场支配力加强、抑制本土企业的成长、危害东道国产业安全。我国应利用外资并购这种高层次利用国际资本形式,为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提供新的推动力。     

外资区域转移与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基于江苏省主要城市的实证研究

作为发展中大国,外资将在相当长时间内对我国包括城镇化发展在内的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根据外资大省江苏省特有的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特征,以苏南苏中苏北的13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外资区域转移、集聚和城镇化的相互关系,通过对不同层次地区城镇化增长中水平贡献和迁移贡献的分解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FDI与城镇化相互作用的机理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内部存在外资区域转移的现象,FDI与江苏省城镇化发展存在良性互动关系,苏南、苏中、苏北外商投资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存在差异,外资促进了江苏省城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