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views模型的中国经济杠杆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山东省8家非金融企业为例

中国经济杠杆率维持在合理区间,对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具有重要作用。深入研究经济杠杆率的影响因素,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大意义。运用Eviews模型,选取山东省8家非金融企业2006—2015年的相关数据,对影响杠杆率的多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营业利润率、工资和在建工程、银行依存度在短期内与杠杆率呈负相关,长期则相反;两项资金占用、企业规模在短期和长期均与杠杆率呈负相关;信贷投放在短期内与杠杆率呈正相关,长期则相反。     

如何"混改"更好——国企混合所有制股权组合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股权组合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首先,构造了一个"国资股东—民资股东—外资股东—经理人"四方参与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推导了混改国有企业不同的股权组合模式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然后,使用199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取前沿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发现了如下主要结论: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绩效,采用非国资控股方式进行混改的企业绩效总体上高于国资控股企业,而且新引入的资本中有主导资本类型的企业绩效高于无主导资本类型的企业;在国资控股的情况下,民资主导的企业绩效高于外资主导的企业;在非国资控股的情况下,外资主导的企业绩效高于民资主导的企业.上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的影响渠道包括提升收入和降低成本两个方面,外资股东在改善出口方面更具优势,民资股东在降低企业的管理费用和用工成本方面更具优势.本文的研究发现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具体方式与影响效果的相关研究,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政策借鉴.     

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与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2000-2015年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

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是衡量金融体系风险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同样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选取2000-2015年的月度数据,使用SVAR模型、ARCH模型等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试图说明和解释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杠杆率和经济增长等三者之间存在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短期内都会拖累经济增速;如果经济增速能够维持一定程度或者有所增加,对于降低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会有所帮助;而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杠杆率在短期内是相互促进的。因此,要加大对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的防范。     

最优结构性减税——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的方式减轻税收负担,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本文首先构建了符合中国税制结构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然后利用此模型模拟了中国近年来结构性减税对社会产出的影响,并利用反事实模拟选择最优结构性减税政策.本文发现,结构性减税并不总会提振经济,体现在:(1)增值税三次下调对社会产出均有正向作用;(2)个人所得税免征扣除额提高对社会产出有负向作用;(3)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免对社会产出有正向作用;(4)在相同减税总额下,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减税,对个人所得税增税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可以实现社会产出最大化.     

减税、要素产出弹性与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CSSCI

由于技术异质性,企业会面临不同的生产前沿,具有不同的要素产出弹性和技术效率,而减税如何通过影响要素产出弹性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企业效率研究的新视角。本文构建了潜类别随机前沿模型,以几种典型的税率式减税和税基式减税为条件类别变量,探究不同减税方式对企业要素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样本企业可以归属于两个技术类别,类别一具有更高的要素产出弹性、技术效率值和技术进步率,而类别二的技术效率增长率较大;二是税率式减税和税基式减税表现出不同的强弱效果,企业所得税减税优于增值税减税。因此,本文建议扩大企业所得税税率式减税和税基式减税的适用范围;根据企业规模和年龄确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增加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的产出要求;减并和下调增值税税率以提高要素产出弹性、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营改增"、市场化进程与经济效应——来自中国外贸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5年中国外贸上市企业为样本,检验"营改增"对外贸上市企业税负与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营改增"显著降低了企业税负,提高了企业价值,且上述结论在市场化水平更低的地区更加显著;路径分析表明,"营改增"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税收返还来改善企业价值.进一步考虑政策实施时长的影响发现,"营改增"的减税效益存在滞后效应,且税负的缓慢降低会伴随着企业价值的显著增加.以上结果可为利益相关者评价"营改增"的经济效应提供有益借鉴.     

金融杠杆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新的计量证据与机制识别

本文基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以及杠杆率居高不下的现实背景,从地区层面考察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在理论上,本文在厘清金融杠杆率经济增长效应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的结构性失衡损害了杠杆本应具有的积极作用.在实证上,本文借鉴广义杠杆率的思路,构建城市层面的杠杆率指标,采用2003-2017年地级市的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城市杠杆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地区实际GDP增长率平均降低约0.015个百分点.机制研究表明,负面影响主要源于城市杠杆率的加大降低了物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而且在深层次上与工业盈利能力的下降、金融投资的增加有关.调节机制研究表明,国有经济和僵尸企业比重等表征的经济结构失衡是加大杠杆率对经济增长不利影响的重要因素,创业创新、对外开放等改革举措可以减弱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与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为化解债务风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开发区升级与城投债杠杆率:影响机制与异质性

本文基于省级开发区升级的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6-2017年13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倍差法研究了省级开发区升级对城投债杠杆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能显著且有效降低城投债杠杆率,该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开发区升级不会明显增加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并导致城投债杠杆率上升,但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和房价上涨,从而有效降低了城投债杠杆率;(3)异质性分析表明,开发区升级密度与城投债杠杆率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升级对降低城投债杠杆率的作用不仅会随资源(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而递增,而且会随地方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而增强.鉴于此,本文提出严禁地方政府滥设滥建开发区、防止"开发区泡沫"、科学把握开发区升级政策边际效用、努力推动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政策建议.     

从金融危机看中国企业出口退出与企业财务状况的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8～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从融资约束的视角来探讨企业财务状况对出口退出的影响,并对比企业财务指标在金融危机期间和非金融危机期间对其影响的显著性。研究发现。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段大多数处于2—6年之间;金融危机期间,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始终高于非危机期间：流动性强的企业出口退出风险要低．但杠杆率对出口市场退出风险有负效应,与我们的研究预期不一致。文章并进一步考虑了金融危机的调节作用,金融危机期间相对于非金融危机期间．流动性对企业出口退出风险的影响反转为正效应．杠杆率对企业出口退出风险的影响在减弱,高借贷比的企业相对于低借贷比企业有更强的出口优势,出口退出的风险相对要小。     

新所得税背景下筹资活动的所得税筹划研究——以税负率与资本结构的关系为例

2008年1月1日我国实施了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本文从资产负债率与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关系八手，研究在新的所得税法规背景下，两者的关系较原税法背景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用区间分析与回归分析对假设进行检验，以总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长期负债率作为负债率变量，分别检验其与企业所得税税负率之间的关系，并与2005年一次相似研究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分析。旨在对新税法背景下企业是否改变了所得税筹划中对负债的处理方式。     

对企业所得税中有关“不征税收入”的理解

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中规定不征税收入分别有3种:财政拨款收入、依法收取且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类型不征税收入.然而,企业在具体实施中有些把握不准,如何厘清不征税收入,在此,通过实际工作谈谈自己的理解.     

企业所得税税负归宿与收入分配

企业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将企业所得税税负归宿问题内生化来研究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使用2010年的数据研究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归宿发现,相对于国家实际征得的企业所得税,资本要素承担了超过100%的税收负担,而劳动要素在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归宿中受益;在收入分配方面,企业所得税具有一定的累进性,能够减少城乡之间、城乡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所得税对不同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大体呈倒U字型分布,因此,降低企业所得税虽然可能导致收入分配进一步恶化,但有利于提高最低收入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提高企业所得税虽然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但应注意配合其他措施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税收筹划在公司管理中的效益性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应尽的义务,而企业是以获得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标,故谋求合法避税便成了企业的最佳选择。企业要实现合法节税增收,提高经济效益,应当根据税务筹划具有全局性、合法性、预见性、选择性、收益性等特征的要求,采取合理缩小税基、选择适用的较低税率;合理归属纳税年度,延缓纳税期限;合法转移税负等措施,从而增强抵御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的能力,最终达到税务筹划目的。     

公司治理与避税行为研究综述与探讨

本文以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避税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的避税行为普遍存在于商业活动中,会为企业带来风险。本文对此在综述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探讨,为公司治理提供建议。     

通过企业所得税提高海关估价的合规性

海关可以通过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来间接核实申报价格。以企业所得税作为工具来保证海关估价的合规性,乃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两个税种之间的估价规则有共同联系。以企业所得税为目的的进口货物估价被认定为＂存货成本＂。     

管理层能力、权力与企业避税行为

企业避税问题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议题,但管理层特质因素如何影响避税行为却鲜有文献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2008-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能力与权力特征对企业避税策略的作用机制及其经济后果.实证发现,激进避税行为会损害企业价值,管理层能力和权力分别对激进避税产生了抑制和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管理层能力能够缓和激进避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灸面影响,而管理层权力的增强则发挥了消极的调节效应,揭示管理层的能力与权力特征在企业避税行为中可能展现出相对迥异的“光明面”与“黑暗面”.本文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以提升高管履职能力、优化权力配置为导向的公司治理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企业税、生产率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本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判断企业国内税、生产率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关系,基本结论表明:较高的国内税会抑制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生产率对税收负效应有调节作用,即生产率较高企业受国内税的负面影响会较小,生产率对税收扭曲的调节作用在理论上源于高生产率企业对间接税的转嫁较少,税负对贸易活动的影响较小;企业税的负效应至少部分通过提高加成率来实现;企业层面的实证检验结果显著地验证了上述理论判断,结论是稳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内税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负效应因税收政策和企业性质而异,企业税负效应及生产率的调节效应在高税赋企业中更大,民营属性有助于削弱税收负效应并提高生产率调节效应。可见,"减税降费"能够有效促进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结构性减税的效果会更加显著,改善生产率是深化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根本之道。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对企业纳税的影响

<正>一、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但是,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除外。"折旧"即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个人社保支出与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已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现有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且多使用横截面数据,分析结论难免有所欠缺。本文使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2002年至2011年我国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与个人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所得税与个人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在2002年至2004年逐渐增强,而在2005年至2011年逐渐减弱,其中个人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逆向调节作用不断增大是我国所得税与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再分配功能恶化的主要原因。     

Consumer Reactions to Corporate Tax Strategies: Effects on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Purchasing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linking taxation, marketing,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present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media reports on aggressive and responsible corporate tax strategies (CTSs) on corporate success with consumers. By means of two laboratory experiments (N = 150, 360), we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he CTSs on corporate reputation,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and th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aggressive CTSs diminish corporate success with consumers, whereas responsible CTSs enhance it. Nevertheless, consumers are not willing to pay a price premium for products sold by responsible tax-planning companies, but rather punish aggressive tax-planning companies through a slightly lower willingness to pay. Finally, consumers’ tax morale and their attitude toward tax avoidance are important moderating variables. Given the growing level of media interest in taxation, our findings are crucial for assessing consumer-related non-tax costs and the benefits of different CT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