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发展框架下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西河村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我国旅游扶贫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影响到农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借鉴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结果,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以河南省西河村为例,对乡村旅游发展框架下的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受教育程度、能否获得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住房情况等因素正向影响着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农户实际耕种面积作为农户的自然资本负向影响着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农户家庭是否有男性成年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能否获得物质支持等因素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脱贫旅游地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及管理策略研究

生计风险及管理是可持续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本文以伏牛山区旅游脱贫县—栾川为案例地,使用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典型相关、logistic回归等方法,考察旅游农户风险及管理策略。结果发现：(1)后脱贫时代,旅游农户面临主要风险为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变化;(2)生计资产影响农户对长、短期风险的敏感性,并进一步对应于发展适应性和被动响应性风险管理策略;(3)生计风险与管理策略之间表现为特定压力—响应关系。研究的政策含义为：应强化知识、信息、心理等新兴资产建设;在增进农户与外部社会资本衔接的过程中,推动本地社会资本的复兴;对于高资产和低资产农户,应分别增进知识、就业信息的供给,以推动农户生计有序转型;通过社区旅游发展模式、政府支农政策等结构环境的创新,推动农户生产组织方式的企业化转型,是破解农户生计不确定性、增进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机制。     

农村社会组织提升社会资本及应对生计风险的作用研究北大核心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提升农户社会资本和降低农户生计风险是乡村振兴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理论分析社会组织如何提升和改进社会资本后,聚焦农村社会组织如何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积累与提升、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利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武威市、张掖市995位农户的调查数据构建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参加社会组织状态及类别、地区差异等因素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参加社会组织类别因素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意愿的影响作用显著,其中:服务类社会组织影响最大,文化类次之,经济类最小。(2)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对农户生计风险防范策略的影响显著,受教育水平对其影响存在“脱钩”现象。(3)武威市农户参加社会组织对农户生计风险应对的影响显著小于张掖市。     

林区农户生计策略的资本敏感性研究

探索林改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对提升林农生计和林业发展的可持续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以湖北省京山县为例,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收集基础资料,利用多元选择模型分析林农生计策略的资本敏感性特征。研究发现,农户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与社会资本得分均值依次降低,生计策略对五类资本均具有敏感性;自然资本的增加将导致农户生计策略"非林化"发生的概率减少,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则推动生计策略"林业化"概率分别增加6.078倍、1.946倍、1.478倍、1.356倍。     

滨海旅游背景下渔民生计适应模式与影响因素——以山东省任家台村为例

以山东省任家台村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渔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滨海旅游背景下渔民生计适应模式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滨海旅游背景下任家台村渔民的适应模式主要有旅游主导型、渔—旅兼营型、务工主导型、混合兼营型4种类型。②4种模式的生计资本相比,渔—旅兼营型混合兼营型旅游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低,与其他3种相差较大。③影响因素方面,在滨海旅游业发展与生计资本不同环境要素的影响下,渔民生计适应模式和结果在发生变化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生计资本结构和滨海旅游业发展。     

生计资本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北大核心

从CFPS数据库中选取3期4316个家庭的面板数据,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面板熵值法量化生计资本,利用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生计资本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结果发现:①生计资本对整体家庭旅游消费呈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该影响在城乡家庭、东中部地区家庭与东北家庭、不同年份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与高收入家庭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其中,东北地区家庭生计资本的边际旅游消费倾向高于东部地区家庭。相较于2014年和2016年,2018年生计资本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程度减弱。②生计资本通过提高生活满意度和增加可支配收入,有效促进了家庭旅游消费。基于上述结论,从家庭、政府、旅游经营者3个层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从优化生计资本配置视角改善家庭旅游消费行为,激发居民旅游消费欲望,并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STIRPAT模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研究——以武汉市城乡结合部为例

以武汉市城乡结合部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采用STIRPAT随机回归模型分析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差异。结果发现:(1)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2)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影响因子不同:纯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收入构成相关,一兼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主要与耕地规模相关,二兼农户农药化肥施用强度与非农活动程度、耕地规模、农户收入构成相关;(3)相比不分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能深入客观揭示地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为实现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农户幸福指数与农户生计研究——基于河北省围场县两个贫困村的调查

以河北省围场县两个贫困村为案例,从居住、就业和空间行为能力三个层面构建幸福指数,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探究农户幸福指数与生计活动的关系。结果显示:工资—经营、蔬菜种植、外出务工等生计活动对农户幸福指数的贡献度最大。利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从事高贡献度生计活动的家庭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社会关系与农户从事工资—经营生计活动为强正相关,家庭规模和农户平均学历与从事工资—经营生计活动为较强正相关。(2)将蔬菜种植和外出务工加入模型后,劳动力数量影响强度加大。从推进村域经营生计活动发展、提高农民技术水平、保障低幸福指数农户基本生存等提出对策建议。     

脆弱性—抗逆力视角下西部地区精准扶贫策略优化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我国西部地区存在着扶贫措施可操作性不强、精准度差、成效可持续性不强等问题,导致农户过分依赖外部扶持,生计资本缺乏,自我发展能力薄弱,扶贫政策受益不均,难以解决区域性贫困等。以云南省为例,从脆弱性—抗逆力角度对西部地区的扶贫策略进行优化,提出加强事前干预和动态分析,提升各层面的抗逆能力,降低陷入贫困的风险,增强政策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快实现精准脱贫。重点从个体、社区和政府不同层面对当前扶贫政策进行分析,提出拓展农业发展功能,增加农民增收渠道,发展生态旅游,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等优化策略。     

农业减量化补偿方式的农户偏好及异质性——基于重庆357户农户的选择实验分析

合理的农业生态补偿方式应符合农户利益预期和意愿。基于重庆10区县35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选择实验法和随机参数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农业减量化的补偿方式偏好及异质性。结果表明：①各种补偿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农业减量化的参与效用;②农户平均偏好程度最高的是农资补偿和现金补偿,其次是技术补偿,最低的是政策补偿;③农户对不同补偿方式存在显著的偏好异质性,并且部分偏好异质性来源于决策者特征、家庭经营/生计特征和区域因素。建议继续通过生态补偿有效推进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但补偿方式应该结合不同农户的偏好采取差异化设计。     

社会资本、农户分化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探寻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为例,从是否参与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分析了社会资本、农户分化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两阶段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收入分化则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交互作用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显著降低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负向影响,提升收入分化对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积极培育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加快兼业型农户转型、构建适度决策集团规模与差异化激励机制等政策启示。     

林地生计依赖性测算及其与农户林地流转意愿关联性研究

农户对林地的生计依赖性同时受到农户家庭因素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由此构建了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测算模型,并考察了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与农户对林地流转意愿的关联性。利用福建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得到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度,并基于此对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与他们对林地流转意愿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探讨。结果表明: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度在不同区间内的分布较不均衡,且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较弱的农户数量所占的比重较高。同时,农户的林地流转意愿与他们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关系。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文中的两个基本假设:农户对林地的生计依赖性越强,农户的林地流入意愿越强,流出意愿越弱;农户对林地生计的依赖性越弱,农户对林地流出意愿越强,流入意愿越弱。     

农村承包经营土地流转的农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西龙湾村的调查研究

基于山东省诸城市林家村镇西龙湾村9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总体上较强烈,且农户的意愿主要受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流转期限、流转价格、对土地的认知、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为了提高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促进农地流转的有序进行,需要增强农户的政策意识,明确定位政府角色,构建农地流转市场等。     

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的调查

以武汉城市圈典型地区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分布式认知视角寻找影响土地转出行为的因素,旨在为引导湖北省土地健康转出提供参考。基于287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受到个人因素、地域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个人因素中受教育年限,文化因素中血缘情结、土地流转政策满意度、政策执行满意度、社会保障满意度和转出价格满意度对土地转出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地域因素中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家庭耕地总面积对土地转出行为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推进农村教育、增加非农就业、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促进土地公平公正转出等相关的对策建议。     

四川省栖息地周边社区对大熊猫保护的响应及影响因素——基于农户行为视角

大熊猫栖息地与周边社区相互交叠,社区居民生计高度依赖于栖息地的自然资源,社区农户是大熊猫保护的重要利益相关者。通过实地调查、收集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四川省典型县域大熊猫栖息地周边社区农户响应大熊猫保护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社区农户多数积极响应对大熊猫的保护,参与保护管理部门的宣传培训,提高生计多样性和收入来源,同时减少薪柴采集、割竹挖笋等对大熊猫栖息地有直接干扰的行为,少数农户参与过大熊猫等野生动物救护工作。社区的积极响应是推动大熊猫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未来保护政策应加大力度鼓励社区参与大熊猫保护工作,以提高保护效率。     

京津冀市场一体化进程及其影响因素的度量分析

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是京津冀三地作为一个整体协同发展,已上升到我国重要的国家战略。对京津冀区域的发展历程和区域内各省市的发展差距进行分析,运用价格法,基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价格指数,构建测度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指标,得出京津冀区域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而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波动较大且落后于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的结论;对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活力、政府行为、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吸纳水平均是影响市场一体化的因素的结论。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影响因素——成都市双流县与崇州市的实证

在对成都市农户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在耕地保护、土地承包、土地流转、接受先进技术和维护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意识增强,农民的种植热情与土地增收期望比政策实施前有所增强;2农户更愿意接受补偿标准较高、补偿方式自主性较强且有助于解决养老保障的补偿模式;3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受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净收入占家庭净收入比例、是否村干部、务农身份类型、自信程度、对突发事件的抵抗力与孤单程度因素的影响。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的江苏省农户秸秆还田受偿意愿研究

基于江苏省南京、扬州、连云港3市462份农户的调查样本,使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获取农户秸秆还田的受偿意愿(WTA),利用非参数估计法推断农户秸秆还田的WTA范围,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WTA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农户秸秆还田的WTA范围为55. 86—60. 15元/hm2,总体补偿金额占2016年江苏省农业总产值的2. 68%—2. 49%。②相对于秸秆综合利用政策效应和外部环境因素,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和对秸秆还田心理认知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通过制度激励、外部激励和自我激励3项激励机制来提升农户参与秸秆还田的积极性。     

畜禽养殖场环保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分析——基于山东省383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作为畜禽养殖业的源头,畜禽养殖场的环保支付对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效果具有最直接的影响。从个体异质性特征、生产者经营特征、环境认知特征和社会环境特征4个方面分析了畜禽养殖场环保支付意愿的11个影响因素,运用ISM解释结构模型明确了影响因素间的关联关系、作用路径与递阶结构,并通过对山东省383家畜禽养殖场的调查数据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在影响畜禽养殖场环保支付意愿的11个因素中,养殖收入、环境污染担忧程度、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宣传、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政策执行力度是表层直接驱动因素,专业化程度、生态环境认知、养殖废弃物污染程度认知是中层间接因素,决策者文化程度、养殖规模、养殖年限、养殖培训是深层根源因素。     

三峡库区移民农户对乡村旅游开发的响应及其生计变化研究

以三峡库区库首、库中、库尾6个镇720户移民农户为例,分析了他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现状与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的生计变化。结果表明:1巫山县大昌镇、巫溪县文峰镇、丰都区高家镇乡村旅游较成熟,游客量相对较大,移民农户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的比例较大。2如果参与当地乡村旅游后能给移民农户带来相对较高且较稳定的收益,移民农户就会愿意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同时,政府如果加大对当地乡村旅游的规划、投入和相关资金政策的扶持,会对移民农户参与当地乡村旅游服务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3乡村旅游开发后,移民农户的生计策略从传统的务农和外出打工向在本地打工和个体经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