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区域差异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及其区域差异,采用我国30个省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数据,下同）,分别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以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由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FDI这3个门槛变量的作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体现出非线性特征,且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3个门槛变量的中低门槛区间均不能促进碳减排,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能源强度会促进碳排放,而产业结构和FDI这两个门槛变量则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跨过第2个门槛值（1.111 8）后仍表现出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0.566 1）和FDI（1 159.40×108元）分别跨过第2个门槛值后,对碳排放表现出抑制作用;中部地区在能源强度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一直为抑制作用,在产业结构和FDI的影响下则一直是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00 8与2.153 3,以产业结构和FDI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均未能发挥碳减排作用,一直体现为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情况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视角下制造业绿色转型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基于Super-SBM及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业行业绿色转型异质性结构,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探析制造业绿色转型对于其行业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并没有实现（平均值为-0.1637）,且行业间差异显著,其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有趣的是,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对于能源强度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促使制造业绿色转型降低能源强度.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并突破“临界点”,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增强了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作用,进而推动能源强度的降低.     

京津冀制造业转移与环境影响实证研究

为评价京津冀产业转移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对区域环境产生的影响,建立区际产业转移测度模型和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实证分析2003—2014年京津冀制造业的转移与环境污染影响.产业转移测度模型借鉴偏离-份额法和增量分解思想,可用于分析区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和规模;环境影响评估模型采用纳入产业转移、经济发展和环境管制水平等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可用于分析区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区域环境污染格局变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1%规模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生转移,会使转入地（转出地）的工业SO₂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增长（减少）3.4%和2.6%.“十一五”以来京津冀地区间的制造业转移已经颇具规模,然而京津冀制造业的空间重构已经对区域环境污染格局产生了影响,并且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环境积极效应尚不明显,京津冀环境污染在跨过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后,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反向关系可能并不能持续,更有效的环境规制或者更清洁的生产技术可以明显改善当地的环境状况.      

产业转移的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因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得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承接了污染转移.如今,土地、能源、原材料供应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资源承载力压力加大,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提高了限制类加工贸易业的准入门槛,掀起了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热潮.产业转移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可能伴随产生的环境污染是必须关注的问题.     

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利用我国2008~2018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EBM模型与GML指数测度并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与GTFP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GTFP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各地区的驱动力不尽相同;政府经济竞争对GTFP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存在隐性规制的单门槛效应,但地区间存在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隐性规制单门槛,而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投入支出均造成辖区内GTFP损失,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问题,但存在区域异质性.     

基于PVAR模型的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通过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但其对环境污染排放变化的贡献率较低,产业集聚并非环境污染的主因;长期内,环境污染冲击对产业集聚的解释力要大于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解释力;产业集聚对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和工业废水排放的影响持续时期较短,而对工业废气排放则具有持久影响。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强,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产业空间格局重置过程中,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论文利用2003-2008 年工业企业普查数据,采用Tobit 模型和Heckman 两阶段模型,探讨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分布的特征。论文发现,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正在进行空间结构调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污染密集产业不断转出,山东及中部地区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新的集聚地;造纸等较为轻型产业主要向中部内陆等地区转移,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更主要在沿海地带重新分布。另外,要素禀赋、环境规制以及全球化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影响显著。其中,技术以及劳动力成本是污染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受全球化的影响,国际市场潜力对污染企业区位影响更为重要;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的成立具有倒U型关系;最后,企业的异质性对于污染企业地理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影响。文章启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需要适当的政策引导以最小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环境规制影响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基于波特假说的分解验证

通过搜集中国2000~2014年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中国30个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并进一歩分解求得技术水平、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为验证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间波特假说是否存在,分別运用环境规制对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技术水平和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面板门限回归.结果表明:技术水平退步是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环境规制对规模效率的影响为负,波特假说不成立.环境规制与纯技术效率存在单门限效应,且环境规制在不同区间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均为正,波特假说始终成立.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均存在单门限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0.0002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为正,此时波特假说成立;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0.0002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和技术水平影响为负,此时波特假说不成立.因此,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需要考虑到环境规制强度对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效果的差异.     

我国区域产业梯度转移中的环境风险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SO₂和COD 2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强度逐年下降.以1998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为基数,分析了1998─2007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结果表明,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污染没有得到更好的控制. 采用古诺模型研究该现象可知,中、西部地区有些地方通过对国家环境政策的“非完全执行”来吸引产业转移,使污染企业转移成为我国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伴生现象. 因此,有必要有序推进产业梯度转移,强化产业梯度转移中的环境正效应,通过严格执行国家环境政策来防范环境风险,从而实现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      

我国氯碱行业主要环保问题及对策建议

氯碱行业属高能耗、高污染、高风险产业,涉及一类污染物、难降解环境累积物质以及废渣和有害废气等多要素环境问题.建议尽快制定颁布<氯碱行业(电石法聚氯乙烯)环境管理办法>,抬高行业的环保门槛,规范汞的使用及其污染防治,实行全过程环境监管,同时尝试利用环保手段,依法优化调整我国氯碱行业发展布局与产业结构,促进该行业可持续发展.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中国114个地级资源型城市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测算各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利用系统GMM模型、静态面板门限模型和动态面板门限模型,探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2011—2018年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总体向好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差扩大现象,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3）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城市低碳生活基础设施水平的调节和制约,存在门限效应。基于实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了相应的政策含义。     

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工业污染与规制效应分析研究

利用2001年-2012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别估计了城镇化的工业污染总量效应、相对量效应和规制效应.结果发现,不断扩张的工业污染是城镇化进程的“副产品”,城镇化率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有显著的回归关系,尽管环境规制力度增强起到了一定抵消作用,但仍未阻止近十余年来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及密度随城镇化而加剧的态势.为实现城镇化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中国一方面应继续加强环境规制,推广减排降耗技术,加大政府补贴,另一方面要着重提高企业清洁生产的能力和意愿.     

财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的分析

延续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研究,讨论财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2004~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DEA-Tobit模型的研究框架下,测度了各个省份多种类型的环保投资效率,并进一步讨论了财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不利于环保投资效率的改进,特别是不利于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效率、工业污染源治理环保投资效率,以及企业来源环保投资效率的改进.进一步考虑到地区异质性因素,以各地区环保投资额作为门槛变量的分析同样支持上述结论.     

环境要素的环境收益、数量测算与受益归宿

为定量测算环境收益及其受益归宿,理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复杂耦合关系,匹配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环境统计数据库,用2011~2013年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企业治污成本函数,分介质、分行业加总得到了工业环境收益,采用受约束模型估计了其在企业利润、工资与税收间的分配.结果发现中国年度工业环境收益约9000亿元,是当年GDP和工业增加值的约2%与5%;高耗能行业占了环境收益的近70%.环境收益的最大受益方是企业职工,摄取了总额的约80%,政府是第二大获益方,进入企业利润的份额不足3%;环境收益贡献了企业工资的近25%,高耗能行业该比例达50%.环境要素的使用是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工业的深度污染治理可能带来利益格局的不对称调整,对企业工资和就业产生重要影响,在绿色发展中应建立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利益的平衡机制.     

煤炭资源型城市环境效率及其环境生产率变动分析──基于山西省1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绿色环境效率反映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合理评价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效率对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异质性环境污染排放角度出发,选取了四种环境压力指标,采用非径向的Slacks Based Model（SBM）模型和Sequential Malmquist指数模型,对山西省2003—2016年11个地级市的环境效率和环境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进进行了深入分析,然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差分广义矩估计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山西环境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维持现有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山西省整体的环境效率仍有25.31%的改进潜力;中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值高于北部与南部地区,但是三大区域的环境效率值都呈下降趋势。（2）山西省环境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14.63%,其中技术效率对环境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负效应,而技术进步是环境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3）环境规制与环境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环境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江苏沿海化工快速发展的空间格局、环境响应和战略管理对策

江苏省的化工产业污染正呈现向沿海地区快速转移的趋势.为此,本研究首先利用Landsat TM遥感数据快速识别江苏沿海化工园区,并与GIS结合分析其空间分布格局;接着分析各化工园区与饮用水源地、重要生态敏感区距离及所处区域人口密度,计算各化工园区对周边生态系统的污染胁迫度;然后根据空间分布格局及污染胁迫度计算结果确定8个...     

环境风险全过程评估与管理模式研究及应用

基于环境风险“全过程管理”与“优先管理”的理念,提出了环境风险全过程评估与管理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涵盖了风险源识别、受体易损性评估、环境风险表征、风险应急控制决策以及风险事故损失后评估等关键步骤.并以某化工园区企业为例,以硝基苯储罐塌陷为初始事件,采用蝴蝶结方法进行风险源识别,得到硝基苯储罐泄漏事件蝴蝶结,通过GIS空间分析方法揭示居民对地表水水源污染易损性的空间分异,分析结果不仅为事故安全防范与应急控制提供关键节点,而且有助于在日常风险管理中增强受体抗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