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半岛低山丘陵区景观格局变化及其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以山东招远市为例

以招远市为例,基于1986年和2000年两期TM影像,综合运用RS和GIS技术及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研究胶东半岛低山丘陵区景观格局变化,并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对景观格局变化的驱动力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4年间,研究区的景观格局变化显著。从景观整体尺度看,整个区域景观趋于集中化分布,景观形状更趋复杂,景观异质化程度增大,景观类型有向多元化和均衡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从景观类型尺度看,园地面积显著增加,分布趋于集中,连通性增强;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及交通工矿用地类型面积增加,斑块形状趋于复杂,连通性增强;林地、水域、耕地和未利用地类型面积减少,斑块更为琐碎和分散,斑块形状变得更复杂。景观类型间主要表现为耕地,林地和未利用地向园地、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及交通工矿用地转移。人口增加、工矿业和果树产业迅速发展,基本建设投资扩大是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子。     

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变化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当前农村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加强对社会经济转型条件下农村居民点内在演化规律的研究。该文应用GIS空间分析以及景观指数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北京山区为研究区域，分析研究了山区不同地域层次上农村居民点分布及其变化与该区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环境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北京山区农村居民点分布格局受坡度、高程、农用地以及城镇和交通道路等自然环境、生产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综合影响，但其分布变化则更多地与农用地距城镇的距离和交通条件紧密相关。该文还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为科学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依据。     

河北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分级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整理潜力评价分级是编制全省农居点整理规划,划定土地整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该文首先分析了河北省农村居民点的用地现状,指出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面积偏大,人均用地严重超标,是当前农居点用地存在的突出问题。然后,从5个方面分析了农居点整理潜力的来源。接着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对省域农居点整理潜力进行了评价分级。将河北省农居点整理潜力分为4级,并划分出了不同的分级区域,针对不同的分级区提出了不同的整理方向。整理潜力评价分级结果客观地反映了省域农居点整理的不同特征和地区差异,对于当前的农居点整理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     

基于景观安全格局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

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优化不仅是农村土地整治的基础,也是新农村建设和实现美丽乡村的重要路径。该文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根据其经济发达、生态环境优越以及风景名胜众多的特点以及农村居民点用地特征,运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分别从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风景名胜保护三方面构建单一景观安全格局,进而建立宜兴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综合景观安全格局。通过与宜兴市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叠加分析,针对不同景观安全水平的农村居民点提出不同的布局优化方向,将宜兴市农村居民点用地划分为优先整治型、限制扩展型、适度建设型、重点发展型4种类型,分析各类型现状特征并提出优化方案。研究结果强调农村居民点用地布局工作中生态环境和景观保护优先的思想,不仅为当地新农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而且为相关规划制定提供参考。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下的农村居民点斑块整理模式评价

为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活动,在分析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给农村居民点整理带来契机的基础上,提出先确定整理模式类型和评价单元再进行评价的整理模式评价流程,采用地图叠加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以江西省崇仁县巴山镇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巴山镇农村居民点分为4种整理模式,即城乡一体化、生态搬迁式、迁移合并式和内部改造式,各模式下的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分别为71.50、2.67、108.73、329.23 hm2;迁移合并式农村居民点斑块是当前巴山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的拆旧地块主要来源,城乡一体化式和内部改造式斑块可有选择地作为农民安置地。农村居民点斑块整理模式评价的研究有利于具体指导农村居民点整理活动的科学开展,可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     

基于Voronoi图与景观指数法的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反映着人地关系演变趋势的同时,也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研究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开展土地整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运用Voronoi图和生态景观指数法,以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为研究区域,全面分析了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同时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对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山区农村居民点集聚型分布现象明显,表现出大聚居、小散居的分布特征,整体呈现破碎度低、分布零散、分维数小、斑块稳定的景观格局;山区居民点空间分布格局主要影响因素为海拔、坡度、水系、道路交通等,其中受地形和道路交通影响尤其明显,呈现出较强的地形和道路交通指向。研究对目前新一轮土地整治规划的科学开展具有引导作用,同时可为政府部门实施农村居民点整理提供决策支持。     

保定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分级探讨

建立保定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为促进农村居民点整理、合理划分整理区片和安排整理项目提供参考。以保定市22个县（市）为研究区,通过构建包括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3个方面9个指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分级指标体系,采用因素成对比较法确定指标权重,利用统计分析法计算出各县综合分值。根据综合分值将保定市各县（市）居民点整理划分为三个级别区。结果表明:保定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较大,整理潜力大且居民点整理呈现出不同的地区特点。将综合分值区间是[0.6,1]的划分为Ⅰ级区,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整理潜力最大;[0.3,0.6]为Ⅱ级区区位于平原区,整理难度较低,潜力较大;[0.0,0.3]为Ⅲ级区位于西北部山区的Ⅲ级区受自然因素,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整理难度较大,整理潜力最小。通过建立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合理划分整理区片和安排整理项目;各区应因地制宜地制定居民点整理策略。     

彭州市熙玉村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景观特征

为了评价农村居民点的景观特征,探讨农村居民点综合景观状况和理论整理潜力之间的关系。以2008年成都市彭州熙玉村的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采用景观生态学方法,从农村居民点规模、用地、分布及形状的角度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景观特征评价指标体系,引入了综合景观状况指数,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综合景观状况与景观指数对综合景观状况的贡献。采用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测算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理论潜力,并探讨了综合景观指数与理论潜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熙玉村农村居民点用地比例较高,并且密集区比较多,农村居民点的疏密程度受海拔与坡度的影响比较大;大部分小组的农村居民点规模较大,并且居民点之间衔接比较紧凑,居民点形状比较规整。大规模的集中居住区和散居户或小规模的居住区同时存在;整体景观状况是综合的,是多个景观指数在特定区域内按照一定的贡献率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提高研究区的综合景观状况,就得从农村居民点的分布和形状着手;综合景观指数与理论整理潜力的相关性比较强,二者关系的趋势线呈抛物线状,在农村居民点综合景观指数比较高的区域,其理论整理潜力相对较低。     

高山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

科学估算高山地区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并构建可行性较强的转化路径,有助于提高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的优质耕地转化率,对于提高农村居民点用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提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研究思路为指导,选取十堰市郧阳区作为研究区域,以抽样行政村地籍调查成果为支撑,通过Pearson相关系数、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逐步验证本文的研究思路,并基于宜拆建筑结构形式房屋及附属设施修正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从而得到农村居民点整理综合潜力。结果表明,依据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的整个郧阳区的潜力面积为616.956 hm~2,修正后的综合潜力为1661.248 hm~2,其面积相较于人均居民点用地标准法测算的潜力面积仍较小,但是相较于传统土地闲置率法测算结果已经提升明显,且存在切实可行的潜力转化路径。研究测算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充分考虑了政策支撑和农民支持,从而提供了依托国家重大政策的切实可行的整理潜力转化为优质耕地路径,也能够有效避免高山区复垦耕地撂荒;提出的潜力测算方法对不同尺度间潜力测算的联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空间自相关的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分区

农村居民点形态特征是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其形态特征空间集聚格局可为农村居民点分区提供基础依据。该文以北京市平谷区为例,基于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测度其空间关联性,获取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集聚格局,进而结合村庄定位、相关规划等,提出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分区方案。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点规模、形状、分布均呈显著空间自相关,正相关类型多以组团形式出现,而负相关类型则呈零星分布。不同的自然与社会经济特点区域表现出不同的集聚格局,地形地貌等自然条件控制下的农村居民点规模、形状和分布的集聚区域空间一致性较强,而城市化、工业化等人文过程则降低了其空间一致性。可据此将农村居民点分为5个管理区域,平原区农村居民点管理应注重其用地综合效益的提升,适时调整优化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半山区应因地制宜推行区域统筹的综合管理模式;而山区则应突出村庄特色,完善居民点内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村居民点整合发展。     

江苏省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

以江苏省江都市为研究区域,从居民点景观布局,整理居民点能力和对居民点整理需求3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综合评价结果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为依据划定整理分区.研究结果表明,江都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可划分成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A区、重点整理B区、适度整理区与优化调整区.优先整理区农村居民点整理应注重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重点整理A区应以经济基础为依据,注重农村空间重构;重点整理B区应加强闲置土地整治,且结合小规模迁村并点整理;适度整理区不宜开展大规模整治,应有步骤地对空闲和闲置土地进行整理;优化调整区主要是对居民点内部用地结构作优化,同时控制居民点外延扩张.该研究根据综合评价分值和人均居民点面积两层指标划定居民点整理分区,对制定居民点整理时序和居民点整理内容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利益趋向的农村居民点整治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治主体的意愿评价是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该文运用实地调查与访谈、GIS空间分析等手段与方法,对山西省武乡县115个抽样村进行逐级筛选,并划分为自然地质灾害型、人为地质灾害型、城镇改造型、自然衰退型和内部发展型5种农村居民点整治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村民集体整治意愿博弈模型,分别从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趋向入手选取指标,量化分析地方政府与村民对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为整治工作地合理开展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整治偏远山区的小规模农村居民点,而对于城郊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意愿不够强烈;自然衰退型和城镇改造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整治意愿均不够强烈,而内部发展型和人为地质灾害型农村居民点的村民比较支持整治工作。该研究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前期分析具有科学有效的指导意义。     

三位一体视角下三峡库区耕地资源内外转换轨迹和特征——以江津区为例

耕地资源约束趋紧下,区域发展和多维消费需求取决于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揭示变化耕地的转换轨迹及“数、质、生”特征是确保耕地得到有效三位保护的前提,也是未来耕地保护的施策重点。基于2009—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和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成果,采用土地利用转换矩阵和景观生态风险指数等方法,从耕地内部和外部变化两个方向切入,找出不同时段耕地内外转换的轨迹,解析转换水旱地的“三位”特征,探究了转换耕地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耕地转换以外部转换为主,2009—2012年、2012—2015年、2015—2018年3个阶段均有发生,主要转换类型为耕地与城乡建设用地间的互转,内部转换仅发生在2015—2018年,旱地转水田和水田转旱地数量基本相当。(2)转换耕地质量总体偏高,其中转出旱地主要在10—11等,转出水田主要在8等,而转入旱地以8—12等为主,转入水田以8—9等为主。(3)转换耕地主要分布在低和较高生态风险区,其中旱地转出转入与水田转出均主要发生在低生态风险区,而水田转入主要发生在较高生态风险区。由此可见近10年来耕地转换轨迹从单一外部转换向内外部多元地类转换,同时水田与...     

气候情景下典型开垦与退耕区耕地动态变化的定量模拟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气候情景下中国典型开垦与退耕区耕地动态变化对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东北地区作为典型区,基于设计的土地利用规划情景和RCPs（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气候情景,采用土地利用变化动态（DLS,dynamics of land system）模型模拟了在规划情景和RCPs气候情景下开垦与退耕区2010－2030年耕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分析不同耕地类型未来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规划情景下水田呈持续减少的态势,而旱田在2000－2010年有小幅增长的态势,而后出现大面积减少;AIM（Asia-Pacific integrated model）气候模式情景下旱田增长趋势也较明显,水田则保持小幅减少的态势;MESSAGE（model for energy supply strategy alternatives and their general environmental impact）气候模式情景下,耕地面积呈减少的态势。从不同用地类型之间的转移分析得出,该区域开垦与退耕相逆的现象在未来情景下仍会延续,但是发生的频率却随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该研究为开垦与退耕区应对气候变化,合理进行农业规划和耕地保护提供参考。     

1980－2012年村域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探讨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过程特征及其内在驱动机制,引导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变是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与重构的核心内容。该文以古泥村2012年实测地形图为现状底图,运用参与式村域居民点用地制图方法绘制复原了古泥村1980年以来4个时点农村居民点利用图谱,从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空间形态、结构体系等方面对比分析村域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演变特征,构建了村域农村居民点演变的自然-经济-区位驱动力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古泥村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年均增长率达到1.21%,农村居民点斑块表现出集中趋势,农村居民点扩展速度经历了从单纯扩张向扩张与紧缩共存的过程。农村居民点斑块二维空间形态趋向于偏离圆形和方形,为不规则形态;村域主要聚居点空间结构体系演变较为剧烈且等级不合理,表现为村社一般型聚居点所占比例较大,村社优势型聚居点所占比例严重偏小,尚未形成具有村域优势的聚居点。在村域总人口增长放缓背景下,农户数量增加是促进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增长的主导因素,村域微观尺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增长驱动因素在时间尺度上经历了由人口要素驱动→经济要素驱动→环境经济政策多重要素驱动转变。     

1995—2015年上海市土地利用及其景观格局变化

[目的]揭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景观生态变化的时空规律,为当地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5期遥感影像数据,借助GIS技术与Fragstats等软件,分析1995—2015年上海市土地利用及其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情况。[结果]1995—2015年上海市耕地、草地以及水域呈减少趋势,林地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城乡、工矿和居民用地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耕地的动态度明显,而草地的土地利用动态程度最弱,单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度在2000—2005年多发生剧变,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年际波动规律;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主要发生在耕地和城乡、工矿和居民用地、耕地和林地之间的相互转化,以耕地的转出和城乡、工矿和居民用地的转入为主要特征;上海市景观格局在时间上表现为斑块数目不断增多,景观破碎度呈现越来越高的主要特征;在空间上表现为景观多样性指数从中部高、四周低的趋势逐渐转化为中西部、北部部分高的趋势。[结论]城市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升用地潜力,提高土地集约利用度,保护并且增加生态服务功能性用地。     

基于地理空间适宜性指数自相关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提高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重要手段,为研究基于地理空间属性的区域农村居民点差异化整理方向和模式,提高整理效率,该文以甘肃省临夏县北塬地区为例,从农村居民点地理环境、空间区位、空间分布和空间形态4个方面构建居民点整理地理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各指标标准化值加权求和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获取适宜性程度的空间聚集特征并结合各行政村超标可整理面积进行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针对不同分区特征提出差异化的整理方向和模式。结果表明：1）地理空间适宜性值为32.093～85.226,空间分异明显,指标体系可较好地反映区域农村居民点地理空间属性差异;2）全局Moran指数为0.66,在0.01显著水平上极显著,呈显著正空间自相关性,LISA 图显示只存在显著高高、低低聚集,与全局分析一致;3）分区划为优先整理区、次级整理区、并点整理区和选择性整理区,包含空间聚集特征,可较好地识别居民点整理适宜性和整理效益差异。研究可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实践作参考,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调整

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调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性工作之一。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巨大差异性,其用地空间结构调整应坚持分类整治的原则。该文基于对农村居民点现状类型、生产条件、生活条件和发展基础4方面考虑,选取相关定量指标,采用可达性测算、适宜性评价、聚类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在农村居民点斑块水平上将北京市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划分为积极发展型、内部挖潜型、自然衰退型、搬迁兼并型4类用地空间结构调整类型,进而分析了其用地特点和空间结构调整方向。研究结果体现了土地利用的现状及适宜性,符合当地实际,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结构调整具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