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诠释与重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从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其术语内涵存在歧义甚至缺陷,因而,为了建构更加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必须对这一概念进行诠释与重构。作为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概念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存在和传承方式、价值和形态等的整体关注,它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遗产学领域,而且为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的思维方式,使传统学术研究在对象和方法上都将面临一场革新。就文学遗产的研究而言,这一概念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重视那些非文本、非物质的活态的文学现象,从价值思维、形态思维和传承思维的角度,加强对文学史的多元研究、生态研究和传承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界定及知识产权保护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现已取得共识,但是在当前的思维框架下,以法律的手段、特别是知识产权法的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调控,以何种方式保护、如何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保护却成为摆在法学工作者面前的亟待解决的课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学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其他学科门类研究形成的多种在先定义和研究对象的自身属性,使得研究对象名称和定义混乱。在法学研究者的面前,诸如世界遗产、文化遗产、文物、传统文化表达,民间文艺表达,民俗文化等互相交叉衔接的概念是和法学的严谨治学精神相矛盾的。因此,厘清研究对象的内涵,确立严谨的概念界定,研究对象的外延,从法学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比较,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提出建议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设计创新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的社会时代背景及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的分析,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前普遍面临着环境变迁、生态迷失和传承缺乏的困境;进而从设计创新的视角提出通过物质化、现代化和系统化的途径和手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合理的传承方式、生存环境和文化生态,从而使其适应当代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     

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研究——以新叶昆曲为中心

作为新叶古村数百年来积淀形成的最为珍贵、核心的文化遗产之一,新叶昆曲自诞生、传播、流布以来的发展历史,深刻地透视新安江流域基层社会的变迁过程,坐唱班所演出的各类剧目文本及其在长期演出实践中吸收地方戏剧元素并加以改进丰富的表演形式,成为地方文学、戏剧发展的活态样本,新叶昆班明清以来的拍曲、演出等活动构成浙江中西部民间文艺生活的精神载体,如今也化作新叶古村自身文化特质与村落个性的生动象征,但随着传统小农经济模式面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新的生活、生产方式正在逐步更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象、手段陆续发生变化,其传承基础遭遇较为严重的破坏。要破解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一难题,就必须要将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新一轮城镇发展规划、建设有机结合,紧紧围绕"整体性"、"活态性"理念,以加强基础性、严肃性的学术研究为前提,实施政府主导、精准规划先行,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基层民众的话语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文化生态空间,整合社会复合主体,形成活态性、整体性保护、传承的合力,推进古村落真正意义上的"整体性"、"活态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行为主体创新研究——基于社会企业角度

如何平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是一个棘手问题。其中,保护与开发的行为主体是关键。文章从新的角度,即站在社会企业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行为主体进行研究,这样可以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     

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民俗文化与民俗学学科的命运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门类是根据民俗学的范畴列出的,民俗的事象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流。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却出现了逻辑混乱问题:种属相混,如民俗本是一个大的概念,结果列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这使得人们对民俗的概念产生了误解,保护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民俗文化和民俗学学科。实际上,民俗的文化意义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更为重要,非遗保护只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而民俗学的研究既是学科发展的百年大计,更是文化建设的理论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民俗学研究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对中国文化建设带来积极影响。     

旅游开发中“非遗”文化的创意性和真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开发的一个重要资源,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层次和操作层面的真实性和创意性都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建立在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发挥、宣扬其内在文化精髓,以保持其本源的纯正与稳定。而创意性则立足于对旅游开发之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规模化复制与生产,以期让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旅游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发挥其经济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开发范畴内,创意性和真实性两个本来单独存在的概念被整合到一起,二者并不对立,他们之间存在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的辩证关系而相互共生。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歌保护模式研究——以山西河曲“山曲儿”、左权“开花调”为例

山西被誉为“民歌的海洋”,河曲“山曲儿”与左权“开花调”双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歌保护模式的研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议题.民歌保护模式的确立要考察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形成整体性保护,以民歌文化为中心构成了文化、社会、自然三个生态圈,以及文艺主体生态系统、文艺本体生态系统、文艺功能生态系统诸因素组合而成的文艺生态场.民歌保护模式的中心环节是抓住传承机制,传承机制的核心是要保护传承人,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与对民歌文本的静态保护是延续民歌生命的双重保证.从山西民歌的生存实际出发,我们设计了在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地带的河曲县建立整体民歌生态区,而在太行山农耕与游牧交汇区的左权县实行民歌村与民歌保护从娃娃做起的保护模式,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民歌保护的一次有益探索.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文化价值探微

近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的命运及其保护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及文化专家的热门话题。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在我国学界还刚刚起步,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保护和抢救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地方     

太阳花——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从国家战略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事关文化自信与国家认同,因此无论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如何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是我们需要长期研究解决的问题。太阳花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文化内涵的挖掘、“走出去”、多方位整合、打造产业共同体和建立扶贫车间等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旅结合的市场化发展提供了新模式和新路径,值得借鉴,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