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写作"个人化"概念的意义建构与中国文学精神传统

随着文化公共话语系统的解体和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文学创作中"个人化"的概念内涵业已发生明显嬗变.个人体验的偏执与私情欲望的泛起使不少作品在建构自我的道路上坠入泥沼.重新回溯中国传统文学的"形上"精神和人文情怀,可以为重构当下写作的"个人化"概念,澄清独立意志与反省认知、私人话语与公共精神的关系提供宝贵借鉴.     

试析中国"后现代"文学观念

在当代文学语境中,"后现代"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受尽怀疑与指责;另一方面,又成为指称和描述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话语,这决定了对"中国后现代"研究的必要性.对于"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的不同追问,表明不同语境下的理解构成了后现代理论本身的混杂性.中国的后现代语境构成了这混杂状况中的一元.文章指出:观念性写作是中国后现代的关键,其叙事策略主要体现在美丑倒置原则、从"自由之我"到"叙事之我"、游戏观念、重估价值等方面.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话语"新体系和辞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创新发展的启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话语"新体系和辞学理论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其最新成果指导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理论大众化研究等,是克服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困境和"失语"状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有效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思想政治教育"为什么话语"的认识和理论来源于"为什么话语"教育实践,创新认识和理论必须运用于实践,指导并服务于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统一.     

"理论旅行""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研究"

"理论旅行"强调外来理论本土化过程中所面对的具体历史情境意义.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建基于西方话语理论旅行与中国现象本土批评的双向互动过程,在它面对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转型时,一方面有着批评介入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又误入了学科夺权的理论迷途.在对于"人"的根本意义的理解上,"文化诗学"则在洞察"文化研究"价值缺憾的同时提供了我们超越于它之上的一层更高的价值论启示.     

"理论旅行":阿诺德"文化"的中国阐释

萨义德提示,某种理论的历史转移,一旦流布开来,最大的可能性是被简化或被编码,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的情景正是如此.阿诺德"文化"理论之于"现代性",呈现某种救赎意识,它将拯救现代社会的价值危机,诉诸人类以往的精神遗产.阿诺德的这一理论,被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守成主义流派(学衡派)所借用,这是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理论旅行"的开始.这一旅行的可能性首先是跨越中西语际的"互译"屏障,其次是打通文本意义转换的通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旅行的桥梁,是由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来搭建的.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坚守文化守成价值的人士手中,被作了中国式的阐释,其话语陈述落在传统与新潮(现代性)为争夺文化发言权之间.在一个浪漫激进的年代,容不得阿诺德"文化"理论在中国有更大的展示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价值不值得人们重新反省.     

质疑"感伤主义"话语

"感伤主义"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多有泛用和误用问题,考察这一话语的演变历程,揭示其内涵与外延,并通过区分中国感伤主义与西方感伤主义的差别,探询这一话语的模糊性和阐释的有限性,将有助于对它的深入了解.     

中西叙事概念"脱卸"与"转换"辨析

本文探讨中西叙事概念,提出"脱卸"与"转换"在中国与西方叙事理论中都是表征情节转变的概念,中国评点家称为"脱卸",西方理论家称为"转换".西方文论没有脱卸一词,可以借用中国的脱卸概念,中国文论没有突转一词,也可以借用西方的突转概念,它们在中西叙事理论中是可以通用的.     

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吴晓群认为,现时所谓的"全球史观"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命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应以一种多元史观,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向一种互动认识的思维方式转变.     

"原人",是否传统文论的核心精神?(专题讨论)对"原人论"中"原人"一语的质疑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人们从那些感悟式片羽鳞光中得到心灵的启发、审美的愉悦;另一方面,在西方强势话语和严密体系面前又不得不感慨"中国没有理论"[1](P216).于是,如何在国际话语环境下重构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品格,便成为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件当务之急.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若要解构这差异寻找新的理论交融点予以重新结构阐释,绝非一件易事,它需要新思想、新哲理的观照与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