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静态空间面板模型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比较分析

把握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民消费的空间溢出特征,对撬动农村内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利用1983-2013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在阐释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空间溢出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采用静态空间面板模型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等空间计量模型及其估计方法,比较分析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系统GMM估计效果更佳;通过对模型估计结果的综合比较发现,邻近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在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和消费的示范效应下,农业信贷配给不仅会抑制本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而且会阻碍邻近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增加农业信贷投入为目标的农村金融体制的增量改革,应当成为扩大本地及周边地区农村内需的政策选择。     

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及门槛效应?

推进城镇化是增加我国农村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重要突破口。采用2002—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城镇化、农村人口结构、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估计值为0．589，在城镇化水平高（大于0．589）的地区，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但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未达到门槛值。应进一步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尤其是中西部次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居民消费不足的实证分析:基于黄金律消费角度

文章利用1978—2010年数据,基于Solow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回归,求出经济达到稳态时的黄金律人均消费水平。然后将城市和农村居民实际年人均消费支出与黄金律人均消费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城市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基本达到了黄金律消费水平,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始终低于黄金律消费水平。文章认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不足是我国居民总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考虑到城乡收入增长和消费支出的差异,主张加快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职业转换。     

启动农村市场:抓末端,还是抓源头?

刺激农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的战略性举措。在这种背景下，有人认为出路在于提高农民的消费倾向。本文在批判这种观点的基础之上，认为农村市场低迷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收入不足和购买力低下，具体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速度慢，收入预期处于悲观状态，支出预期增加，农民负担较重，收入和消费水平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及农村居民内部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等。因此，启动农村市场的根本出路在于稳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文章认为，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已进入了一个结构大调整时期，调整结构应是重中之重。在这一阶段中，短期内迅速提高农民收入是不现实的，当前应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西部地区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研究

利用面板模型对西部地区1978—2009年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信贷投入促进农业产出增长的作用比较明显,而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则显得比较乏力;农业信贷资金的产出弹性逐渐得到改善,农业产出对信贷投入的响应更趋积极;农业产出和农村居民收入对农业信贷利率的变化不敏感,农村金融市场上信贷配给的现象依然普遍;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存在省际差异。因此,应完善农业信贷的征信机制,增加农业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并调整投入结构,调整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结构,改善农民收入结构,以增强农业信贷投入的经济效应。     

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有效启动了农村消费吗?

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是"新常态"下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突破点。而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进而引导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也是政府加大投入启动农村消费的关键所在。基于此,构建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最优化模型,实证分析发现:1)从总体上看,财政金融支农投入有效拉动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但财政支农投入的拉动作用更强,金融支农的拉动作用仍需进一步提高。2)从阶段效应来看,2004年之后,金融支农的效应开始显现;相反,财政支农的促进作用反而有所下降,表明财政支农资金配置效率有所下降。3)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存在差异的条件下,财政金融支农投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而言,政府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农投入在中部地区作用并不显著,而金融支农投入反倒在西部地区起到了抑制作用。     

数字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提高创新效率对提升区域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能通过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对创新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间的中介变量;不但本区域数字化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而且本区域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周边区域的创新产出增长;当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占比较高时,会增强数字经济对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长都会促使相邻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快速增长;在全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逐渐下降。因此,要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促进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发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     

关于开拓农村市场的思考

农村市场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目前，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佳、商品供给结构不合理、农村消费环境差等原因，致使农村市场难以启动。要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购买力，改善商品供给结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切实启动农村市场。     

消费需求的重点与难点：农村消费需求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提高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需求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因此,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已成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及难点所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提高农民消费预期,对于提高农村消费需求和实现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积极意义。     

制约我国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因素分析与对策

随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用于服务消费的支出也不断增加,但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服务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较少,且增长缓慢.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服务消费价格高、质量低、供给少,服务消费观念落后,维护消费者权益难是主要原因.今后,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服务消费价格...     

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根据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将农民分成两组，分别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情况，并检验消费观念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同时比较新农保首批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研究表明：参加新型社会保障能有效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保制度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而且可以通过转变消费观念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应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民收入，以促进农民消费增长。     

河南省农村消费需求的制约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持续走低、消费结构不合理以及消费升级相对缓慢，是河南省农村消费需求的主要问题。其制约因素主要是城镇化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农村居民增收难度大、消费观念陈旧以及居民对未来收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等。应加快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优化和消费水平提升，加快服务业发展以及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     

影响城乡消费二元化的显性与隐性因素研究--基于 CHFS2011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和分解

将影响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分为由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和由市场性因素及社会性因素代表的“隐性因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测算各项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并采用 Blinder-Oaxaca 方法和分位数分解对城乡家庭消费差异及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对收入的弹性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分位数越高，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小；显性因素是城乡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不同消费水平城乡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城乡消费差异随分位数增加而减小，隐性因素作用的减弱是差异减小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二元化的形成，不仅仅是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收入、养老保障、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导致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隐性因素（偏好、习惯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也是城乡消费二元化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     

乡镇流通企业发展与农村地区消费增长

乡镇流通企业通过节约搜寻费用、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交易速度、扩大交易频率和半径、改善交易方式和规模以及影响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等途径影响农村消费。采用2000—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收入仍然是影响我国各地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乡镇流通企业发展对农村消费增长有显著正影响，其中，乡镇流通企业营业额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最大，而乡镇流通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数量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乡镇流通企业劳动生产率对农村消费的影响依次减弱，乡镇流通企业数量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则是依次增强。     

我国农村金融作用农村经济的路径与实效——基于农村金融运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农村金融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影响储蓄率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和四维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运行效率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正相关;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作用,而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储蓄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冲击。因此,我国应在健全农村金融法规制度,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村储蓄—投资转化速度和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质量,培育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非正式金融机构,以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我国财政支出、银行信贷的经济效应

利用1985—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财政支出、银行信贷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加入了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的交叉项,以考察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且东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却抑制了经济的增长;东部地区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信贷资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政府主导的外生金融体系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     

我国政府对农村金融的扶持与促进建议

理论和实践表明,要克服农村金融领域的市场失灵,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风险补偿机制、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以及实现农业信贷与保险有机对接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探索。今后,不但要注重农业已存在的不同金融需求,更应大力打造不同类型的金融生态,规范发展地方性农村金融机构,扩大农村金融供给,激活、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同时,要发挥财政、信贷资金相互协调的配套作用,并建立完善农村征信体系。     

社会保障覆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受社会保障覆盖率的影响,且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能减少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微观保障水平的依赖程度;养老保险覆盖率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会增加3233元。微观保障水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043,而初次分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则为0.520。但保障覆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影响较小,居民消费支出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初次分配收入的增加。当前应以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为依托,首先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然后再提高保障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及城镇化对总消费的影响研究——加入人口因素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城乡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受制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建立考虑人口因素的城乡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以及城镇化率与总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的扩大和城镇化率的提高都有助于扩大我国居民总消费,但城镇化率超过一定水平时不利于城乡收入分配调节。因此,基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且农村收入比重下降的情况,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选择应是: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而提高总体消费水平;再在此基础上提高城镇化率,进一步增加总消费。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自由转移是资源有效配置、生产率以及农民收入的根本保证。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对下一期的收入增长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当期的收入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在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前提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增加农民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