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与“左联”革命文学团体之关系的再认识

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文学与革命的现象。蒋光慈有一个"革命加恋爱"文学史创作模式的话题,更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革命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重要角色,他又是提出退党被"左联"正式开除的作家。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很少谈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纪念"左联"时也都回避蒋光慈的特殊贡献。本文试图简略地厘清蒋光慈短暂的人生和革命经历及创作道路,尤其寻踪作家与"左联"同生共存的人与事点滴细节,还原历史既是社会的存在又是一种意识的存在。文学与革命的纠缠中的常态与非常态呈现了蒋光慈与"左联"之关系;无论是文学家的蒋光慈还是革命姿态阶级斗争的"左联",面对一个历史的过程都有着"是我、非我、真我"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困惑。我如是观。     

蒋光慈:东亚革命文坛的“一朵孤云”

蒋光慈是最早倡导并实践"普罗文艺"的革命作家,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沉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作为一个从农村社会底层走进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知识分子,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矛盾的,他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显示了革命时代先驱者丰富的灵魂冲突。蒋光慈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文学初级阶段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局限和缺陷,他在创作上的"失败"代表了左翼文学的"一种集团的倾向",对于左翼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中的王朔现象

王朔现象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他勾连着革命文化、知识分子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他维系着文学与传媒、文学与市场的新型关系,表征了9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心理、权力、市场、消费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文化再生产的新机制以及市场和消费主导的世俗欲望,他在市场意识形态的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从“现代”到“后现代”:林耀德与台湾都市文学的经验书写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视域下的都市经验书写与文化论述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至90年代"新世代"作家群有显著的发展,其主要线索是从早期较为普泛的存在主义论述转入资讯文明、后工业时代消费文化语境下个体的异化与分裂,都市这一承载、演绎、生产现代商业文明与资讯交互的地理空间,正是促进现代性在"后现代"时期质变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它更加彰显了现代性的迷离与眩晕带来的异化体验。对此,台湾"新世代"作家林耀德以其对自我与存在的拷问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经验,他不仅捕捉到晚期资本主义混乱失序的时代自我的悲剧性,更说明了分裂的个体与畸变的社会空间如何形成了相互生产的关系。     

论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与侠文化

蒋光慈以血与火浇铸的革命文学创作书写着诗学正义,使他的文本世界成为刺向黑暗社会的复仇利刃,宣泄着时代的反抗意志和复仇情绪,鼓吹着暴力革命,张扬着革命尚武精神,从而使社会正义和社会公道得以伸张与维护。蒋光慈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和强烈的复仇精神与反抗意志,其中反复出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暗杀恐怖主义相胶合的复仇情节,是侠文化精神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耦合纠结形成的侠客式反抗的典型体现。他把古代游侠、拜伦式个人主义英雄和中国革命时代特色以及革命尚武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文本中的复仇情节和反抗情绪以革命激情与正义观念,从而使传统侠文化在阶级革命语境中凸显出鲜明的现代革命内涵。     

从"公共领域"到"交往理性"--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理论述评

本文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并加以评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工业"变成了一场大骗局,成为束缚意识的桎梏.马尔库塞对此作了更深入的论述和批判,他认为文化工业是向大众提供了一种"虚假需要",使人日趋成为畸形的"单面人".哈贝马斯在对大众传媒被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握和垄断,公众失去了自由发表意见的媒介物的现状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公共领域"交往理性"的理论.这些理论为我们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和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但也分别存在着缺陷仅限于意识和精神领域,缺乏充足实证依据;常有乌托邦色彩;缺乏普遍性等.     

革命文学的先声：论蒋光慈的文学翻译

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先驱,蒋光慈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作品,但学界至今无人对之加以研究。蒋光慈翻译了俄苏诗歌、小说、文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论文,同时详细介绍了新俄的文学创作。其翻译在选材方面比较符合自身的文学创作理想和广大民众的文学审美需要,客观上传播了新思想,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他本人乃至现代文学叙事方式的创新和创作方向的转变。今天对蒋光慈翻译的评价既要参考鲁迅等老一辈学者的意见,但也应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去发现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现代性——以台湾新电影的三位作者导演为考察中心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现代体制的发展极为曲折反复。现代主义艺术形构在文化整体中的位置竞争,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真实世界的政治密切关联。中国的文化参与者与其说是在追寻文学和艺术自律的正当性原则,不如说是在寻求一种名符其实的文化正当性原则,以便能够在自身的文化世界中有效地容纳和制衡主导性话语,美学现代主义正好回应了这一需求。由于晚近逐步加剧的全球化进程,现代主义的经典主题和美学形式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大陆第五代导演作品、台湾新电影、香港类型电影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侯孝贤、蔡明亮、杨德昌这些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中坚对现代主义修辞和美学的偏好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全球化"场景:这些作者导演们从他们的本土语境中被"抽离"出来,"重新植入"跨国文化系统之中,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如何在20世纪末降临于一个前第三世界地区的种种,做出富有个人意义的美学反思。     

论本雅明的文学生产思想

本雅明首次给马克思关于文学生产的思想以确定的内容和较为系统的表述,他把文学看作和物质生产本质上一样的社会生产形式,并指出发达资本主义把文学生产完全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无论是文学彻底地商品化,还是以"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抵抗文学的商品化,这两种趋势都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利用而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统治的同谋.甚至文学中激进的政治内容也很容易被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统治机制和市场机制收编和转化,悖论式地变成商品而无法起到革命的作用.本雅明认为,文学技术手段的变革中蕴含着文学的政治解放潜能,革命的作家只有自觉革新文学生产技术,才能真正抵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转轨的回巡与文化的审视--评《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76》

时间的冲洗 ,会使历史与历史对象的本来面貌被有意或无意地更改 ,尤其在历史与文化的转折关头 ,更是众声喧哗。关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 ,我们经历了一次次的检视 ,学术界也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文化热浪与思想淘洗 ,但在当下的文学史所涵盖的精神事实中 ,诸多的描述和解释还存在着不少模糊的、残缺的空白和误区。正是基于对文化转轨的重新思考 ,程光炜教授以独立的学术立场 ,回首审视鲁、郭、茅、巴、老、曹这一群文学大师在 1 949年到 1 976年 ,这段具有转型意义的历史时期中的角色和使命 ,他的力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宗教思想

丹尼尔·贝尔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从前工业社会的传统宗教说起 ,剖析了工业社会的宗教危机而导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 ,展望了后工业社会的宗教回归并为之设计了一种“新宗教” ,从而揭示了西方宗教与资本主义文化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     

时空:广西文学中一个闲置的问题

从时空伦理来看,广西文学空间是由杂交的文化状态,日益演化为以中原的汉文化为主导。先前古"百越文化"时代,随着汉文化的"同化"已经被日渐消损,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广西的文化空间,更是被强大的现代意识和市场经济意识占据。以回望的姿态来审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30多年广西文学时,可发现广西文学发展的运动形态是由外而内的带有"裂变"性的"核变",而坚持文学本土立场的"百越境界"的文学主张也越来越多地为广西作家所认同与坚守。     

文化转型:世俗化与文学的媚俗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被裹挟着走上一条文化转型之路,在告别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消费文化的转型的过程中,当代文学正在经历着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文化转型及由此产生的价值失范使文学开始向媚俗跌滑:作家的角色意识由拯救向虚无倾斜,启蒙理想和道德精神一落不起,商业目的正日益成为作家们秘而不宣的价值取向.文学在世俗化的同时,有必要通过文学的人文关怀,走向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人文价值的多元建构.     

赵树理文学的表征危机

用表征理论省察、考量赵树理文学,会发现赵树理文学也存在着表征危机,具体表现为其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如二诸葛、三仙姑、小飞蛾的文学性描写远胜于其"主要人物"如小二黑、小芹、艾艾等,而这些人物又是他所着力否定的。其主观追求同实际效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背反。造成赵树理文学的表征危机的原因是:缺乏相应的谱系、话语范型支持,同时也与他对民间"小传统"中的诗意存在的回避、拒绝、否定有关。结果:一、造成对民间小传统的"暴力改写"和严重的妖魔化;二、使非文学的政治理性不断在文学土地上强势"殖民",导致文学越来越可能趋向被政治简单改写的危机。     

转型的艰难与心灵的归化:"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认同问题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这首先缘于它独特的现实和文化环境.一方面,这是一个新生共和国的诞生和成长期,经历了长期战乱和异族侵略的中国人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正如有学者所说,这"显然是一个富有激情和期待的年代,那时,人们集体作着关于人类幸福最大胆的梦想,而生活中最平凡的时刻也被光荣地赋予了诗意".     

技术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

技术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演化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形式、商品类型、劳动形式,消费形态都由于与新技术的深层次互动而发生巨大变化。围绕技术创新,技术资本主义得以建立了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范式,构建了独特的"资本—技术"生态,并借此使资本的扩张力量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技术资本主义理论试图揭示新兴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塑和改造作用,以及科技创新主导的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经济样式、文化意识形态所产生的总体性影响,图绘当代资本主义作为"资本—技术"综合体的基本面貌。技术资本主义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虽然仍存在一定不足,但它为我们理解当代变化莫测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既不同于"文化—意识"形态分析,又有别于传统技术批判理论的分析框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技术资本主义概念下科技创新和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既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把握,也是对资本主义未来的一种展望。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

在中国,"文学"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词汇,文学作为一个知识领域,也长期占据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但历史上的"文学"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其内涵和外延都不尽相同,在向"文学"的现代涵义的演变中,关键的时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关键的变化是对文学体裁的重新认定,对文学性质和功能的重新认识;起关键作用的是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美学思想、知识分类体系以及现代高等教育模式的输入.     

20世纪中国文学界之佛教文学研究

"佛教文学"是现代学者将各种零散偶然的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的文本整合而成的一种文学形态。这种考古式发掘、阐释与对话同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密切相关,在此语境中纵观"佛教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佛典译介文学"研究;(2)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敦煌文学"和敦煌"俗文学"研究;(3)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印度文学"研究;(4)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佛教文学"研究。     

蒋光慈创作中革命话语对日常生活话语的主导

现代都市日常生活是蒋光慈文学之笔活动的舞台,男女之间的感情生活体验、生存体验是其日常生活话语中两种基本的类型.以革命话语主导日常生活话语,处理二者之间的矛盾,体现革命价值观,是蒋光慈创作追求的目标.消除日常生活话语的影响隐藏着蒋光慈的焦虑,他把对人物思想感情偏向日常生活化的焦虑压抑在作品深处,呈现在读者视野内的是正面的引导,这种压抑是对信仰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