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创新社会治理与社会问题（专题讨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

在影响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的诸多因素中,相对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才是影响人们阶层自我评价的主要因素,且这种主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人们在自我期望以及与其他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因此,提高民众的阶层认同,除了要增加收入,更应该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提升他们的生活满意度。     

房产、相对剥夺感与主观阶层认同感

基于CGSS2015的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个体房产情况、相对剥夺感与主观阶层认同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房产数量与居住面积对主观阶层认同感有积极的影响;房产情况不仅能直接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感,而且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感.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房产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传统的职业、收入、教育形成的阶层认同,同时已然成为阶层分化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房产的过度赋权与住房功能的偏移,侧面反映了其对个体心理剥夺感及阶层认同的冲击.     

阶层归属与地位认定问题研究

阶层是人们主观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个人阶层归属和地位的主观认定是社会阶层研究得以操作化的重要基础.个人地位的主观认定为我们研究阶层地位及其排序提供了重要路径,也为我们研究影响阶层地位的主要因素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个人主观的阶层归属与地位认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深入研究二者及其关系,对于深入了解社会阶层排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具有重要帮助.     

阶层地位、法律意识与民间纠纷解决——基于六省市“法律与农村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研究利用全国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村居民纠纷解决方式的客观阶层地位因素以及权威认同、法律意识等主观因素进行考察和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高、关系网络资源丰富的个体更倾向于借助第三方力量解决纠纷;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对个体选择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并没有显著影响;个体选择司法途径有较强的工具主义色彩;另外,纠纷解决策略因纠纷类型的不同而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技术工人个体特征与阶层认同——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调查数据，研究技术工人的不同特征与其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表明，技术工人的户籍、婚姻状况等因素与其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不大；技术工人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资格等级、收入、从事当前工作的年限等因素则与之关系密切。女性技术工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男性；文化程度高的技术工人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中低文化程度者；高收入技术工人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显著高于中低收入者；技术工人的年龄、从事当前工作的年限与他们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之间都呈现出一种U形相关状态；技术工人的职业资格等级与他们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之间呈现出一种倒u形相关状态。     

"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成因及后果

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社会调查结果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城市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表现出一种"向下"偏移以及"中间阶层认同缺乏"的特点.这与我国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萎缩的客观状况是一致的,喻示着一种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们的阶层认同状况对其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和冲突行为倾向都存在相当显著的影响."中间阶层认同"的缺乏,已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一种隐忧.     

社会流动的影响与后果——基于2003 CGSS的实证分析

社会流动的影响与后果这一主题关注流动经历对个体的行为模式、态度认知所产生的显在或潜在的影响。西方社会流动研究学者对这一主题有着广泛而持续的关注,国内则缺乏相关研究。文章基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在西方流动研究中较为成熟的分析模型———对角线参照模型,对代际流动与个体的主观阶层地位认同、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有着不同代际流动经历的个体在上述认知评价与行为方式上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出身阶级(origin class)对流动者生活方式的影响权重大于当前所处阶级(destinationclass),而在主观阶层地位和社会交往上,当前所处阶级的影响权重大于出身阶级;控制了出身和现处阶级地位之后,代际流动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影响依然显著。     

城市居民网络精英关联度与主观阶层地位认同——基于JSNET 2014八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揭示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构成对其阶层地位认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受自身客观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以及受自身社会网络关系人的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精英关系人的"地位信号",能为其拥有者提供符号性社会资本,从而提升人们的阶层地位认同。因此,城市居民无论自己是否为精英,其社会网络中拥有精英关系人、精英关系人的符号性社会资本,均能导致其阶层地位认同提升。而且,社会网络精英关联度越高,拥有者的符号性社会资本就越丰富,阶层地位认同就越高。     

住房问题与阶层认同研究

住房问题和社会分层有着密切的关联,住房是透视社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的重要视角.随着住房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住房在分层体系中占居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基于“2010年世博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住房对阶层认同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作用;教育、单位、职业和收入也同样影响着人们的阶层认同;在住房产权、住房面积和质量方面,主要是经济因素,即收入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单位和职业的影响都并不显著.     

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结构抑或建构——基于2006CGSS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检视了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意识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近30%的人尚无阶级认知,64%的居民具有农民阶级意识,45%的人具有阶级冲突意识,2.3%的人有阶级行动意识;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意识具有中层以下的阶层认同特征。研究显示较低层次的阶级意识主要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反映,高意识水平则主要是在某些实践经历中建构起来的,而阶层地位认同更多的是结构性特征反映。     

东南沿海县域居民阶层意识比较分析——基于福建省福清市和龙海市的调查

文章以抽样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对福建省福清市和龙海市居民的阶层意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县城居民在主观分层标准中都突出了金钱/财富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同时,福清居民还强调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而龙海则强调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在阶层地位的自我认同中,两县城居民的"中等认同"比例较高,且不同的地位认同对个人年总收入有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两县域居民在对经济地位获取的实然判断中既突出了能力主义的地位又强调了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重要性:在对经济地位获取的应然判断中则充分体现了能力主义的价值观.     

生活方式变化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兼论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作用——来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778位老年人的调查

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美好生活向往息息相关，人口老龄化战略背景下，客观认识并积极应对生活方式变化对老年福利的影响尤显重要。基于生态系统理论，文章通过对北京地区778位老年个体调研数据，并借助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探究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当老年人“被迫”减少外出次数甚至变为居家不出时，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显著降低了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但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能够缓解上述不利影响：当个体感受到更高水平社会支持时，更倾向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生活方式变化对主观福利的负面影响将减弱，反之亦然。因此，提高老年群体主观福利状况需与积极老龄化战略相结合，在制定并完善突发事件中针对老年群体社会支持体系的同时也需要鼓励个体积极参与，形成外在社会支持与个体积极应对的协同效应。     

中间阶层界定的一种新视角

中间阶层的兴起越来越激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并引发许多相关的争议。我们有必要对中间阶层的界定进行梳理,并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现实发育特征,对其界定问题进行探讨。以生产资料占有为一元标准的传统界定范式已经式微,逐渐让位于社会分层理论范式,主要从综合地位来考察阶层的中间性特征,其具体界定指标实现了多元化。同时,在中间阶层的量化上存在滥用统计性指标的误区,以及通过主观认同进行界定的争议。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可以利用中间阶层在社会控制能力上的相对独立性特征,通过“去两头、留中间”的方式来界定中间阶层。     

争论中的中国中间阶层:问题与焦点

近几年来,围绕中间阶层的研究出现了较多的分歧和争论,集中表现在对中间阶层概念的界定、规模的认同、社会功能的认识以及发展程度的看法等方面。学者界定的中间阶层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界定是一种"去两边,存中间"的高度抽象的定义方法,但存在边界模糊、内涵不确定等不足;狭义的概念界定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特征描述法",特别是将中间阶层的外延界定为城市居民,无形中缩小了中间阶层的规模。其实,中间阶层可界定为:对社会资源和机会没有强控制力,处于一种生活自主、价值独立、具有自我满足感并适应性生活的生存状态的社会群体。这一定义的优点在于:揭示了中间阶层的本质特征和社会属性,消解了中间阶层概念的时空限制,避免了因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引起的歧义;强化了主观认同和感受在中间阶层认定中的作用,明晰了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序列和结构中的位置,明确了中间阶层的边界。至于中间阶层的规模测算,无论用经济指标测算,还是用综合性指标测算的方法,都是不理想的。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将客观统计指标和主观认同指标结合起来。对我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要做细致分析,不能笼而统之下结论。中间阶层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传统中间阶层和新式中间阶层,目前二者并存。判断中间阶层发展的程度,首先要确立评判的角度和标准。按照"四个标准"的要求,中国的中间阶层还未真正形成。中间阶层的形成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趋势。     

转型社会中的中间阶层

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职工”和“社员”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结构逐渐被以不同职业、不同经济地位以及不同劳动、生活方式组成的社会群体所取代，在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组合中，社会中间阶层的产生和发展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中间阶层是介于贫困阶层和富有阶层之间的一个阶层，划分中间阶层的标准主要依据财产和收入的水平，兼顾劳动方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思想观念等因素。中间阶层一般以公司员工、一般官员、教师、科研技术人员、律师、医生等为职业，文化程度较高，一般接受过大学教育。发达的商…     

存在、认同与冲突:转型期我国社会的阶层意识概览

阶层意识是一定社会阶层成员对于社会不平等状况的认知、评价和感受的综合反映,它既包含作为阶层成员个体的主观意识方面,也包含作为阶层成员共同认知的集体意识的方面。社会转型以来,阶层存在意识经历了从潜伏期、萌发期到强化期的发展过程;与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特征相联系的阶层认同意识则呈现为两极清晰中间模糊的阶层认同特征;较为突出的冲突性或对立性则是目前阶层集体意识的重要特征。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中国白领阶层意识形成的两种理论解释及其比较研究

阶层意识所指的是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识、评价和感受.中国白领阶层的阶层意识是中国特定的社会客观分层结构、制度安排、价值准则以及分层机制的变化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之中的反映.本文首先讨论了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和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系理论对中国白领阶层阶层意识形成的解释,然后通过调查资料的分析,实证检验了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和边燕杰、罗根的权力维系理论在中国白领阶层阶层意识形成中的理论适用性,认为权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对于白领阶层意识形成都有较大影响力,同时还发现,权力资本对白领阶层意识的影响随收入的持续增长而逐渐减弱,但人力资本对个体的白领阶层意识的影响随收入的增长而逐渐加大.     

教育的阶层分化与阶层的再生产

教育在个人社会化和其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于社会阶层的分化、维持和流动有着重大影响。然而,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教育也受到了来自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呈现出阶层化的现状。教育阶层化作用于受教育的青少年,阻碍了阶层之间的流动,体现了阶层封闭性,成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机制之一。本文将以个案为基础,考察教育阶层化的具体表现,并试图分析阶层再生产教育机制的具体内容及运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