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知"探源——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个案考量

立足于中国古代身体观,"体知"所涵括的"身体能够知道"的义项与西方认知理论中"具身化认知"的新进展相一致,但不同于西方认知科学中向经验的彻底回归以及仅仅将身体看作认知的基础,"体知"也是在高层次上对事物复杂性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体知"之"知"在于"身体自然知-‘道'",则"体知"不是一个纯粹认识论的范畴,"体知"之"体"的动、名词区分,显示了作为隐暗维度的"气",这一"存有的连续"的一体之本然是"‘体知'何以可能"的本体论基础,同时,在此框架下,"身体自然知-‘道'"也体现出修身哲学中"不待修饰把捉"这一实践工夫的独特的理论内涵.因此,作为一个"新"词,"体知"能自然地相承于古代话语,又顺畅地契入于当代生活,可视之为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典范.     

"和而不同"与"天下"观——儒家对话自由主义的生命社会观

自由主义生命观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饱受诟病,以原子态个体存在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社会观,难以良好地处理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社会观思想具有与现代生命进行有效对话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了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其中,"和而不同"的生命观不但对异质生命具有巨大包容性,而且具有刚健守正的固本精神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天下"观立足于个体的超越性,在组织上给予生命以多层性和系统性的依存感.     

“天·德”之辨:现代文化信仰的“理性”与“神性”

为了杜绝宗教犯罪,康德等人将道德假想为自给自足的概念,并以之对宗教进行规范。不过,道德只是一个或然性的、实践性的概念,剥去质料的"道德"并不存在。从信仰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研究道德与宗教问题。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所信仰的是"非形象化"的神性的"天",而西方社会在经历对宗教的建构与解构过程之后,也皈依到了对"去形象化"的神性的"天"的信仰。对"天"的信仰其实是对社会共识与社会精神的信仰,因此其本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由于信仰根本在于主观"认信",而且信仰可以给个体带来真实的精神圆满,因此,信仰也是个人的。对"天"的现代信仰可以帮助个体突破个体的生命牢笼,真正融入社会精神,从而形成个体与社会的双赢。在现代文化信仰之中,"神性"和"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生态主义“伦理”—“道德”形态的逻辑进路

在人类文明的演化史上,生态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关注生物个体—关爱生命整体—关怀生态实体的生命演进历程。如果说,"生物中心主义"关注生物个体的生命权益,但由于缺乏普遍的"实体性"依托,最终处于"作恶的待发点上",遭遇"伦理"—"道德"形态的分裂与对峙,那么,"生态中心主义"则将伦理关怀的中心由个体生命拓展到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但是"居留地"的可靠性遭遇"意志自由"的抽象普遍性,同样无可避免地陷入"伦理"—"道德"形态的悖论与风险之中。人类生态觉悟的辩证运动继续向前推进,未来社会应当建构接纳、包容、整合甚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多元对话的生态主义"伦理"—"道德"共生互动的价值生态和理论形态,这是生态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文明生态觉悟,也是一场世界观的革命和"形态论"的理论自觉。     

“不知之知”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贯通——对《庄子·应帝王》开端的理解

《庄子》对政治生活的思考以"四问而四不知"为起点,以浑沌之死为终点,"知"作为"人的机制"乃是凿破浑沌的关键。"不知"不是知的"否定",而是意味着更深层的"不知之知",从"知"到"明"到"神"的层层深入、上达的认识运动,内蕴在"不知之知"的深层。也正是"神"、"明"构成了通达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帝王之德的内容,与此相对,"知"则将认识限制在"人的机制"中,阻碍了对未知的天道、地道的开放。就此而言,庄子以"不知之知"为起点的政治思考,通向的则是天地人三才贯通的帝王政治类型。     

狄尔泰历史哲学中的“生命”、“理解”和“意义”概念解析

在狄尔泰的历史哲学中,"生命"是指处于相互联系中构成社会历史文化中的个体生命,这样的生命与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理解"是对历史的理解,是连接生命和意义的中间环节,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意义"是内在于生命和历史中的意义,是在时间的过程中不断对历史进行理解所形成的意义.     

思考的个体、交往行为和社会情境：一个整合视角的审视

"个体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一个会思考的个体",已成社会学共同体理解社会行为习惯性所忽略的议题。不过,既有文献仍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对个体思考能力的渊源进行了解释,即"生活本能成就现实思考的我""游戏过程成就现实思考的我"以及"生命历程成就现实思考的我"。虽然关于"思考的我"认知表述维度有所差异,但它们还是关注到了个体在现实生活之中所存在的自我分割性张力,即个体在思考能力的内在约束之下,不再仅仅生活在属于自我的世界里,与此同时还生活在与身边人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之中。通过个体与他人互动的行为表现来看,他们在面向互动个体数量变化的认知过程中需要留意特定行为的空间约束限制;此外,个体面向现实生活时,也会存在认识局部社会情境和宏观社会情境的形态问题。其实"思考的个体"并不是社会生活孤立的个体,他不仅仅需要与身边的人打交道,还需要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理解自我所置身的社会情境形态。个体只有先认清自我且拓展到互动的他人,进而延伸到现实的社会情境之中,才能真正成长为一名兼具能动特性的社会人。简而言之,将密切关联的"自我、交往行为和社会情境"整合起来考虑,能为理解社会行为所忽略的"思考的我"提供一种联结视角。     

生命价值实现的逻辑要素:能力、规则与资源

每一个体之生命价值的实现,都必须关注自我能力要素、社会规则要素和资源利用要素。在生命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个体能力尽其用,社会规则秉其公,社会资源呈其宜,则不仅能够实现生命价值,还能够实现社会的美好追求,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个体认识论与总体认识论的联系与区别

是否存在个体认识论?它与总体认识论有何联系与区别?刘永刚同志在一九八三年《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专刊上发表的《应重视个体认识论研究》认为,应将认识论区分为总体认识论和个体认识论,来解释各种认识现象.文章认为,总体认识论是研究人类的认识,即列宁所说的"全人类集体的知识"问题;而个体认识论是研究社会现实的个别人的认识,即列宁所说的"每一个个别人的意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肯定个体认识问题的存在.从认识发展史来考察,人类自脱离动物界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只具有畜群的意识,还不能把个人从集体中区分出来.随着生产劳动的进步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个体意识开始从群体意识中分化出来.严格地说,     

认同、共识及其相互转化——关于社会价值观念与国民结合的哲学思考

认同作为关于"我是谁"的理解,在"确立和认证自身"中,"让社会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和"将自我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在社会转型时期,尽管一元与多元共存,寻求多元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共识仍然成为当代社会的当务之急。认同尽管是"内省"的,但不是"私人"的,这就决定了共识体现在众多个体认同的相互作用中。在数字化时代,应该用"对话文明"替代"教导文明"。共识以集体意识的形式成为个体认同的强制力量,与个体价值观念形成共鸣,使个体在认同中形成归宿感。认同与共识相互转化,这个转化的方向与"熵"联系在一起。人文精神作为对生命过程理解的观念体现,是认同与共识转化中保持"度"的根据。认同与共识的转化总与信仰联系在一起。     

中国传统生命伦理观与生态文明的精神内涵

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凸显,使人们对传统的生命伦理观越来越关注,也对生态文明的精神内涵赋予了多样化的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向来重视生命的价值,它以贵生的精神看待生命,以仁爱的精神关注生命,并以平等的精神对待宇宙间各个生命的价值,重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构建。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命伦理精神,探索其与生态文明精神内涵的本质联系,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庄子"心斋"、"坐忘"说的美学意味

"心斋"、"坐忘"是庄子哲学追求的必要心理过程,是一种虚静超脱的心理状态,其目的在于体道,寻求一种逍遥自由、适意自得的、艺术的、审美的人生境界."心斋"、"坐忘"说蕴涵着丰富深刻的美学意味."心斋"、"坐忘"的美学思想对艺术创作具有深刻影响.     

生命观:道教生命力之所在

道教是倡导贵生的宗教,对于生命的价值有其独特的见解。道教强调形神相须,生道合一,以为欲长生就必须安神固形、性命双修。其中以重生恶死为显著特色的道教生命哲学观,是道教庞大教义体系中一块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这一生命哲学观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潜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试论宋濂治心之学的功能

宋濂提出了"吾心为天下最大"的命题,他的理学着重探讨了"人心"与"天地之心",并进而指出人们通过治心工夫的涵养便可以体认天道,使个体人生境界向更高层次精进。治心之学的功能还表现在:心既然是万物的主宰,决定着一个人的本质,那么透过对人心的观察,便能够帮助我们识人;通过治心工夫的涵养,或是通过圣贤文章,体认天地之心,存诚于心,可以成就一代文章大家。不仅如此,在政治实践中他还以治心之学中的人格修养学说来启发引导朱元璋摒弃自身的刚猛与暴戾,通过理论中的阴柔元素来化导朱元璋行事风格中的刚猛。     

论邓小平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求真务实,是邓小平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从实际出发,是其立足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其核心内容;尊重实践,开拓创新是其集中体现;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是其鲜明特色。     

"性命双修"哲学形而上探微--兼论其人本论架构

“性命双修”是道教内丹理论的思想内核,它改造并吸收了儒学的主要哲学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天人合一”,既承继了儒家心性理论的主要思想,也发展和超越了儒家心性理论。尤其是从道教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用“性命”说把“三教”统摄在一起,把“常道”、“元神”同儒家和佛教的“本心”、“本性”作了形而上的整合,在形上的层面上一同放在本体的高度;既提升“道”的形上内涵,也兼纳并蓄了“道本体”、“心本体”、“性本体”等理论。把“道”、“神”、“心”、“性”放在同样高的的位置上,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也是开拓性的。     

白居易融会三教的“中隐”思想及其仕隐心态

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对传统仕隐观念的继承、整合和发展,其本质上既区别于隐于山林的"小隐",也与隐于朝市的"大隐"不同,而是隐于地方官、散官、闲官。它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是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间进退裕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这一以仕求隐的隐逸观,较之魏晋时期"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的仕宦态度要积极得多,它更圆融通达地调谐了身与心、职与事、仕与隐的矛盾,是白居易以儒治身、以佛道修心的人生哲学的具体体现。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高校理工类专业学生责任意识缺失归因新探——基于占有性生存方式视阈

高校理工类专业学生本应体现出一种深刻的公共良知,但部分学生却形成了满足于生存现状、缺乏批判性、关注自我利益与世俗生活的占有性生存状态。高校理工类专业部分学生学习科技知识的过程退化为对知识的外在占有。功利化趋势与满足于非反思的日常生活世界,是高校理工类专业部分学生责任意识匮乏的主要表现。这是发达工业社会对现代人巨大影响的一个缩影。生产性生存方式更能培育高校理工类专业部分学生的责任意识,从而促进高校与社会良性发展状态的形成。培养高校理工类专业学生的责任意识首先应高扬其批判与反思精神,重中之重在于对其社会责任与公共责任意识的培育。     

论科学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长期以来,不少人对精神文明的内涵及其形成的途径理解肤浅,对科学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认识片面。科学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大体有两种途径:一是科学通过技术与生产相结合而发展生产、变革社会,从而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二是科学作为一种思想和观念,直接介入人们的精神生活,净化和升华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全方位普及科学,以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来塑造和提高我们的民族素质,是我国当今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