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的民权观

本文根据孙中山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的基本态度,从分析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具体内容入手,认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一方面主张对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义思想和民主共和政体必须加以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又反对盲目地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把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贯穿和体现在民权主义中的孙中山的民权观.     

略论孙中山的“共和国图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在中国倡导共和,1894年他拟定兴中会章程时就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1905年,同盟会政纲上正式写上“建立民国”的文字,明确了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次年,在《军政府宣言》中,孙中山对这个共和国作了具体说明:‘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意即以革命方式摧毁现政权,革除帝制,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得到短暂的初步实现,那就是如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告,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并重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是一位真诚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他主张新国家要把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中,真正做到民有民治民享,认为西方的民权政治不完备,三权分立有流弊.西方的议会兼有弹劾权,牵制政府使政府无能,缺乏效率.鉴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流弊,孙中山在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已创新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与监察“五权分立”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政制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野

在历史制度主义论域中,在旧制度因环境变迁和危机恶化而发生断裂或崩溃的"关键节点"时期,掌控创制主导权、决定政制走向的往往是政治博弈场域中的强势行动集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政制变迁史上打破了王朝循环的路径锁定状态,把中国政制强行拉出了帝制轨道,引入宪政共和的探索之路。但是辛亥革命未能有效地确立民主共和、完成现代宪制的路径塑造。究其原因,就在于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制创新行动集团属于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弱势行动集团,其行动资源的匮乏、组织结构的溃散、意识形态的虚弱,决定了其无法在专制文化积淀深厚的近代中国成功地创建现代宪制、巩固民主共和。     

美国现代城市制度与孙中山直接民权理论

直接民权理论是孙中山先生在借鉴欧美先进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而设计出的关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理想蓝图。美国在 19世纪末、2 0世纪初经过市政改革所确立的现代城市制度即是孙中山直接民权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 ,它对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 ,孙中山对美国现代城市制度就产生了浓厚兴趣 ,并对其明显有所取舍 ,最终将美国新型城市民主制度———直接民主主义城市制度作为创设其直接民权理论的丰富素材     

“中华民国”国号考

1894年兴中会创立时,第一次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际,孙中山最终为未来新生的共和国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号;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民国"与"共和国"的本质是一致的。孙中山心目中的共和国与欧美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学习西方,要避免欧美诸国的弊端,而在国号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民权,比"共和"之意义更为积极和鲜明。     

“梁启超之问”的学说谱系

在清末民初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大辩论中,梁启超洞烛先机,提出了"革命不得共和而得专制"的"梁启超之问",成为当时振聋发聩的声音。梁启超的问题是关于共和政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种族革命的自然结果是民主共和还是"民主专制"的宏大制度建构问题。其独辟蹊径地探求到共和失败的根本性原因,找到了民初乱局的渊源所在,并尝试用自己的理论学说对该问题作出解答。尽管限于时代,梁启超未能作出完美的理论建构,但时至今日,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与理论影响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党国政制的肇基——民初革命运动的历史抉择

以党治国的党国政制是民初历次革命运动反复冶炼的政治结晶。它由孙中山及其政党进行理论阐述与实践尝试,在护法运动中后期至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初期逐渐肇基成型于广东,最终伴随北伐战争的狂飚席卷全国,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影响。党国政制的肇基与普及,与其说是孙中山一人倡导之力,毋宁说是急需革命政党指路引航的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历史抉择。自然,党国政制的利弊与是非,也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变动所使然,不应完全归功或归咎于晚年力主实施这一政制的孙中山。     

孙中山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创者之一。在四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不仅提出了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的主张,开创了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变革的新时代,而且围绕巩固共和政体提出了一系列法治与民主相结合的法制思想与主张。他所规划的"五权宪法"的法制蓝图及推进法制变革的一系列主张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     

迈向法治和商议的共和国——试析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走向

当代政治哲学中出现的共和主义复兴既有深刻的背景,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20世纪晚期呈现出强烈的复兴趋势,这种复兴不但使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之争——这一西方自由民主政制的内在张力所激发的基本辩论重趋活跃,而且是我们把握西方历史传统的自我理解问题和政治哲学发展方向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从政治思想史、美国宪法学以及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谱系,并从自由概念和民主模式两个层次揭示了当代共和主义在理论探索和制度构建上的贡献和局限。文章的最后还将就共和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含义作简要评论。     

孙中山的革命观

孙中山在晚清风雨飘摇的革命危机中,首举反抗满清专制主义之义旗,引领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时代潮流.他所倡言的中国革命,以美国革命为典范.他认为,美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政治革命,而法国革命则是一次不成功的政治革命.美法革命之成败,不关乎其领袖品德之善恶,而关键在于其全国民众的“习尚”.美国民主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地方自治的传统.孙中山进而借鉴美国和法国经验,构想了中国政治转型之“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程序,旨在通过革命政府指导国民实行地方自治的“训政”为政治转型的过渡阶段,为共和政治奠定社会基础.     

论孙中山自下而上的建国构想

基于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民主共和屡遭破坏的教训,孙中山提出了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以县自治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建国构想。该构想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对于中华民国主权在民的理想追求,但与训政相结合的设计导致其后国民党的相关实践充满曲折。     

民国宪政史上追求"直接民主"的尝试及论争--从"国民大会"观民国政制的演变

国民大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追求直接民权的制度构思,孙中山的政制设计也使用了这一组织形式.南京政府30年代的制宪过程中,"改造代议制"抑或"重回代议制"的不同意见反映在有关国民大会职权设置的争论中.40年代的宪政运动中,国民大会职权问题再次在国民党内外掀起轩然大波.中间势力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使1947年宪法走上了"重回代议制"的道路.     

孙中山《民权初步》若干问题之检讨

基于种种原因,对孙中山《民权初步》的研究,多年来一直为人疏忽。要打破这种现状,应该坚持以下原则:一是Backtotext(回到文本)!二是BacktoSun(回到孙中山)!依据第一个原则,考察了中国民众的“一片散沙”与异族专制、民权与民族前途、民权与参政权、民权知识普及与先知先觉者、会议与集会、会议召开的“同”与“异”、计票时的“大多数与较多数”、暂时会与永久会等八个问题。依据第二个原则,孙中山在民权问题上有如下倾向:因富强之梦而钟情民权;普及民权知识,知先行后;落实民权,过于简单化、天真;以赶超的发展模式,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民权与专制,此消彼长;社会阶级继续对抗,革命与民权难以两全。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发展

在由专制到共和的历史大变动中,孙中山是创立中华民国的元勋。孙中山对国家学说的思考,展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理论上的开放性与创新精神;他提出的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宏伟构想,超越了前人和同辈,把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与国家制度的发展,推进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孙中山的国家学说并非尽善尽美,但先行者的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     

孙中山与民初政党

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党政治,组党建党,议论时政,从政参政,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主流之一。考察孙中山与民初各党派的密切联系,可以发现,孙中山做为革命元勋和民国首任总统,深受各政党欢迎。但他并没有盲目地不顾中国当时形势大力鼓吹民主政治,而是根据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从国家统一的大局和民主共和的远景出发,去引导中国幼稚的政党政治,为使中国出现规范的政治生活和各政党走上正确的轨道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孙中山在民初时政治上并非"消沉",也并非"醉心"实业。如果仅从同盟会与国民党的角度去考察和评价孙中山民初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是非常片面的。     

徐树铮与建国军政制置府的建立及影响

建国军政制置府是在徐树铮的策划和组织下联合孙中山部属许崇智和原西北边防军将领、驻延平的皖系将领王永泉,根据自己所著的《建国诠真》的构想,企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组织,虽然由于直系北京政府的讨伐、福建各界的反对和与孙中山的目的不一致及皖系实力人物的不支持等各种原因,而很快流产,但它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透析谭嗣同的政治哲学

谭嗣同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其思想中有很多闪光之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在他的话语中随处可见。文章从民主、民权的角度来探讨谭嗣同的政治哲学思想，谭嗣同从反对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来倡导民主和民权，并在议会中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法度精神与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原法》篇再探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篇之精义,一是在法度精神上完成了从君主"一家之法"到"天下之法"的扭转。二是以六经所承载的三代法度精神与典范性制度作为高于君权的根本政制规范,并以太学师儒为创制立法者。由此,其中实已蕴含了一种清晰的古典宪制意识。《明夷待访录》诸篇所构想的一整套政制设计,正展现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古典宪制安排。黄宗羲政制构想的突破性价值,在于立足于近世乃至先秦儒家的政治智慧,而对一种古典宪制理念予以了最为集中明确的表达。在其政治思想之整体中,《原法》实居于核心地位,《明夷待访录》本身即为一部以之为中心而展开的政治纲宪。     

论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创建民国、实行议会政治失败后，提出了国民应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的直接民权的具体方案，以实现主权在民的伟大目标。直接民权是对间接民权的必要补充，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具有更加完备的民主性，这在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试论罗马共和的混合政制遗产

对于共和主义传统，如果仅仅从约束政治权力以保护政治自由的角度理解，反而会忽视它对于政制构成问题的其它维度。就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制模式而言，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主要关注，即政治的观念、公民的界定以及诉诸传统的原则。政治意味着一种获得最优的生活方式的手段甚至最优生活本身，公民则主要是一种身份和权利，两者共同奠定了混合政制模式的基础。另一方面，罗马共和国通过混合本身实现了不同政制原则和价值的包容。在罗马混合政制中，一切决定性的政治变迁都是重构，也就是改革旧制度和恢复本源的建城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