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是随时间、空间等条件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它不是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数值,而是一个变化的区间。通过恩格尔系数,可以判断何时出现中等收入群体;通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可以计算出中等收入的上下限。上海在持续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已产生中等收入群体,并在逐年扩大,运用统计部门的资料,就可以对上海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中等收入群体情况进行估算。     

感知与现实的偏差：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

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测度为基础，比较了收入主观评价方法和客观标准测算结果的差异，收入主观评价结果的影响因素，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典型特征。研究发现，收入主观评价方法与客观标准测算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除了客观收入水平，收入主观评价结果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影响因素并未呈现普遍的规律，但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主观评价中都倾向于维持或降低自身经济地位的评价。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中等收入群体客观界定标准的选择存在多重难题，可以考虑将主观评价方法作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补充或替代，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与现状研究——基于CHNS与CHIP数据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区间范围在扩大，但整体规模小、比重低、稳定性较差，尚未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加深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性，受教育水平城镇以大专以上为主，农村以初中为主；工作类型城镇以国有单位、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农村以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城镇呈现协调发展格局，农村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扩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下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上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也需要居民个人不断提升自己获得高收入的能力。     

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人口学特征分析

本文首次采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倍数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以沈阳市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经济学消费理论对沈阳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从人口的收入、性别、年龄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并依据相关结论提出了一定的政策性建议。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

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算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偏低,并且显现略微下降的趋势。为了达到“橄榄型”社会70%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求,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借助CLDS数据,本文分析了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特征,发现他们人力资本积累少、就业质量差、健康水平低、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低。针对以上特征,本文最后从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具体政策建议。     

中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理论内涵与收入结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选择。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区间而非绝对值,具有动态性和地区差异性,不宜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使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划分标准的计算结果显示,省级地区间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差距较大,东、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均依次递减。我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约为2.6亿,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中青年是首先"挤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应通过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现实的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比较研究

我国目前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多将按人口排序、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中等人群收入",与处于收入分布范围的中间水平的中等收入混同。我国当前的中等收入群体明显处于低水平。农民收入分布则呈现以大多数低收入群体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向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转换的过渡性结构。虽然省际差距有所收敛,但中低收入省份净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为零,多数低收入省市的收入位次难以提高。未来应逐步抬高水平较低但又人口众多的收入群体的重心,形成更高水平的橄榄型结构。应加快产业升级,发展高效益现代服务业,实行以投资合作为主导的省际对口帮扶政策,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扩大农民中等收入群体。     

新时期我国农村居民中等收入者标准界定研究

新时期,针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突出的情况,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全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扶贫对象大幅减少"的新要求。准确把握我国农村居民中等收入者真实内涵,对其进行合理界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在综合考虑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标准的差异性、可比性、动态性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测算出农村居民中等收入者标准为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18598.3元～55794.9元(2011年价格)的区间。这个标准可在新时期为准确把握我国农村居民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情况提供较为科学的测度依据。     

城镇中等收入居民相对收入水平的实证研究--以省际横截面数据检验库兹涅茨假设

本文以城镇中等收入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00年省际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中间阶层的收入份额表现出线性下降的趋势,实证检验拒绝了库兹涅茨倒U假设。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表明该阶层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利益,但分享份额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控制、税收调整、公共投资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未发挥显著的作用;而存在一定影响的“国有经济投资比例”和“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处于相对下降的趋势中,从而造成该群体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黑龙江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从供给约束型转向了需求约束型经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消费需求不足的压力。为促进黑龙江省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而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市场的主体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无疑会促进整体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从黑龙江经济发展的实际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应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格局，建立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机制，以及保护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稳步增长的机制。如此，才能对黑龙江经济增长起到促进和拉动作用。     

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互联网消费特征及其经济社会价值

当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背景下,从事新经济新技术、具有较高文化资本和较年轻的新兴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崛起。互联网消费是新兴中等收入群体最具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积极拥抱互联网消费的同时,也展现出作为消费者的能动性和反思性并付诸实践。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所蕴含的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有助于扩大内需并建构一种良性的消费文化,有助于增强社会参与、推动改善社会治理。因此,应从收入分配、职业结构转型和业态创新等多个角度探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扩大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扩大新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是创新民生建设、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消费、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与可持续消费的理性思考

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进行可持续消费正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目前我国数量不断增加的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消费的重要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是推进我国可持续消费的现实基础;同时实现可持续消费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我们要通过健全市场机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转变消费观念、加强消费立法等手段,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构建我国的可持续消费模式,走可持续消费之路。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对策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羁绊.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收入差距拉大、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不同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及不同阶层差距拉大等特征.从根源上看,既有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问题,也有分配体系改革滞后造成的影响.破解这个难题,可以从稳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以及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着手.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

收入分配问题是体制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之一。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突出问题。对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现状、行业收入差距影响因素、行业收入差距测度等进行全景描述,有助于全面解读行业收入差距现象,揭示行业收入差距形成原因,准确测度行业收入差距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找寻行业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的新方向。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及购买行为的实证分析与预测

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增强广大农民的创收能力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等手段来积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思考

中国已经出现一个中等收入群体 ,但比重很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对于加速我国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极为重要。大力发展经济是“扩中”的根本之策 ,但也与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密切相关。     

我国省际居民收入差距的来源分解——基于城乡比较分析的视角

文章利用基尼系数的来源分解方法对我国省际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分解分析,并对城乡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城镇和农村收入差距的不同表现和变化原因。研究发现,不论城镇还是农村,对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都是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一直起到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城乡的影响不同,在农村,家庭经营纯收入一直起着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城镇,一直在起缩小收入差距作用的则是转移性收入。     

低、中、高收入群体消费与收入关系的比较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消费与收入具有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与收入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相应增加,边际消费倾向相应递减,且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收入弹性较高;从短期来看,无论哪一收入群体的消费都会不同程度地偏离于长期均衡,但都会以很快的速度回归到均衡水平。因此,增强国家财政的公共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向明显投入偏低的公共卫生服务、基础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领域倾斜,改善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状况,扩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都将有效地缓解居民对支出增长的预期,从而释放储蓄,拉动消费并带动经济增长。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随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内外对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隐阱"存在不少争议。对巴西、阿根廷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比较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一国经济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而收入分配制度是找准效率和公平平衡点的"砝码",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十八大提出的"收入倍增计划",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走向共享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与中等收入群体研究——以广东为例

运用官方相关统计数据,多维度地分析广东社会阶层结构现状。研究发现,广东中等收入群体呈逐步壮大趋势,现代化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从收入分层角度看,低收入群体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均呈上升趋势;从职业分层角度看,出现"非农化"和"白领化"趋势,农业劳动者阶层人数逐步减少,蓝领阶层持续萎缩,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持续上升;从教育分层角度看,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比例逐步减少,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逐步增加。但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速度太慢,体力劳动者比例仍然很大,人口整体素质仍然偏低,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很漫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