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真的反对儒家仁义吗?——兼驳李磎《广废庄论》

晚唐儒者李磎的《广废庄论》对庄子的"虚无"、"天命"、"因任"及"性情"思想提出批评,理路清晰、严谨。但其对"虚无"、"天命"、"性情"的批评没有切中《庄子》要害,在概念厘清上尚有欠缺;对"因任"的批评最值得深入探讨,因为其要害在于庄子是否真的反仁义而倡因任。本文从庄子的问题意识和仁义观出发给予回应,指出庄子反对的是伪仁义,倡导以"真"保证"仁义"的本质,对"仁义"被利用而变"伪"的现象进行纠偏。这一思路与原始儒家重"真"贵"情"的精神实际上并不违背。     

从庄子的仁义观看儒道两家关系--《庄子·让王》篇索隐

庄子诸篇中对于仁义学说的不同态度只是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的庄子学派的表现,而并非全部.<庄子·让王>篇中对仁义的充分肯定与庄子杂篇中对仁义的抨击是大相抵牾的,这反映了儒道两家的关系,在战国中期曾经历了相知、争鸣与融汇三个阶段的不同历程.     

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     

中国特质的积极心理品质探析

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与中华文明的精神基础。从人伦五常"仁义礼智信"、待人五则"温良恭俭让"、践行五德"忠孝廉耻勇"这三方面,解析儒家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及其中蕴含的丰富的积极品质内涵及培养方法,并将它们与积极心理学研究的良好品格加以对照比较,试图探析二者内在的一致性。可以说,它们就是中国特质的积极心理品质。     

儒家“仁义内外之辨”的现代伦理意义

战国时期仁义内外之辨,告子主张仁内义外,孟子主张仁义皆内,自楚简发现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又重新进行了较多研究。仁义之"内外"含义,人心内外、门内门外、人我内外三种意思均有。仁义皆为内在的观点虽彰显了人的道德主体性,但忽视了道德的客观伦理精神。坚持仁内义外的观点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道德的人性主体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客观根源、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问题,正确认识传统家族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道德精神的差异,正确认识仁义两种道德发挥作用的不同特点,从而调整道德思维和道德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永嘉学派的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永嘉学派从理论上阐明了仁义与功利之间的关系,肯定了仁义的重要性,但认为仁义必须表现在功利上,如果仁义没有在功利上表现出来,仁义就成为没有实际内容的空话,最后仁义本身也就无法存在。永嘉学派的义利观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它可以使我们避免见利忘义,促使社会经济秩序更加井然有序健康地发展,进而有助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观。     

韩非以"公"为根本内核的仁义观

韩非的仁义观是以"公"为根本内核的.从"公"的原则出发,韩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仁的含义;从"公"的角度,韩非批判了儒家的仁义观;在"公"的高度上,韩非吸收了道家仁义观的内容.韩非的仁义观虽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其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     

"仁义礼智信"研究三十年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兼备了个人心性品德与人伦关系规范的双重特点."仁义礼智信"被后人称为"五常"."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的"仁义礼智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涵、普世价值、现实意义等几个方面.     

老庄学派仁义观新探

老庄反对仁义,这几成定论。而我们通过审慎的研究后认为:老庄反对的不是仁义本身,而是反对儒家对仁义的过分宣扬和统治阶级对仁义的无耻盗用。老庄不仅从根本上维护仁义,而且他们的行仁标准比儒家还高。一、老庄学派反对儒家的仁义,而提倡更高标准的“大仁”、“大义”仁义的对立面是不仁不义,如果老庄确实反对仁义,他们就提倡不仁不义,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提倡要实行比儒家仁义标准更高的“上仁”、“大仁”、“大义”与儒家的仁义又有什么不同呢?     

陈鼓应之老子"仁义礼"观的反思和批判

陈鼓应先生认为:在一个大道流行的完美状态中,仁义礼本就蕴含在大道里,行仁由义是自然自得自适,如"鱼相忘乎江湖";因此,老子不仅不排斥仁义礼,反而对仁义礼采取肯定的态度;老子所批评的礼是流于形式而虚伪的异化之礼.按陈先生的看法,道家的道德与儒家的仁义道德没有什么实质的分别.陈先生的解释遮蔽了老子的真正观点:在大道流行的理想状态中,根本不存在仁义礼;理想状态崩坏而大道废弃时,才迫切需要仁义礼来救治,仁义礼是衰世的产物,背离了大道之真实、质朴、虚静的特性,因而予以否定.陈先生带着其主观先见,对<老子>文本进行了误读.     

山崎闇斋的神儒合一思想与儒学的本土化

山崎闇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他把朱子学的基本理论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结合，主张儒学之正统也就是神道之真传，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注入神道教义，强调神儒合一，忠君爱国，尊王贱霸。儒学与神道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日本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长点。     

张之洞对传统义利之辨的继承与突破

张之洞于时代裂变的晚清时期,应对民族危亡,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的基础上,提出了"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的观点.他试图通过对"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的论证,完成对传统的"不与民争利"到"公利不可不讲"的转化.而他对"私利不可讲"的坚守,在体现了他作为"儒臣"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其对义利观的认识无法迈进近代的门槛.     

从国故整理看胡适的文化哲学

胡适的国故整理涉及文史哲等各方面 ,为中国现代学术开创了全新的整体范式。尤其在儒学研究中 ,他不仅对孔子、孔教与经学做了理性的检视 ,还对传统哲学的人文批判精神做了有意义的挖掘 ,从中可见其传统意识。但考据癖及对方法论的偏重限制了他的文化整合的深入开展     

《诗经》所反映的民族精神及其与儒道思想渊源之关系

《诗经》的内容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初步形成。这种素朴的民族精神作为社会心理 ,可分为两部分 ,即忧患意识与自然意识。忧患意识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源泉 ,自然意识是道家思想的源泉。忧患意识与自然意识又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儒道哲学的对立统一发展构成中华文化基本精神     

《论语》文本研究的几个问题

《论语》的文本形式构成无疑是影响读者对孔子思想作整体性理解的重要因素之一。《论语》文本篇幅之所以如此之少,原因与儒学内部的分化及儒学意识形态化有关;以《论语》为书名是孔子后学对"圣人之言"的价值推崇;"问答"作为《论语》文本的体裁选择是为了通过语境重构来保持文本的开放性,让读者主动参与到对孔子思想的创造性理解;缺乏情景语境的"子曰"式叙事反映了孔子后学对孔子思想进行系统性建构的努力;有子和曾子继承和发挥了孔子"赞述"阐释学传统并从四个方面来构建起《论语》的文本逻辑联系。     

也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理论归趣——兼答余秉颐先生

方东美认为哲学思想的起点与目标是庄子的“寥天一”这一最高的境界,这一对哲学性质及中国哲学的看法具有强烈的道家思想的色彩。从这样的角度,方东美对儒家和道家的价值理想的异同做了比较,指出儒家的价值是相对的人文价值,道家的价值是绝对的、宇宙间最高的价值。方东美以《尚书》和《周易》阐解原始儒家,缺乏史料的根据,是对原始儒家精神的一种曲解,是以自己心目中的儒家精神置换了历史中的原始儒家精神。现代新儒家有其特殊的含义,有其强烈的道统色彩,所以把方东美视为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临川四梦"与汤显祖后期思想的转变

汤显祖作为明代中后期的戏曲作家,他的思想有同时代人的特点--儒、释、道三者合一;但是这三者在他身上无法融合在一起,而是随时叠现,这也是与当时文人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在看他的"临川四梦"的时候,会发现作品中有很多矛盾之处的原因.     

儒学的现代建构与反思——兼论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与发展

"儒学的现代价值何以可能"是新世纪儒学研究中的核心命题,目前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归纳为"内在超越说"、"生命意识说"和"面向生活说"三种学说形态,它们分别从宗教性精神、类现代性批判精神和日常生活批判精神这三个方面阐发了传统儒学之于现代社会的功能性涵义,这既体现了现代人的价值评判与选择的自由,同时又反映出儒学自身所具有的巨大文化张力,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儒学救世论"、"多元理论模式"和"儒学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问题也呈现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境遇及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袁宏道与泰州王学

作为晚明公安派的重要领军人物,袁宏道力倡文学革新论,在诗文创作上成就斐然,声名卓著,影响甚大。并且,他与当时思想界人士有广泛交游,尤与泰州学派学者接触较多,受李贽影响最深。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及力倡个性的文学主张是在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交相辉映,构成晚明思想文化史上靓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