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

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个,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多样化创新及其启示

自“人民公社”组织体系随着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行而走向必然消亡以后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完善的制度变迁过程中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活动持续不断 ,以不同的形式和鲜明的特色探索出解决制度转型中我国农业发展出现的各种组织问题。如合作经济组织应以怎样的组织经营方式服务于农户 ,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如何改革和完善才有生命力 ,村庄的社会、经济功能如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等等。近年来发生在村、社范围内少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多样化创新选择 ,对此类问题给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证明农民组织创新有着广泛的选择空间及多样化的变…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流转成本与治理绩效分析

基于农地流转各利益相关者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的差异,我国的农地流转方式可分为政府主导型、集体主导型和农户主导型,但不同的流转方式会引致不同的流转路径、经济绩效,最终诱发不同的社会治理成本.中央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及时淡出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农地流转方式,通过培育农户主导型流转方式进一步壮大集体主导型流转方式,从而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捍卫农民利益,构建农地流转长效机制.     

分权式治理何以形成——对粤、川、鄂、鲁、湘六类村庄的观察和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村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种分权趋势,即在原有的"村支两委"共治下出现了监事会、理事会、股份社、经济合作组织等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分享村庄治理的权力,形成了分权式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主要源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农民参与以及政府引导。不同类型的分权与民主的关联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分权、社会分权有助于民主的成长,行政分权有助于制衡,但其对民主的作用暂时没有显现。     

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利益实现的市场载体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与理论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进入市场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承载着为农民和农村社区服务的特殊使命,即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社会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构建是农村市场经济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利益实现的市场载体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与理论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进入市场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承载着为农民和农村社区服务的特殊使命,即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社会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构建是农村市场经济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对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统”的再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当时我国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将“统”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子单位和工业向农业提取剩余的载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确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集体为小农户提供“统”的服务，帮助小农户顺利完成整个农业生产过程。然而在实践上，集体却未能有效承担起“统”的职能，这激发了实践和理论界寻找外部主体承担“统”这一职能的热情。本文认为，强调小农户的主体地位是认识“统”的基本前提,为构建以小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分工体系，必然要以合作经济组织为载体推动小农户的组织化，引导并鼓励小农户进行多层次、综合性的“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宗族在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宗族无论其组织形式,还是价值标准,更与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因此.宗族制度受到了抑制.在现代农村改革时期,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出和家庭承包制改革的推行,家庭成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和经营单位.而在家庭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宗族关系在一些地区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形态.在城市,由于人口层次、政治环境、经济改革以及思想变化等方面的影响,城市也可能出现宗族组织.     

重识农村合作经济——兼论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的必要性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找到突破口的。在包产到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又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局面。从表面上看,这种分散经营的农户经济有着与历史上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某些相似的特征,但农业生产责任制后所形成的农村经济中村合作经济和农户经济并行发展、共同经营的独特的双层经营体制,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中由农户孤立经营农业的格局。农户作为一个基础的经营层次,实际上仍处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之内。双层经营体制集合作经济的优越性和家庭经济的积极性于一身,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找到了这种家庭经营合作经济有效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经济发展道路,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魏晋南北朝宗族伦理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伦理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是宗族伦理规范的提出和完善。魏晋南北朝宗族伦理特点是:强调遵从封建伦理纲常;重视保全宗族、门户和个人;注重宗族、门第教育;重视家庭伦理;强调和衷共济,荣辱与共,维护宗族组织内部的团结等等。宗族伦理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降解了当时社会恶性运行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以后社会良性运行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当然,其消极因素也不容忽视。     

土地流转的动力机制及模式分析

经过改革开放后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优势逐渐释放完毕,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各级政府的大力推动成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四大动力,在土地流转的实践中形成了集体组织主导型、民间自发型以及资本主导型三种土地流转模式,从理论高度认识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动力机制,从实践层面大力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制度的改革的关键。     

三国时期宗族组织探略

三国时期的宗族组织,用政治、经济的强制手段,将许多同宗子弟的家庭结合在一起,平时互助互济,战时则征战迁徙,在利益上同气连枝,宗族成员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给当时的社会各方面带来深刻影响。     

中国与欧洲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组织之比较

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是农户.然而,在农民家庭与农户的一致性程度方面,中国与欧洲是不同的,由于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布较为分散,两者的一致性较高;而欧洲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集中,农户中包括了较多非家庭成员,两者一致性相对较低.在由于制度、耕作技术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因素而引起的对农户间合作的需要与合作社会形式方面,以及以村落为分析范围的社会中间组织方面,中国与欧洲也是不同的.     

宗族关联视阈下的村级选举

村级选举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成效的标志性举措,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几年,东南沿海地区在村级选举方面凸现新的特质,特别在宗法秩序“回潮”的条件下,该地区村级选举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与宗族存在着诸多的关联,呈现了宗族关联与村庄选举事件“相耦合”的趋势。宗族关联以宗族动员、派性动员和精英动员等方式影响着村级选举,使得村级选举出现了负面效应。要运用民主法治等手段逐步消除其负面效应。     

宗族与国家在"第三领域"的互动关系研究——以XJ县为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党对宗族的认识和当时激进的意识形态,国家对宗族实行了严厉打击的政策,使宗族失去了生存空间。改革开放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使得乡村社会内部活力增强,自主发育空间增大,村庄权力内生化。在制度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许多乡村的宗族得到复兴和重建,重新成为乡村社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乡村社区自治组织的产生和自治组织对村庄的治理———这一国家和社会均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与国家发生互动关系,乡镇政府、村自治组织和宗族三者都对村社区治理发挥程度不同的影响和作用,形成有意无意的互动。     

血缘理性制约下中央苏区的宗族改造

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组织,长期以来宗族血缘团体及其观念同农业文明相结合,构成了近代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进行苏维埃革命,用苏维埃模式改造了宗族的组织结构、经济结构与传统观念,取代了旧有的宗族结构体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从中共改造宗族的结果来看,宗族组织并没有彻底被改造。血缘理性对中共改造宗族行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血缘团体及其观念隐藏至中共所建立的苏维埃基层政权中,影响了中共改造宗族的最终效果。     

宗族复兴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的复兴 ,对于农村工业化社会基础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 ,宗族复兴带来了组织权力结构中利益权力、认同权力的增强 ,给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增添了弹性与活力 ,我们要注意规范宗族等社会力量的发展定位 ,坚持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组织基础中的核心地位 ;另一方面 ,宗族文化心理结构在农村仍具有强固的持续性和强大的影响力 ,必须立足“文化软着陆”战略 ,推动宗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形成适应农村工业化发展的心态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的中间组织及其功能

中国传统社会的中间组织包括家族、行会、商会等。宗族是宗法组织瓦解的产物 ,形成于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化时期。行会则是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中国封建城市产生的非经济途径致使城市行会姗姗来迟。中间组织具有多种功能 ,包括凝聚、自律、统治、服务、扶助、维权等正面功能及侵权、破坏等负面功能。近代商会的产生标志着中间组织由政府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的转换     

农民专业化合作的产生与效率的实证分析

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维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组织的专业化服务将原本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增强了农业对资金、技术、信息等诸多要素的集聚功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了农业竞争力。计量模型的考察和400农户的调研数据和相关宏观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改革后农民基于市场机制,自主加入经济合作组织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正效应,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合作行为。原因在于,企业和农户之间增加的农民专业化合作组织,尽管会增加一定程度的外生交易费用,但在节约内生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宗族对近代社会的影响

宗族对近代社会的影响邓河宗族是中国乡土社会中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它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曾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作为一种血缘性和地缘性相结合的群体组织，在广大的乡村中也曾产生过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深入探讨宗族组织在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