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势力：当前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 ,体制建构不断完善。但是在一些地区宗族势力的活动极大地影响了民主政治的成效。本文从历史、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简要分析了现阶段宗族势力在一些乡村仍然存在的原因 ,指出了宗族势力的存在对乡村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利影响 ,并提出了消除乡村宗族势力、加强乡村民主政治的路径 :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城乡结合部与就地城镇化：推进模式和治理机制--基于北京高碑店村的分析

就地城镇化应当说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模式，它有助于弥合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内部发展的不均衡。在就地城镇化的多种形式中，城乡结合部的就地城镇化是比较复杂的一种类型。城乡结合部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亦城亦乡，给其就地城镇化带来了特殊的现实困境和治理难题。本文以北京高碑店村为例，着重对城乡结合部的就地城镇化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就地城镇化的进程中，高碑店村“产业先行”的推进模式和“协商民主”的治理机制，让老百姓掌握了城镇化的主动权，变“被动城镇化”为“主动城镇化”，不失为城乡结合部就地城镇化的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     

论城乡结合部的潜在风险与治理对策

城乡结合部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地域概念,它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形成的、兼具城乡两方面特征的经济地理单元。由于特殊的城乡二元特征,使得城乡结合部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变迁的一个活标本,集中了城市化过程中的诸多难题,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交汇地,其潜在的社会风险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对城乡结合部的治理,需要在制度创新和管理模式转变的基础上,探索一个复合治理框架。     

宗族势力复兴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农村宗族组织有复兴之势，宗族势力成为影响村民自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控制宗族势力的消极影响，引导宗族力量发挥积极效能，妥善处理宗族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是促进乡村政治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     

城乡结合部政府治理转型的困境与突围——以北京市为重点观察对象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城乡结合部政治、社会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迫切要求其进行政府治理转型,但此种转型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本文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政府治理转型的困境及表现,详细描述了城乡结合部政府治理转型的几个关键环节,最后就如何突围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转型与创新

城乡结合部是城镇化发展中的特殊区域。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结合部呈现出格局动态性、样态过渡性、群体异质性、诉求多元性、城乡文化冲突等阶段性特征,给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当前的社会治理与城镇化发展还存在行政架构尚不能适应社会管理需要、二元管理体制严重影响社会治理成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没有真正形成、利益矛盾调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城乡文化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从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治理机制、利益诉求、社会文化等方面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的转型与创新。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双向配置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资本等随着要素单向流动的城镇化而不断向城镇转移，使农村发展失去生产要素的有力支撑，乡村衰落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将乡村与城市确立为并行发展的两个主体，实现乡村与城市有差异化的发展，使城乡要素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双向流动、优化配置。现阶段在旧的制度障碍尚未完全消除、新的制度供给还不充足的背景下，囿于资本等要素的逐利性，完全依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会对农村发展和农民福祉产生何种影响尚难下定论，需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顶层设计下探索城乡共建共享循环系统等要素双向配置互动发展机制，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等举措切实降低城乡要素流动成本，引导要素向乡村集聚，带动乡村产业振兴，实现城乡互促共融。     

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根源、现实问题与前景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乡村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体制建构不断完善。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方由于宗族势力的强大，乡村精英的软弱，乡、村、组几级管理体制的不协调．以及人才流通机制的僵化等原因．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限制了当地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本文力图以新的眼光分析历史上宗族势力、乡绅阶层和保甲制度在维系中国历史上乡村自治上曾发生过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善于利用历史资源中某些积极因素，兴利除弊，用以促进乡村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完善当前乡村自治的路径应该包括：限制和削弱乡村宗族势力、保护和发挥乡村精英阶层的作用、政府善治并逐步还权于社会，实现真正的乡村自治。     

我国城乡结合部的社会风险指标构建与群体性事件预警论析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城乡结合部在发展与治理过程中隐藏着制度性风险、利益矛盾冲突、政府失灵及公共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风险问题.本文在对城乡结合部进行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划分了风险领域,设置出城乡结合部社会风险预警指标,并进一步按照社会风险发生过程构建出了具体的警源指标、警兆指标、警情指标,提出了社会风险计算方法、划分了风险等级,尝试性地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可操作性的城乡结合部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我们在完善预警机制、预警过程的基础上,构建了城乡结合部群体性事件动态预警模型.     

中国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及解决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分析表明,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要达到最低适度标准需要20多年,要达到最高适度标准则需要50年以上.近期以消除城乡工作机会不平等、远期以提高乡村居民的非农就业能力为主的政策体系是解决中国城乡工资性差异的根本.     

当代中国宗族文化与乡村民主化建设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宗族文化复萌对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虽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对乡村民主化建设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宗族文化容易强化宗族意识、纠结宗族矛盾、妨碍法制建设、抑制独创精神、操纵乡政等,影响乡村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农民的政治参与,延缓乡村民主化进程。     

宗规族训的敦族睦邻教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

宗规族训是家族制订、借助尊长权威施行、要求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称,是随着家庭、家族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管理和教化形式,其敦族睦邻教化主要包括和睦族党、友善乡曲、乐善好施等内容。在教化途径方式上,强调立品行端正的族长家长以正身率下,通过家族组织施行教化,注重日常道德养成教育,情法并用、奖惩结合,设宗会宣讲族训、圣谕以相互规诲等。宗规族训敦族睦邻教化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健康进行、家业的兴建及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助于化解邻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安定社会秩序,达到家齐而国治的目标。扬弃这笔伦理、法律文化遗产,对当今社会治理、家庭教化尤其是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关系——对新近研究的评论和分析

在当今中国乡村研究中,宗族“重建论”与“瓦解论”同存;对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的“肯定论”、“负面论”与“中性论”同在,至今尚未形成关于宗族重建及其与乡村治理关系的清晰图像与理解。这种状况与近年来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缺失密切相关。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在深入田野,以抓取第一手资料,且研究的规范性增强,学术对话意识和累积意识大步提升,但多数人所作的只是个案研究,尚未延伸为多个案例的比较研究,更未有较大面积的抽样调查;既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和讨论标准,也缺乏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视角也不够多样化。     

关于城市街头劳动力市场务工人员的贫困文化分析

由于下岗失业人员和大量农民工共同汇集干我国城市的城乡结合带，一种”城市新边缘群体”逐渐形成。他们的生活具有明显的”贫困文化特征”，这种文化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以长春市街头劳动力市场为例，通过对其中三个市场的实地观察，在对32名务工人员开展个案访谈的基础上，分析这一亚文化群体的职业观、消费观、成就观、交往观等文化形式，并且与农村中的贫困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对城市中贫困人口的贫困根源问题进行文化层面上的解释。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绩效

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在社会资本视域中,村民自治运作绩效和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一方面,村民自治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其运作绩效受到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状况的影响,中国农村现存的传统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进一步规范村民自治的民主运作来消除传统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并通过发展民间组织来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由此增强中国农村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     

宗族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消极影响与对策

宗族势力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和妥善解决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因此，探析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原因，分析其造成的危害，寻求相应的控制对策，对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推动农村现代化事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变迁刍议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意味着城乡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对农村社区治理而言,其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在:由统制型的集体主义治理向民主的村民自治演进、由韦伯式的官僚层级治理向扁平化的现代治理演进、由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进、由传统村落治理资源的逐渐堙灭向其悄然复兴演进、由非制度化的经验治理向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演进、由旧式的权威治理向新兴的精英治理演进.     

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溢出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除了一般性人力资本溢出外，还存在着更为广泛的人力资本外溢性，一是与城市人力资本投入相比，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具有更强的私人性；二是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广泛的歧视，农村人力资本并不能获得与其边际贡献相应的报酬。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存在着农村向城市的庞大价值转移。实证分析表明，超过四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此形成的。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采取措施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外溢性。     

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作为人类的基本聚落，其治理成效如何，直接攸关生产生活秩序能否有序、和谐、稳定。基于法治化框架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自治、德治有机对接，是确保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由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法治仍处于边缘化位置，“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因此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虽有明显推进，但乡村治理系统的运转仍然不够顺畅。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