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致良知”说之真义及“良知”之结构研究

在人的结构中,“良知”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有两条线索可供我们来思考:一个就是孟子的“良知”,“良知”即四端,这是从性的本原来讲,是人的结构中的先验层面;一个就是《大学》的格致系统,王阳明早期循朱子讲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良知”即是从“心意知物”的“知”转化而来。     

论“致良知”的主体性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超越本体论层次也就是从认识论的层面辨证地分析王阳明的"致良知",它具有明显的主体性价值,这种主体性价值在王阳明的思想中通过自主性、创造性和个性等方面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致良知"的主体性价值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致良知的实质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王阳明的致良知认为,良知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只因其为私欲所蔽,故不能展现出来。因此,要通过或动或静、动静结合、知行合一、省察克制等方法,才能去掉私欲,把良知展现出来。这是一个去欲存理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德性生命的实践与价值世界的建构——论王阳明良知思想的四重结构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龙场悟道为时间坐标，前期主要是从方法进入本体，自己如何证道悟道；后期则是从本体开出方法，旁助他人证道悟道。“良知说”作为其晚年的思想总结，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本体与工夫打成一片。具体分析，约有四个层面： (一) “良知”(良知本体)；(二)“致良知”(良知实践)；(三)“良知教”(良知教育)；(四)良知学说(良知理论)。四个方面上下贯通，内外一体，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全面系统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在阳明的思想系统中，“良知”既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道德活泉，也是天道流行发用意义上的宇宙本体，是一切价值产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源泉。“致良知”则是道德实践场域的开显与实现，一方面要即用见体，不断化除私欲造成的良知昏蔽现象，彻底证入良知本体；另一方面要依体起用，将良知本体之用扩而充之，使天下万事万物均呈显出价值与意义，从而最终将良知之知转化为良知之行。至于“良知教”显然是人间道德拯救活动的展开与落实，是“下学上达”的生命实践活动的具体指导，根本的原则当为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从而重返生命存在的固有真实。人类的社会实践及其价值的真实到场当然需要理论形态的总结与升华，因而“良知说”既要强调良知的本体论意义，以确保人类道德实践活动形上根源的永不枯竭，也要重视良知的实践论价值，以防止形上本体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区隔。亦即无论本体论与工夫论，心性论与实践论，都必须上下、内外一起打通，同时纳入诚意、正心、致知、格物等一系列工夫系统，形成一个有体有用圆融究竟的理论系统，统合为足以安顿人的精神生命的广袤实践场域。     

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简探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的核心内容.而对良知的分析则是理解致良知的起始和基础.此外,致良知这个命题本身蕴含着多重内涵,需加以多方位的阐释.另外,对如何致良知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帮助我们开拓和加深对致良知命题的理解.     

浅析“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

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是阳明后学经常提及并引起争论的话语,前者强调的是见在,即良知本体具有先验的完满性,并有当下完具地呈现自我之可能;后者偏重于现成,即良知本体具有经验的圆成性,并能在当下得以完整体现。见在良知是良知学内在逻辑的必然展开,现成良知更是将这种展开在实践经验层面推向顶峰,然而这一推进本身却包含着对良知本体消解的可能。     

试论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哲理意蕴及积极意义

王阳明是明朝时期心学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是儒学发展的高峰."致良知"说是他全部学说的核心和基础,具有中心价值."致良知"说是一种本体论、先验的人性论和道德修养实践论,它的积极意义对现实世界有颇多启发.     

王阳明“致良知”探微

阳明所谓良知,就是人所固有的先验道德意识、先验道德规范和先验道德本体,就是天理人性的自觉自明;阳明所谓"致良知",就是本心良知的发明扩充与发用流行,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过程;阳明"致良知"的方法原则与功夫理路主要包括立志成圣、知行并进、动静结合、内外合一四方面内容。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

本文主要从王阳明先生对良知的有关界定、看法入手探讨他致良知学说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并就有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阳明心学“良知”说与禅宗和现象学的对话

王阳明的"良知"说直接继承和深化了孟子的思想,也得益于禅宗.另外,王阳明认为 "良知"本体是在其功能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种自我超越的直觉过程中,有限和无限相融,人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展开,"良知"亦才能随时呈现并发展,这和现象学在一些思想方面取得惊人的一致.     

良知作为实践理智的另一进路

儒家关于实践理智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尽管不同,但具有相互可理解性.亚里士多德把心灵的实践理智的活动及其德性解说为明智,孔子与孟子则解释为"知"或"良知".在孔子的"知"与孟子的"良知"间有一种清晰的概念的联系."良知"是理解实践理智活动的另一种方式,区别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将明智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理智力量包含进来.作为对照,对实践理智的活动及其德性的明智的理解则不能把良知的概念包含进来.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它仅仅作为"理解"被提及,而没有发展成为"良知"或"良心"的知识的概念.     

王龙溪论良知

王龙溪的"良知无是无非"面对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问题,在儒家思想中确立平和、宁静、稳定、自得无我的洒落境界。在王龙溪看来,佛教的宗教形态并不是儒家学者关注的重点,而佛教的无我境界却可以作为解说儒家的洒落境界的重要参考,从而王龙溪对于佛教的态度以及对于良知的阐述都是相当深刻的。     

从知识论之内在主义看王阳明对良知的确证

王阳明提出的"良知"是其哲学的核心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巨大。在阳明心学中,"良知"是真实的、可以被确证的本体。在此基础上,王阳明提出外在现象属于内心认识,宣称良知是外在现象存在的基础。因此,王阳明一直被当作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备受批判。随着当代知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历史上对王阳明的批判并不准确,对现代知识论而言,它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客观真实性。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分析王阳明的良知论,并认为这一研究不但可以拓展知识论研究的历史范围,也可以挖掘良知论的现代意义。     

论江右王学的“致良知”

江右王学是阳明心学中的重要流派,此派坚持"由功夫以悟本体"的路向,通过渐修求良知,纠正了"见成良知"的泛滥.但江右王门的学者们在"寂"还是"感"时"致良知"、"良知"与"意念"的区别等问题上,均提出了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见解.这一学派总的变异轨迹是变"不睹不闻"为通过视听而格物明心,由静养工夫走向人生日用,体现了心学与理学日渐调和的趋向.     

良知分体用与性命要兼修——江右王门后学刘邦采的良知本体工夫论

刘邦采是江右王门后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运用比较观照的方法,通过先师王阳明的思想来透视弟子刘邦采的思想。可见刘邦采的“良知无见成”“良知分体用”的良知本体论与“性命兼修”“致虚致实”的良知工夫论虽从阳明学中可以引出,但实有别开新路的趋向。刘邦采渐离阳明之学别开新路的趋向有二：一是“良知无见成”与“良知分体用”偏离阳明“良知当下具足”与“良知只是一个”的良知本体论;二是‘复真阳”的“良知回归路’’与“性命兼修、立体致用”的“两种工夫”偏离阳明“致良知”的“良知扩充路”与“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一个工夫”。刘邦采考察了德性的内在根据和修养的现实工夫,为当今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支援意识。     

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

道德良知问题在伦理学研究中意义重大,是伦理学史上讨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中西伦理学在这个问题的思考上,经常将"良知"等同于"良心",并不明确区分二者,这也反映了二者在概念内涵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是非善恶的认识与判断,从道德心理上说,是"良心";从道德认识上说,是"良知"。中西伦理思想家们在良知(良心)的起源、构成、价值判断和本质问题上提出种种不同见解。作为能力的道德良知,是主体对道德知识、原则、规范等道德现象的辨识能力;是主体以自我道德认识贯穿于行动之中的行动能力;更是主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能坚持自我良知的同一能力。     

从“力行”到“实行”的重大转折——王阳明“实行”哲学的新辨析

孔子曰“力行近乎仁”,还不即是“仁”。明代王阳明倡“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实行”,“实行”即是“仁”。阳明从“力行”推至“实行”,这一“实行”思想贯穿于阳明的立身行事、为官讲学,是其一以贯之之道。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在于行,事上磨炼即格物。格物是格事,非格心,也非格理。格物工夫就是下学的工夫,知行合一落实于行。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致知即致良知。致良知要突出“着实”之工夫,致良知在于致。知行合一即是致良知之工夫,知行合一之“知”即“良知”,知行合一即行良知。阳明之学,无论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都落实在“必有事焉”,事上磨炼,即是行。     

王守仁学说之“良知”与“致良知”

王守仁是生活于明朝中期,致力于正人心、救时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理学家,他提出的＂心说＂、＂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对当世、后世以及中国文化精神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良知与准则

与朱子在事事物物上求其理（准则）不同,阳明认为通过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皆得其准则。对阳明来说,良知是具体准则的根据。但与此同时,阳明过分夸大良知的作用,以至于将良知与准则等同起来,最终导致忽视、甚至取消致良知过程的弊端。     

论良知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培育

近年来,一些地方冷漠事件此起彼伏,它发人深思,促人警醒,拷问着国人的良知;有关良知的学说,儒家学者的观点带有先验主义色彩,在本质上,良知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义务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道德意识;良知的形成过程是内在转化和外部影响的辩证统一过程;培育良知需贯彻德治方略,重塑国人形象,做到主客观多管齐下、多措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