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皇权与史学关系刍论

两汉儒学表现为经学。经学与两汉的专制皇权紧密结合，加强了对史学的控制。其原因是由于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不断加深所致；其手段是皇权控制史学的外部条件，经学控制史家的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皇权与经学对史学的控制使史学日益成为经学的附庸。     

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原因初探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兴起并发展起来。新历史考证学继承了清代考证学的优良传统。在史学摆脱了经学思想和义例的束缚后 ,旨在沟通中西的“科学方法”的提倡 ,辅以“求真”的观念和新史料的支持 ,新历史考证学成为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     

经学思想的嬗变与文学评点的视域生成

自南宋评点的兴起至明清评点的兴盛,文学评点逐步摆脱了经学伦理、政治教化的要求,走上了文学审美与艺术批评的道路,而促成这一转化的恰恰是经学思想的嬗变.梳理经学思想对文学评点的影响,可以发现,经学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构成了文学评点的特定境域.在文学评点的发展史上,从理学到心学的变化,影响了文学评点的视域生成,形成了文学评点特有的审美评价标准和审美评价方式.     

论兰克历史主义的二重性

兰克的历史主义以“求真”为基本旨趣.兰克从主客两个角度来保证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但在这一经验性诉求背后隐藏着一先验性诉求,即“理解”上帝.对兰克而言,历史主义本质上是经验性与先验性的统一:经验性是先验性指导下的经验性,先验性是通过经验性而达到的.兰克历史主义的二重性使其处在思辨历史哲学与实证主义的中间位置,构成了史学思想争论的焦点.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朱舜水史学思想及其对日本史学发展的影响

朱舜水的史学思想包括大义名分的史观思想、尊史求真的史德思想、考据存疑的史识思想和以古为镜的史用思想四个部分。其中大义名分和尊史求真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融入进《大日本史》的编撰理念中。此外,朱舜水还为《大日本史》的编撰培养了一支技术精干的专业队伍。朱舜水的史学思想还对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的史学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日本江户前期的史学发展。     

从曹髦问难看义理思辨在传统经学中的价值

魏高贵乡公曹髦与经学博士围绕经学文本展开的论辩,披露了经学文本自身的不周全性。经典之间、经注之间记述的不一,尤其是儒家继承的资源与自撰文献之间观点上的冲突,不可能完全通过字词的训诂和＂奉遵师说＂的家法获得解决。在求真的知识追问中,能否＂喻大义＂凸显了义理思辨在传统经学研究中的价值,其所体现的批判性思维事实上推动着经学的发展。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简论晚明以降诸“性灵”说

晚明以降,中国哲学出现了以＂求真＂、＂贵我＂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新哲学精神。受这一新哲学精神的影响,中国艺术领域、学术领域分别出现了提倡＂性灵＂的美学主张与学术主张。其中既有袁宏道、袁枚在文学领域里的＂性灵＂说,又有焦循、章学诚在经学与史学领域里的＂性灵＂说,从而体现了尊重个性的新思想在文艺与学术两个领域展开的思想历程,体现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在深度与广度的展开。     

论两汉经学与文学的合离

经学作为儒学官方化的特殊产物自登上学术霸主宝座后,深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文学深受经学的影响,经常背离文学发展的轨道而与经学融合,到汉末,又伴随经学的解体和文化学术的多元,文学才真正从实用价值观中解脱出来,成为一种迷人的独立的文化形态.400年的文学演进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经学与文学的整合与背离.表现在:一方面代表皇权政治思想的儒家经学思想不仅成为文学创作建构主题的直接知识来源与真理凭据,更与表现士人心态话语的文学形成文化精神上的同构关系,在经学与文学内在的教化层面和外在的应用层面形成实质性整合;另一方面,文学自身所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导致了两汉文学对经学的背离.经学的兴衰与文学发展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