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状况

这是一篇关于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状况的调查报告,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我国农村工业化起步阶段的某些重要的社会特征。该报告从14个方面对珠江三角洲的外来农民工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文末,作者指出,农民流动中存在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挑战。     

外来务工者的权利平等与政府的责任——宁波外来农民工权利平等实证考察

"农民工"是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有现象.分析外来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权利平等问题,揭示他们利益受损的制度原因、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并寻找有效的、快捷的路径,对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维护外来农民工的权利平等问题上,地方政府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制度安排、权利平等、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等方面更多地作出改进.     

新疆外来农民工权利救济机制现状及其缺陷分析

当前，新疆外来农民工因为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产生的各种抗争方式，集中反映了新疆外来农民工权利救济机制的不足。新疆外来农民工自力救济的能力有限，再加上不了解或不懂得如何运用公力救济机制进行权利救济，以及采用公力救济机制成本过高等问题，最终导致其走上极端的私力救济之路。     

在和谐社会中对外来务工人员管理的思考

改革开放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导致城乡贫富差距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使得农村贫困人口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涌向城市,特别是沿海、沿边等经济发达城市。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每年大规模递增,给城市管理和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问题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那么外来务工人员流向城市并犯罪的原因是什么?面对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有关政府部门将如何解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也必须以和谐社会理念为指导。     

文化自觉:从娱乐消费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基于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

内害提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他们在生活方式、心理态度等方面与老一代存在着较大差异,在娱乐消费上主要表现为内容趋向多元、观念愈加开放.文章基于对长三角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的考察,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娱乐消费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在探讨新老两代农民工世代差异的基础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城乡跨文化传播的冲突,凭借更为敏锐的文化自觉,正在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以新的路径融入城市.但这仍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与接续问题及法律对策

近年来,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将企业中的农民工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但在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与接续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与接续机制的缺失。应从立法上解决这一问题,构建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与接续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的现实效度分析——基于8个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的不同,这类群体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上具有较大差异,并被学术界广泛认同。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保障状况作为分析要点,通过对8个城市1803名农民工的详细分析发现:(1)新生代农民工同比原生代农民工在纵向提升维度和横向排斥维度方面均具有更为优势的就业保障能力;(2)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优势在各个区域的调查中均有普遍的呈现;(3)就业保障能力的提高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人力资本因素的坚持和对社会资本因素的重视。我国政府应当进一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保障能力,减少其排斥水平,并在注重人力资本培训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引导其社会资本的培育。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调研

就沿海某市699名外来务工农民的劳动合同问题、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问题、劳动安全卫生问题、健康问题和失业问题展开调研,以揭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的普遍共性,并就该地区农民工问题的特殊性进行分析,以期寻求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效路径。     

从边缘到共生——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解读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寻求非农活动,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但现实情况是,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中。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决定了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处于边缘地位。我国应从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平等就业制度、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其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社会支持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变农民工群体的边缘化处境。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浅析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广大城市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速度也日渐加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需求方。由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农村人口收入偏低,众多的农民选择进城务工,形成了一个较大的供给方。农民工进城不是融入城市,而是作为一种城市边缘人的角色进入,因此农民工在城市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关系到其自身的社会保障问题却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做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不仅关系到农民工自身生活,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外来务工人员对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状况的分析研究——以浙江省慈溪市为样本

外来务工人员和当地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相同的需求。然而,在各地方政府的操作中,实际对两者采取了差别对待,外来务工人员无法享受和当地居民等同的公共服务,甚至在多数项目上尚处于空白状态。慈溪作为浙江省经济发达地区,聚集了全国各地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对地方的公共服务需求体现得比较显著,本文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对这种状况进行了实证的考察和分析。     

对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的调查与思考

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是各级金融机构为农民工做的一件实事和好事,是改善农村支付结算环境,丰富农民工汇款手段、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的重要一步。为全面掌握了解农民工及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情况,近期,笔者对永州市农民工及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情况进行专项调查。一、永州市农民工基本情况及流动特点永州市地处湖南省最南端,毗邻两广,属典型的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辖内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市。全市下辖9县2区,其中新田县、江华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双牌县、宁远县是省级贫困县。截至2005年底,永州市总人口为572万人,其中:…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途径探析

任何一个国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经历农村人口向非农业人口、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而我国正处在这样的阶段。并且农民向城市化的转移,尤其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本文从农民工市民化意义和现状出发,利用西方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观点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进行探悉。     

略论城市农民工权益保障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市,他们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却经常遭到侵犯。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民工对中国社会的“链条”作用

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群体,他们与城市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以作者的实地调查为基础,探讨农民工作为城市与农村联系的桥梁和使者,对两地的影响以及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意义,进而探讨如何利用农民工的作用来解决“三农”问题、城市化问题和工业化问题等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结构性犯罪:对农民工犯罪的法社会学分析

在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农民工犯罪问题突出。导致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个体,而在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即建立在二元户籍身份制度之上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是农民工犯罪的结构性原因。本文提出结构性犯罪这一概念,并将农民工犯罪纳入此范畴。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滞后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面临下岗职工再就业、新增劳动力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矛盾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 ;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焦点问题 ;要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工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歧视性政策和规定 ,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返乡农民工村庄适应的代际差异——兼谈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群体的影响

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沿海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大量企业关闭,在这些工厂工作的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8年底,约有2000万农民工因为失业返回家乡。数千万农民工失业和返回家乡,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农民工返乡因此引起整个社会的极大关注。农民工返乡后的社会适应状况如何?他们失去务工收入后,还能在家乡待多久?他们可以重新适应农村的生活吗?他们还有土地可以耕种吗?他们返乡后是否会对农村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政府应该怎样对待农民工的返乡?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到田野进行调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分别到贵州、湖南等农民工输出大省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稳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城市化政策,使得农村具有极强的吸纳返乡农民工的能力,农民工返乡并未引起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中国农村再次发挥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期和蓄水池的作用。而构成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调查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对不同代际或者不同年龄农民工对乡村社会适应及个人生活预期差异的判断。外出务工的农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任务越来越重,他们不得不从比较浪漫的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回到比较现实的考虑中来。从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非常具有中国特点的农民家庭内部分工——年轻人外出务工,年龄较大者在家务农,外出务工收入加上在家务农收入,使得中国农村的小农家庭普遍可以获得温饱以上的收入。我们若不能理解中国当前的农民生活处境,不珍惜中国农村现存的基本经营制度,我们就可能失去目前中国仍然具备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出现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回旋能力。     

论对“外来从业人口”的偏见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农村劳动力为主体的外来就业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务工经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民工潮”。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人们对如潮如涌的农民进城务工现象有两点基本一致的看法：第一，农民工进城有利也有弊，这种利弊之分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农村自身的发展都是存在的①。第二，农民工进城宜疏不宜堵。农村剩余劳动力流人城市是工业化国家必经的阶段，关键在于加强管理，防止“过度”、“过快”②。也正是在这种基本认识的指导下，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近年陆续出台了一些规范外来人口管理的政策和措施，取得了定的成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