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的迁移模式给群体健康带来了差异化冲击。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PSM检验等实证分析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家庭式迁移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和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均有积极影响，家庭化迁移的完整程度与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同向变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婚姻状况差异；全样本及已婚流动人口样本中，家庭劳均月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在家庭化迁移对自评健康影响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为此，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应不断适应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以家庭为单位完善健康促进政策，支持家庭发展，提升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青年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当前青年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以租购房为主。“历史时空中的生命”,即个体出生的时间和地点对青年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购房概率是：80后优于90后，出生地点的行政级别与购房概率正相关；生命历程中的“个体能动性”因素即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和就业单位性质，“相互联系的生活”即社会网络、“生命的时机”即婚姻和流动，都与青年流动人口的购房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为促进青年流动人口在城市中购房或租房，实现青年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需要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完善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继续实施房价调控措施等。     

政府环境治理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通过收集290个地市级2017—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并结合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流动人口个体数据,研究了政府环境治理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环境治理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变量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显示：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消弭城市污染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负面影响;对于中老年人、男性、家庭规模较大、从事环境敏感职业、高学历以及高收入的流动人口而言,政府环境治理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更显著;政府环境治理仅对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环境治理有效降低了污染排放,提升了政府的管理规范性并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据此,政府应持续强化城市环境治理,打造健康宜居环境,改善居民健康状况,进而提升城市人才竞争力。     

经济开放度对利率政策有效性及利率水平的影响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1980－2018年经济开放度进行测算，并就经济开放度对利率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开放度与利率政策有效性以及利率水平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经济开放度提升，对当年利率政策的产出效应具有促进作用，而对滞后一年和两年利率政策的产出效应产生负面影响，但都不具有显著性；经济开放度提升对利率政策的价格效应的影响具有很强的持续性，经济开放度提升对当年和滞后一年利率政策的价格效应存在显著的放大作用，而对滞后两年利率政策的价格效应存在明显的削弱作用。避免经济开放度提升对利率政策有效性产生负向影响可通过降低利率水平以抵御其削弱作用，同时也抑制其对利率政策价格效应的放大作用。     

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对心理融合影响的研究

流动人口的心理融合，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社会融合的总体水平，也对新型城镇化进程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流动人口不同社会交往对心理融合的差异影响。结果表明：初级社会关系体系显著降低积极心理融合水平，本地社会交往体系显著提高积极心理融合水平；同质性社会交往因素的影响存在户籍、空间转化效应；此外，政府管理服务人员、村/居委会和房东的正向影响显著。拓展社区服务主导功能，丰富社会交往对象、提高本地人邻居比例，是促进流动人口积极心理融合的有益尝试。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MD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家庭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中介路径在于家庭化迁移导致就业不稳定、子女上学难和工作收入低等家庭不平衡因素的形成。同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会因为较好的人力资本、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而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推动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并注重农民工的群体差异性，以系统化的视角切实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及健康状况演变趋势

健康的劳动人口是提升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提升将有效缓解老龄化难题，帮助我国实现从“人口红利”到“健康红利”的转变。分析劳动人口健康水平影响因素以及不同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变趋势发现，我国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整体较好，健康优良比例达87%；年龄、受教育程度、锻炼次数、家庭收入、户籍等因素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且在23岁左右达到峰值；但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区域及城乡劳动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演化趋势呈现差异性，男性健康水平好于女性，尤其是40岁之后的健康优势更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明显好于其他群体，高中阶段教育对劳动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好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劳动人口的健康水平优于农村。     

中国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析个体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流迁因素分别对乡—城、城—城和全部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老年流动人口初诊就医行为的选择存在不同程度的健康风险,乡—城和城—城老年流动人口受年龄、自评健康、收入、就业状态、生活状况、医保参保情况、本地健康档案建立情况、迁入地区、首次流动与否和家庭化流动与否等多种因素的不同影响。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异地报销结算进程;应加快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应重点关注农业户口的老年流动人口,给予医疗上的政策倾斜;全面提升流动老年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知识素养,让老年流动人口的初诊就医行为更加科学,进一步降低老年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以此助力《“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战略目标的实现。     

贸易开放与工资残差不平等——基于城镇不同学历-经验组别的分析

采用CHIP（2002、2007、2013）城镇数据，基于“学历-经验”不同组别，考察我国加入WTO和受华尔街金融危机冲击背景下，贸易开放和贸易结构变化对工资残差不平等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导致工资不平等扩大，尤其“高学历低经验”和“低学历高经验”组别在上半（90-50）分位数的工资差距扩大更快，而“高学历高经验”组别的工资差距扩大则主要体现在下半（50-10）分位数。贸易开放在显著提高城镇居民工资的同时对工资残差也有显著提升作用，其中，在2002-2007年，贸易开放缩小了低经验组别的学历间工资差距，但加深了工资残差不平等；在2007-2013年，贸易开放拉大了学历间的工资差距（控制住工作经验），也加深了工资残差不平等。进一步对工资残差不平等进行的DFL反事实分解发现，导致工资残差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价格效应。     

贸易开放、环境污染与公共健康——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推动全面贸易开放新格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对改善公共健康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和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有助于改善公共健康,但同时产生了环境污染,抵消一部分贸易开放的健康效应。贸易开放的健康效应集中在内陆省份、农村以及女性、青少年和老年人群体,贸易开放引起的环境污染则主要对沿海省份、城市市区以及男性和中青年居民的健康产生负面效应。虽然贸易开放减少医疗支出,但该效应被同时引起的环境污染部分抵消。将公共健康纳入贸易与环境的分析框架,讨论贸易开放对公共健康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可以为中国进一步深化贸易开放、污染防治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政策启示。     

流动人口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

由于户籍制度、养老保险的碎片化管理等限制,流动人口参加流入地的社会养老保险面临诸多障碍。本文通过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流动人口的参保现状,并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影响参保的主要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整体水平较低,仅为17.92%,且存在户口、区域的显著差别。除了受教育程度、户口和婚姻等因素影响参保以外,流动人口的流动类型、流入时间和就业单位性质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参保有显著影响。     

家庭化迁移与农户耕地隐性撂荒——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关注家庭化迁移对农户耕地隐性撂荒的影响,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全国层面农户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显著抑制了隐性撂荒,这主要源于家庭化迁移提升了农户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倾向;家庭化迁移对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的促进作用相比于转租型耕地转出更强,农户耕地处置偏好呈现“离地不放权”“弃耕不流转”的特征;家庭化迁移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抑制了隐性撂荒,而农业投资抑制效应促进了隐性撂荒;机械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显性撂荒、代耕型耕地转出和转租型耕地转出存在非线性促进作用;相比于子女和配偶随迁,流动人口父母随迁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家庭化迁移趋势下政府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提升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加大对种粮农户的政策支持力度,合理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耕地高效利用。     

只见数字不见人: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变动趋势研究

职业培训是提升由正规学校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增强流动人口生存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多个互补的调查数据,描述2009年以来职业培训的基本水平和变动趋势,并利用2013年最新调查数据,探讨社区层面和个体层面要素对职业培训的影响.结果表明,尽管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但实际上流动人口参加培训的比例很低,与社区提供的数据极不匹配,存在“只见数字不见人”的现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是否参加职业培训受到自身的人口学特征、劳动就业特征、流动特征以及社区提供的服务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提高流动人口的培训参与率,必须从政府、社区和个体多方面入手;只有流动人口切实感受到培训的益处,培训的动因才可实现.     

基于因子分析方法的青岛市经济开放度测算——以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和生产开放度三个指标为例

经济开放度是衡量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通过贸易开放度、投资开放度、生产开放度三个指标及因子分析方法的测算,考察青岛市经济开放程度。结果显示,青岛市这三项指标的开放度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贸易开放度有所下降,投资开放度及生产开放度增长缓慢。     

离家的诱惑：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留居意愿

文章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相结合,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流动人口创业、就业以及提高其在流入地的收入进而促使其留居。个体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强化了男性、非农业户口、已婚、身体健康以及高学历的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地区异质性结果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流动人口留居的作用在东、中、西部县区无差异,人口规模越大的县区越能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留人效应”,但一线城市的区县或因生活压力较大而抑制了外来人口留居。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人口结构转型以及优化劳动力配置的背景之下,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流动人口留居提供了一定的微观证据,也为县域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有益参考。     

农村流动人口职业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的实证研究

作为中国流动人口的农民工社会融合是实现其市民化的必要条件,而职业化又是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前提。文章基于对陕西省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流动人口职业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文化程度、月平均收入、劳动合同等因素对流动人口职业化具有影响。其中文化程度和社区参与的影响尤为显著,反映了人力资本积累和社区融合程度对于职业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文章认为,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应该注重职业化在解决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问题中的作用。     

我国对外开放对进口品技术含量水平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中国从OECD主要国家进口贸易数据的考察

本文将进口贸易中所含的研发存量作为进口品技术含量的代理变量,利用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各省(区、市)进口贸易中所含的研发存量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借助系统GMM估计考察了贸易开放、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加入WTO对我国进口贸易中所含研发存量变动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近年来我国进口贸易中所含研发存量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距;第二,贸易开放程度影响着进口贸易所含的研发存量水平,即贸易开放度越大,进口贸易商品所含研发存量的水平越高;第三,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和加入WTO不仅直接有助于提高进口贸易所含的研发水平,同时也可以通过引发经济增长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间接提高进口贸易所含研发水平;第四,对外开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区域贸易差距和经济发展差距,反过来抑制了落后地区对国外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引入。     

就业流动人口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模型估计与政策涵义——基于重庆的经验数据

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人口流动有利于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中国“特色”的转型发展中,流动人口红利也带来了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教育回报率对于收入影响十分显著,男性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女性就业流动人口收入,非农村户籍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农村户籍就业流动人口收入,已婚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显著高于未婚就业流动人口收入,跨省流入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高于市内流动的就业流动人口收入.     

社会认同感对青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

文章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通过对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社会认同感对青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1）从整体来看，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感较弱；（2）社会认同感对青年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确实具有促进作用，但与其对中老年流动人口的影响相比，作用较小；（3）在青年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中，职业类型和本地有无住房等因素最为明显。文章认为，社会认同感并非流动人口的单维度反映，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接纳程度，国家和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在考虑本城市经济和科技等外生因素之外，还应该考虑如何让本地人和外来人口更融洽地相处和有效沟通。     

“入世”前夕我国经济开放度特征及变化趋势分析

经济开放度应该反映一国经济开放的总体水平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度量经济开放度应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等四个不同角度综合测定。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开放度有了大幅提高。特别是 1 994年以后 ,我国经济开放度在高位持续稳定徘徊 ,说明我国经济开放机制已基本形成。目前 ,我国经济开放与国外有可比性国家的差距 ,主要是表现在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因此 ,今后我国经济开放度的变化 ,将主要体现在开放度内部结构的调整上。确保开放结构的日趋完善 ,应是我国下阶段经济开放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