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

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创新生态系统是一种利用现代技术工具,以创意观点推动社区善治的社会资源整合,实现旅游发展各主体多方互动的社会建设工程。基于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思路,从原则、参与者、内容和工具四个方面,来指导构建我国旅游社区社会治理的系统网络。这个系统网络是依靠政府、社区居民、公民组织、旅游企业、游客群体、高等院校和独立部门七个主体及其结构关系所构成,并在社区内外环境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形成协同治理互动沟通平台。因此,我国旅游社区的社会治理模式由四大功能系统构成:政府服务系统、社区自治系统、辅助治理系统和信息沟通系统。它们分别体现着我国旅游社区自治的政府服务、三方互动监督的环境治理、社会组织蕴藏的社会智慧、各方主体参与的信息沟通四大作用。     

从嵌入到融入:社区三社联动发展趋势研究

社区、社会工作、社会组织作为三社联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三社联动的模式转换。基于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我国社区三社联动呈现出从"嵌入式"到"内生式"再到"融入式"的发展趋势。"嵌入式"三社联动促成了社区治理从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转变,但造成了社区居民委员会边缘化的不良局面。"内生式"三社联动开创了社会组织由外引到内生的培育路径,却带来了社区治理主体的排斥与冲突,耗散了社区治理力量。"融入式"三社联动是对"嵌入式"三社联动和"内生式"三社联动的超越与反思,它构建了社会化、专业化、协同化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模式转换的过程是居民自治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社会调节、社区自治实现良性互动的过程。     

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路径探析——以上海市G社区为例

国际化社区是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外交流扩大与当前城市社区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如何针对其特殊性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典型的国际化社区——上海市G社区为例,以当前国际化社区管理模式为切入点,可以发现传统的“街—居”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及社区组织无力承担社区自治的困境.运用社区治理理念,在基层行政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治两者之间寻找嫁接点,构建社会代理机制,在政府权力和市场优势之间搭建居民、社会组织、政府三方共建共治的平台,可以成为探索在社会转型视野下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路径.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的西部城乡社区治理与自治类型研究

社区自治是新时期我国基层民主的三大基石之一,可从地域特征将西部社区分为集镇社区、原城镇社区和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三类分析西部社区的治理现状,从经济与民主发展的关系、政府行为对基层自治的影响的角度,可分为政府控制型的象征性自治、政府主导型的渐进性自治和政府放任型的过度性自治三类进行基层民主状况的剖析。西部城乡社区要走上实质性自治之路,就不同程度地对政府下放权力、转变职能、改变领导方式提出强烈要求,所以,社区不仅是接受政府权力“下放”与“回归”的理想选择,而且也是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现实需要。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茂名市城市社区建设的现状与思考——基于茂南区官渡街道的调查研究

自治型社区是一种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自主管理、社区居民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茂南区作为茂名市的核心城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问题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茂南区官渡街道为例,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切入点,根据茂南区基层政府的实际状况进行问卷调查,探索茂名市社区自治的发展道路,从而达到在居民参与共同治理社区的过程中,为居民提供切实有利的公共服务,以促进茂名市社区的和谐发展的目标。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行政与自治之间：社区财政的二元属性及其治理机制

财政是公共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但当前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普遍缺乏财政维度。与正式的政府财政体系不同,社区财政具有二元属性,兼具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与社区共同体的自治属性,形成了“非相容多元委托”的组织现象。二元属性使得社区财政体系可能出现治理导向的摇摆：或者是按照政府财政的方式“过度行政”监管,造成财政资金难以与社区治理需求融合,有财而无政;或者是将财政资源简单下放给社区而“过度自治”,造成社区公共资源退变为精英谋利。通过对西南某市社区公服资金十余年的历程分析,探讨社区财政的复杂性,并从中分析兼顾二元属性的治理方案。从实践来看,有两类治理机制可应对上述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建设,通过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平衡行政与自治的要求;二是治理程序建设,以行政程序保障社区自治要求。但两者都可能出现目标替代问题,社区财政的公共性建设还需要社区共同体治理能力的实质提升。     

社区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日本的社区建设采取行政与自治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模式,新加坡的社区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两国社区治理的做法与经验对我国的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坚持存量盘活、增量添彩的基本原则,发挥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优势,引入契约合作模式,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推广“三社互动”,创新社区党建,实现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     

论我国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开发区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区是社会管理的落脚点,社区治理的优化与创新关系到社会管理的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实现,更影响到经济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以天津市滨海新区为例,选取"泰达模式"、"新港经验"、"寨上做法"、"胜利特色"、"中新生态城模式"五个典型案例,采用嵌入性多案例比较的方法 ,从社区治理结构、社区治理工具和社区治理方法三个层面评估社区治理实践成效、总结社区治理发展战略,探索经济开发区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即发展社区社会力量,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实现社区善治,建设"大社区、强社区、好社区"。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的构建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已经形成全国上下的一种共识,但如何自治?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才能实现自治?这是我们当前和今后都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工作。社区自治制度的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要实现这种社会居民自治模式,当前尤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1)建设完善居民参与的机制;(2)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3)对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进行重组、改造;(4)加强政府在社区建设、社区自治方面的推动作用。     

社会工作视角下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以沂蒙老区为例

农村社区现代化建设事关农村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治理存在着管理机构形式化,服务工作不到位;管理人员综合素质较低,社区自治组织职能没能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社区意识淡薄等一系列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社区的发展。突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从社会工作视角,采取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法,能够为农村社区现代化治理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民族社区治理模式的优化

民族社区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复杂问题。西藏作为典型的多民族集聚区,已经探索出不少小范围成功的民族社区治理模式,但总体上还未形成系统的运行机制。多中心治理理论相较于传统治理理论,具有多元、网格、互动和协作三个方面的特征。沈阳、江汉及上海模式分别采用自治为主导、行政和自治协作以及行政力量为主导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给西藏民族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些启示意义:第一,参与主体多元化,创建协商共治式社区;第二,精准定位民族社区,释放社区抓手作用;第三,转变政府职能,淡化行政力量干预;第四,打造民族互嵌式社区,促进民族共融;第五,完善社区基层治理制度,保障社区治理有序运行,从而有助于优化西藏地区民族社区模式。     

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模式普遍面临着“居委会困境”和“共同体困境”,要突破这双重困境,必须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建立起既能够保障居委会自治功能发挥,又能够保障各项行政事务在社区“落地”,同时也能够吸纳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按照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的社区治理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治理结构和开放多元的社区自治体系.     

城市社区自治研究综述

以往社区自治研究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客观后果是社区自治的第一推力;社区自治存在有政府主导型、合作型和自治型等三种治理模式;居委会组织架构的制度设计主要采取“议行分离”体制;居委会和党支部之间是相互支持、合作协商关系;合理界定政府与社区的权力边界是社区自治的关键等。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

社区自治是党领导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我国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自治组织到“准政府”组织再到自治组织的复归与张扬之过程 ,而构筑社区自治内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呈现了从“议行合一”体制向“议行分离”体制转换的趋势 ,且“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实践中诞生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发展模式 ,其目标指向都是社区自治 ;构筑社区自治外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政府与城市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