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与弥勒信仰

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印度求法取经的高僧,其唯一的著作《法显传》是研究5世纪初印度社会最真实的记载。通过法显对当时印度弥勒信仰流布的记载,及其从印度带回的龙华图,以及法显和信受弥勒信仰的中印僧人的交往,可以了解5世纪中印弥勒信仰以及法显本人的弥勒信仰状况。     

释"土著"

辞书对“土著”的涵义有不尽相同的解释:(甲)《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2年):“世代居住本地的人。”(乙)《辞源》(商务印书馆,2004年)有两解:(1)“世代定居于一地”;(2)“后也称世代居住在本地的人为土著”。(丙)《辞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也有两解:(1)“古代游牧     

一位朝鲜古代诗僧的故事

朝鲜古代诗僧“慧超”，是朝鲜三国时代的新罗人。他到中国和印度学习佛学知识，游历了当时印度的东西南北中五天竺，走遍了当时印度的佛教圣地，他在从印度到中国长安一路上还考察了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写了一部《慧超五天竺国传》一书。他是一位献身佛教事业的学者、旅行家，也是一位诗人。     

罗隐生卒年小考

对于罗隐的生卒年 ,史料记载也有分歧。宋薛居正《旧五代史·梁书》卷二十四 (列传十四 )载 :“年八十余 ,终于钱塘。”计有功《唐诗纪事》也云 :“年八十余 ,终余杭。”《吴越备史》卷一、《浙江新城县志》卷十四“人物传”、《浙江通志》卷一百七十八“文苑”中则称罗隐“卒年七十七”。《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华书局 1992年版 )“罗隐”篇中注明其生卒之年为“833～ 910”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亦如此标注。然而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出版社 196 3年版 )、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从莫高窟的文物资料看中尼人民的传统友谊

尼泊尔,就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所称说的尼波罗。它是一个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古老国家。 中尼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就有着友好和睦的关系,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远在一千余年之前,中尼两国人民,就开始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作的频繁接触和交往。《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中写道:“贞观中,遣使者李义表到天竺(印度)道其国(道径尼泊尔)。提婆(尼泊尔王那陵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观阿耆婆弥池,池广数丈,水常溢沸……或以物则生烟,釜其上,少选可熟。”在公元四○六年,我国的高僧法显,不避艰险,跋山涉水访问了     

校订《李娃传》的标题和写作年代

(一) 《李娃传》三个字,不是白行简原来的标题,原标题是《?国夫人传》。这样说,是根据以下两点理由: (一)“传”的结尾云:“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作者在这里不称“李娃”,而特点出“?国”,正是为了与标题相呼应。这种手法,     

论"织贝"出海南

《尚书·禹贡》中记载天下九州物产土贡时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南宋蔡沈《书经集传》释织贝为锦名,“织为贝文”,亦即织有贝形纹的锦,《诗经》中有贝锦。是说影响较大,但是,织有贝纹的锦可以称贝锦,而称作织贝则不合于中国古代对于织物的命名习惯。蔡氏又说:“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谓之吉贝。”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根据汉以后文献记载,我国两广、福建、海南一带居民称木棉或木棉布为吉贝或古贝(吉、古字形相似、古音相近导致讹混),最早三国时魏人孟康注《汉书》,提到闽人呼棉为吉贝,同期丹阳太守万震《南州异物志》说:“五…     

也谈“嚼杨木”的由来

去年第四期《学术研究》的《书海酌蠡》栏载有易名同志《“嚼杨木”辨》一文,辨析“嚼杨木”典故的由来.易名同志引清人赵松谷注,认为嚼杨木是以杨枝漱刷口齿,杨木即齿木,即今之牙刷。言有未尽,似乎还有可补充的地方。因为说来这是一个古代的“洋”典故。嚼齿木本是古代一般印度人的卫生习惯,古代印度佛教徒在寺庙里也有这种习惯,而且这后来几乎成为了寺庙中一种固定的卫生规定。嚼齿木为什么又称为嚼杨木?这里面实际上有一点小小的误会。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即称:“(那烂陀寺)有奇树,高八九尺,其干两枝,在昔如来嚼杨枝弃地,因植根柢,岁月虽久,初无增减。”讲的就是嚼杨木。但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在提到同一地方的佛齿木树时,却指出齿木树不是杨柳。嚼齿木确也不限于只嚼杨枝。因为《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又云:“(齿木)或可大木破     

"盖阙如"还是"阙如"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 :“其于所不知 ,盖阙如也。”对于“盖阙如”有两种理解 :( 1)“盖”是表推测的情态副词 ,“阙”和词尾“如”组成附加式合成词“阙如”。 ( 2 )“盖阙”是联绵词 ,与“如”组成“盖阙如”。段玉裁持后一种观点 ,他作注说 :此用《论语·子路篇》语。“盖”“阙”叠韵字。……“盖”旧音如“割” ,《汉书·儒林传》曰 :“疑者丘盖不言。”……“丘盖”荀卿书作“区盖”。“丘”“区”“阙”三字双声。段氏指出《说文》是用《论语·子路》的典故 ,并提示我们“(盖 )阙如”这个词还牵涉到《荀子》和《汉书》用例。我们…     

金天会六年进士辑补(二)

(三)孙九畴,《寰宇通志》(卷七八,太原府“科甲”)记他为金“天会中进士”。《万历太原府志》(卷一八《选举》)称他是金进士。《光绪定襄县补志》(卷八《人物》)有传:孙九畴,状元九鼎仲弟,天会六年榜眼,官翰林编修,尝谓“吾无他长,惟步步践实也,昼之所为,夜必登记,用以自警”。     

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及其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是佛教文学的两大丛书,是重要的宗教、科学遗产。《甘珠尔》里基本包括了古天竺的三藏全部典籍。《丹珠尔》里收入了天竺和吐蕃学者对佛经所作的注释性论著以及大小十明杂著等,故在西藏将《甘珠尔》称为“佛语译文”、“善教谕”,称《丹珠尔》为“论典译文”,“教义注疏”。     

突厥援唐兵马数考

隋末,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派刘文静借兵于突厥。有关援唐兵马数,史书有两种记载。《旧唐书·高祖纪》:“(大业十三年八月)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同书《刘文静传》(《突厥传》略同):“(刘文静使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静至,又献马千匹。”《新唐书》中《刘文静传》与《突厥传》的记载也是矛盾的;其余《通典》、《续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记载,也互相矛盾;而都不出上述的两说。到底哪是事实呢?《资治通鉴》将借兵前后情况记载得比较清楚。义宁元年(即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命刘文静请兵突厥时就告诫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电。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     

八贤王赵元俨

《龙图公案》及《杨家将演义》均有八贤王赵德芳。按《宋史·宗室传》德芳为太祖第四子,以太平兴国六年(981)薨,年二十三。德芳早薨初无表现,则所谓八贤王者,殆指太宗之子周恭肃王元俨也。《宋史》本传称元俨早出宫,期以二十始就封,故宫中称为二十八太保,盖元俨在兄弟中行第八也。元俨历事四朝,位望崇隆,极人臣之遇,薨于庆历四年正月,赠燕王,传又称元俨“广颡丰颐,严毅不可犯,天下崇惮之,名闻四夷。”     

论任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正> (一)在齐梁文坛上,任昉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当时人看来,他的成就并不亚于谢朓、沈约,所谓“沈诗任笔”(《诗品》)或“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梁书·沈约传》),是当时人普遍的看法。梁简文帝萧纲在给湘东王(元帝萧绎)的信中曾称:“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书·文学·庾肩吾传》)。即使在北朝,人们也认为他是梁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如北魏济阴王元晖业说:“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我(温)子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魏书·文苑·温子升传》)。所以北齐文人邢劭和魏收,一个爱慕沈约,一个     

《常何墓碑》跋

常何是唐初名将之一,两《唐书》无传,事迹散见于纪传者仅数条,虽集掇亦难见端倪。1944年,陈夤恪先生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曾引用李义府撰《常何墓碑》,用以论证玄武门之变中常何之作用。1952年,陈先生又于《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节录《墓碑》,指出:李义府撰《常何碑》文“久佚,然为最佳之史料”(《岭南学报》第12卷第1期)。现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常何墓碑》写本照片,作跋于次,祈批评指正。《常何墓碑》写本尾残,不见立碑年月。《墓碑》称:“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撰”。李义府,唐高宗时宰相,两《唐书》有传。《旧唐书·李义府传》载:“高宗嗣位,迁中书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     

从鲁国继承制度看嫡长制的形成

<正> (一) 关于我国古代的继承制度,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礼记》认为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传子与传弟并行的制度,即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而《孟子》则认为三代均实行传子制,即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万章上》)汉代学者们在两说之间搞了个折衷,认为殷礼“传弟”,而周礼“传子”。清末学者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进一步论证了汉儒们的主张。其功绩在于他第一次认真地研究了商代的继承制度。他以     

郭子仪“家人三千”辨析

《旧唐书·郭子仪传》称,郭子仪“家人三千”。那么“家人三千”都指哪些人呢?武伯纶先生认为:“郭子仪有八个儿子,连女子算上,至多不过数十人,所谓三千,大部分肯定是奴婢,唐人户籍也计奴婢。”(见《人文杂志》1981年第1期)仔细考诸史籍,郭子仪“家人三千”是指注籍的包括亲属以及部曲、奴婢在内的全家所有人口,而其中大部分当是部曲。     

试论汉魏两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接受

从印度佛教的最初传入到晋宋之交,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在这四百多年中,印度佛教逐渐渗入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考察一下汉魏两晋时期中国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接受过程,于我们今天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一据史载,中国最早接触印度佛教,是在公元前一世纪。《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     

尝一滴海水可知大海的咸味——《印度古诗选》前言

这本译诗集名为《印度古诗选》。先要说明两点:一是“选”的范围,二是“古”的范围。所谓“选”,并不是在印度古诗中选出最好的精华,而是选其几个重要方面的一些例子。由此“一斑”还不足以见“全豹”,但是印度古诗的面貌特征也可由此见其大     

诗情友谊两千秋

柳宗元与刘禹锡,在中唐时期,是两位有名的诗人、文学家、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基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两人结成金兰之谊,在中国文学史上流传有一段嘉话,辉映千古。柳史称“河东人”(《旧唐书·本传》),是称其祖籍,其实柳生在长安,长在长安;刘史称“彭城人”(《旧唐书·本传》),是称其郡望,其实刘生在苏州,长在浙右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