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口流动意味着社会系统处于吐故纳新的循环状态,表明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动态配置。阶层分化总是和人们具有的某种社会属性密切相关,其中可见人口流动的状况。阶层分化的静态状况与人口流动叠加,共同作用形塑了社会结构。改革以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流动,先赋角色和后致角色同时决定的阶层分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     

"农民工"是新兴工人群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变化是大量农民转化为工人等城市居民,这一社会群体是新兴工人阶层与新市民.虽然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改善,但仍然没有走出二元化城乡壁垒,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市民待遇.本文对"农民工"群体的成长性与边缘性、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益、依靠新兴工人阶层的途径、新兴工人阶层的城市融合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技术工人转向中间阶层社会结构的战略探索

本文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即如何改变整体社会结构中下层过大的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已经进入到产业队伍中的广大农民工的社会地位问题,使他们有机会进一步上升到中等社会阶层中来.本文指出最有力的渠道就是对于农民工中已经具有一定和较高技术水平的农民工给与正式的技术职称认定,从而实现农民工自身的结构转型.使得有技术的农民工进入到专业技术阶层的队伍,这不仅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演变的惯例,而且,也可以大大促进农民工学习技术、技术评比、技术进步的积极性.     

新农民工工人阶层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针对"新农民工工人阶层"的形成、影响及其走向,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分析:一是利益驱动和现有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使农民工形成阶层利益,促使社会利益关系的再调整;二是价值追求和现有社会认同取向的偏颇使具有"新"涵义的农民工要求社会认同取向的再转换;三是制度发展使农民流向城市成为可能,而制度不够发展带来的制度歧视则成为"新农民工工人阶层"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及其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制度重构势在必行;四是政治发展与稳定及其政府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增强都需要"新农民工工人阶层"实现阶层融入.     

农民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

论文首先认为,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即1978年以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第三大阶层。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农民工阶层最基本的特征是其社会身份、社会地信、社会生产的双重性;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推进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现实角度看,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不会迅速消失,因此,农民工阶层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从长远角度看,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向纵深推进,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差别的逐渐消失,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整体性推进阶段,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最终将不复存在。     

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分析

农民工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然而,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绝大多数只是水平流动,缺乏跨越阶层边界的向上流动。因此可以说,当前的农民工社会流动已陷入困境。转型社会背景下的二元化制度及其惯性、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弱势以及社会资本缺乏是造成流动困境的主要原因。欲突破农民工社会流动困境,必须改革与创新制度、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推动农民工组织化建设、规范政府职能,同时还应加强执行能力的建设、转变观念。     

对当前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探析

改革前的农村社会结构是均质同构的.改革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区域的不均衡性、群体内部差异性和阶层意识的逐渐增强.为此,政府需要调整农村政策、改变城乡二元格局,以促进农村社会的合理分化.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内蒙古农民工“可行能力”测度的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视角

将“可行能力”理论运用于内蒙古农民工的发展问题,并将农民工的发展与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相结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内蒙古农民工“可行能力”的测度方法.由于受二元制度的制约,农民工发展遇到的瓶颈与中国城市化面临的困境实质上是一致的,农民工的发展以及市民化问题严重制约着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加重了社会结构的异化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     

地位一致性与阶层结构化

阶层结构变迁是当代社会转型的明显标志,针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急速变迁,社会学家从不同视野出发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和结论。从地位一致性和阶层结构化的关系出发,依据东北地区调查资料可以获得上层定型化、中层碎片化、下层凝固化的理论观点,地位维度的变化体现了阶层结构变迁的深层机制,体现了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转型的非均衡性和资源配置的非均衡性。因此,应当从不同阶层成员的具体利益出发,通过合理社会流动机制的建构,形成一个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公正、合理、开放的阶层结构。     

老龄化背景的农村养老保障策略与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我国农村已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的养老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它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更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因此，应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农村养老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积极更新养老观念，建立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发展多种社会力量，使其参与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大力发展农村老年福利事业。     

精英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研究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属性的变化以及政府供给的局限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多元化供给已成为一种趋势.而农村精英作为农村中的崛起阶层,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在对农村公共产品和农村精英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力求对如何发挥农村精英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有所探讨,同时指出农村精英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对中国城乡分割政策的道德审视--与早期华人在美国社会境遇的比较

本文主要目的是通过对中国城乡分割政策因道德维度的缺失所招致的消极结果的批评和分析,以求对一些政策制订者和部分社会理论者的道德意识弱化现象给予警示.文中主要提出三个论点第一,城乡分割政策是造成中国社会和经济二元结构的基本原因;第二,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研究应从城市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分野入手,否则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第三,社会理论的后现代论者的道德意识弱化是他们形成看似激进,实则保守的观点的主要原因.     

宁夏城乡差距及二元结构研究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宁夏的二元结构是自然过渡性二元结构和制度约束性二元结构的混合体。在这两类二元结构的推动下,宁夏城乡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呈逐步扩大的趋势。目前宁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进入高度不平等状态,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主来研究二元结构问题,首次测算出宁夏居民收入分配总体差距系数,并非常关注城乡在人文等诸方面的问题。     

阶层分化与认同视野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观察

"无直接利益冲突"是近几年来我国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矛盾形式。当前的研究提供了三种解释范式:"体制论"或结构论范式、"利益论"或利益博弈论范式、"发泄论"或宣泄论范式,分别代表了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学科视角。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阶层论"或阶层认同论的解释范式,认为社会阶层分化、阶层意识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阶层认同矛盾、社会集体认同分裂是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深层原因。减少阶层冲突,使社会阶层结构趋于合理化,构建和谐的阶层关系,重塑社会认同,是防范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方向。     

中国农村改革的两大主题及其难点透视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村改革两大主题是通过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再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使亿万农户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农村政治体制的改革,再造基层社会的民主权威,使亿万农民群众当家作主。但由于受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缺乏应有的发展,一再拖延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乡村社会也出现了“治理危机”。下一步,应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思路,重点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机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和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综合改革,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发达地区产业选择的收入分配导向

以苏南为例分析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说明工业过度集聚带来了大量低收入农村人口，并加剧了原有人口的贫富分化，使城乡“二元经济”转变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产业布局影响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行业结构对收入差距影响也比较大。建议发达地区要把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分配结构统筹进行。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反思

"三农"问题的传播学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历史与国情三方作用形成的传播障碍与隔阂,其外在表现是城乡之间信息鸿沟过大、农民阶层处于失语状态,农民获取信息成本过高三个相互关联层面.目前农村传播图景正发生着裂变,城乡之间依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传播容器.因此,解决"三农"的问题的传播学路径是渐进式改革,即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激活农村传播容器;积极推进自然村落的分界与重组,合理规划农村传播路径,从空间角度降低社会信息交易成本;加强农村媒介系统、农村教育文化建设,实现农村传播主体的创造性转化.这三个方面应齐头并进、统筹安排、协调推进,不可偏重任何一方.     

关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所占比重的理论思考

扩大中等收入者对于改变我国不稳定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都有重要的意义;从我国低收入群体过多的现实国情出发,中等收入者的标准不宜定的太高;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靠经济的发展,同时政府给予相应群体有利政策的安排也是极为必要的。     

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创新就是通过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构建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形成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建立起促进和谐的社会机制，使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愿望。“善治”理论强调协同治理，主张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通过引导、调控，逐步形成一个以新社会阶层为主体的呈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从而奠定和谐社会的基础。新社会阶层有序的社会参与将有效促进社会政治力量整合，推动国家政治制度完善和社会管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