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历史写作的文化关怀

张宏杰的历史写作具有一般通俗历史好看好读的特点，用传奇化的文学叙述讲述帝王将相的传奇人生。但是，他的历史写作不“麻辣”、不“搞笑”，而是将历史写得沉重，发人深省。这背后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文化关怀，是一种为“启蒙精神”招魂的历史书写。当然，其利弊也存乎其间。     

钱谦益的诗体“正变”欢

“正变”是中国诗学特有的关于诗歌发展的概念。钱谦益的诗体“正变”观，既有“系乎诗”的方面，支持诗体的独创，倡导“代有其人，人有其传”；又有“系乎时”的方面，强调诗体与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期待具有明朗和雅之声调、丰沛深厚之情感内蕴的盛世之音的出现。     

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意义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和“如何书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在“书写什么”方面，冯契的回答是既要书写化为近代传统的哲学“革命”，又要书写化为哲学问题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两者并非彼此对峙，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书写同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在“如何书写”方面，冯契的回答是采取“同情的了解”书写方式和反思的书写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比古代哲学史的书写更能体现冯契自己的哲学风格和书写理念。     

“攻乎异端”的方法论局限

以往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解释更多地是一种价值论、道德论的解释。本文认为“攻乎异端”具有消极的方法论意义。“异端”和“两端”有细微的差别，“叩其两端”则具有积极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应该优先把“攻乎异端”和“叩其两端”理解成方法论，然后再理解成价值论、道德论命题。     

张大千的美学思想探析

世界文化名人张大千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提出并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的美学思想。本文从“铸造风骨，浩气长存”、“博采古今，力求创新”、“遗貌取神，表现真美”、“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五个方面探讨、分析了张大千的美学思想。     

卷首语

“敬惜字纸”是中国文化一脉悠久的传统。如今的许多古镇大宅、古寺名刹依然可见“惜字炉”“圣迹亭”“敬字亭”之类昔日焚烧字纸的炉或亭,那一身身的斑驳映照着古人对文字的崇拜和敬惜。古人之惜字,固然寄寓着他们对文字的价值期许,在传统文化中文字承载着极大的价值和意义,孔夫子标举人生“三不朽”,“立言”为其一,所谓“立言”即立文字,曹丕更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当时书写工具的制约、书写运动的艰难也要求古人们“惜字如金”。书写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文字的态度,进而书写工具的变迁勾勒出书写品格嬗变的…     

论庄子的“无知”“不知”思想

论庄子的“无知”“不知”思想邓联合在庄子看来，人们的知识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例如，他说：“小知不及大知”①、“大知闲闲，小知间间”②，这是将知分为大小；又说：“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敝精神乎蹇浅……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暝乎无何有之乡”③，这是将...     

新样态史料与历史书写

新样态史料之“新”凸显为信息时代的时代特征。借助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生成的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相比，不仅是外在形态的变革，扩大了史料的边界，也使历史书写者变成了信息消费者。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样态史料将会成为史料家族中的“新宠”。虽然新样态史料对传统史料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但绝不可能遮蔽传统史料的价值，历史书写者应使新样态史料与传统史料相得益彰，并借助新样态史料的便捷，推进历史书写。     

非遗记录：我国手工技艺及其纪录影像发展的时代脉络

手工技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手工技艺在时代更迭中呈现出兴盛至衰落再至复兴的波浪式起伏发展态势，其纪录影像书写也随之经历了萌芽、发展及繁荣阶段。影像书写主要依托人类学、影视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并遵循各学科阐述逻辑展开，彰显着时代的塑造性，使不同时期二者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定的非同步性。在当前复杂的社会语境下，尤其是伴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官方与民间的积极互动使手工技艺影像书写形成新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将会在时代脉络中进一步拓展。     

如何拯救：莫言《酒国》拯救事件的文学建构

“救救孩子”作为文学母题曾被反复书写。追溯莫言的创作谱系，该文学母题的书写具有共性和个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为社会或者启蒙主题。莫言《酒国》是一个独异的文本，它是文化、市场和社会的合力的结果，这些细微的征兆可由文本的微观和宏观隐喻显现；莫言从社会问题切入，链接问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层面，以审美现代性质疑经济现代化的病症，他从制度、引导者和批评的角度思考拯救孩子的可能性。莫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拯救路径，但不能简单地将《酒国》贴上隐喻批判的标签，他从人物设置、情节处理和叙述者声音视角等方面探索问题的解决；莫言在时代限制和书写的阈限中试图勾勒现代“救救孩子”的文学路线，从叙述多重声音、戏仿经典“拯救”模式、文体互文等角度突破“救救孩子”的原有模式进行解构书写，尝试突破书写困境，凸显拯救书写的纵深性和复杂性，简单用“晦涩”和搁置评价的态度视之并不可取。     

战国诸子的使命感与散文的勃兴

本文所讨论的，便是战国诸子的使命意识对诸子散文勃兴的作用。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最具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战国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儒家是最具责任心和使命感的。曾参将他的人生价值思想凝结成这样的几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①儒家的“仁”是一个最高的伦理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最高的政治观念范畴。后来的孟子将其发展为“仁政”学说，认为君主只要以仁爱之心去治理国家，天下的人都会归附于他，国家就会走向富强，社会就会走向有序。因而，曾参说“仁以为己任”，并非只是要…     

浅谈年鉴加强人文记述的途径

最早出现“人文”概念的现存文献是《易经》，其中说道：“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把“人文”与“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解读“人文”，便可以从“文明”入手。现在所谓的“文明”，主要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等。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散文中的自然书写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散文业已成熟。其自然书写的文化内涵与美学意义有以下三方面:1.自然书写的乡情体现;2.自然书写的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3.自然书写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美。这既继承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又融会现实时代精神与人生体验,在“生态学时代”的新语境下焕发出光彩。     

《涉江》释义

[涉江]关于《涉江》题义的解释，似乎一向不成问题．姜亮夫先生说：“发轫为济江，故题日涉江也。”学者们一般都援引《涉江》里的文字作内证：“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但是，疑窦也恰恰从这里产生了．诗云“济乎江湘”，为什么题目不作“济江”，却要作“涉江”呢？“涉”，《说文》云：“徒行厉水也。”《尔雅·释水》云：“繇膝以上为涉．”滔滔如长江、湘江，断然不是“膝以上”的水，断然不能“徒行”．因此，着一“涉”字，事实上说不过去。《文选》丘迟《与陈伯之书》说：“朱鲔涉血故友于．”李善注：“涉，丁牌切，与…     

《左传》杨注商兑(三)

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僖15 P365）杨注：杜注“先君败德非筮数所生”，乃得其意。洪亮吉诂云“及可数乎，犹言数可及乎， 盖倒字法也”，乃得其解。顾炎武《补正》云“解以数为象数之数，恐非。言先君之败德 ， 及今言之，岂可悉数乎？”以“及今言之”解及，增字为训，既可商，而解数为计算，于文 义虽可通，但与上文物、象、滋、数之意毫无联系，断为两橛，恐非传旨，至《释文》以“ 先君之败德及”为句，俞 《平议》从而为之辞，谓“韩简之意，谓先君之败德 矣，不可 胜数也”云云，尤不近理。按：诸家解“及”，皆非。徐仁甫《广释…     

略论中华人文精神

略论中华人文精神康群（郑州晚报社）近年我国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就是对“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何谓“人文精神”？“人文”是人类社会各种纷坛复杂的文化现象。“人文”这个词最早源于易经的“贲”卦：“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歌”与“行”有别乎?无别乎?——从《长恨歌》与《琵琶行》谈起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两首著名的七言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这两首诗尽管体裁相同,却一首叫“歌”,一首叫“行”。我们不禁要问,“歌”与“行”有别乎?无别乎?要想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头到尾把作为诗歌体裁的“歌”与“行”的本来含义及其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一系列情况弄个水落石出。“歌”与“行”的含义的变化,从诗歌发展史上来看,可分为汉武帝设立乐府之前、汉     

论知识经济人特征及人本管理新理念

知识的人性特征体现在生理、心理及外化方式等方面。知识经济时代的相关因素是知识，其中最活跃的是与“人”的结合、被“人”控制与利用的知识。可以看出，知识经济时代，最具有权威性的因素是“人”。知识经济时代管理的中心思想必然是人本管理思想。知识经济需要人本管理思想，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人”的特点对人本管理赋予了新的内容。     

《洪范疏证》驳议——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而作

<正> 一我常常这样想:孔子思想、儒家思想,这么庞大的体系,垂这么久远的影响,难道它像地下泉水,突然冒出来的吗?恐怕,还是像长江大河,上流有个源头吧。这源头,按朝代段落,就是夏、商、周;按古文献,就是《诗》、《书》、《易》。孔子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孔监乎三代,郁郁乎文哉”。孔子正是批判综合了“三代之英”,才形成了他的“大道之行”的思想的。以上的话,使人听来会有“行空”之感,那么我们就试验着落到实处吧。我找到了《尚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