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变化过程中,胡适曾一度将汪精卫视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文治派的代表,以诤臣、诤友的身份襄助之,期望他能通过凝结坚强的文治势力,与蒋介石的武治势力相抗衡,推动中国政治走上民主宪政轨道。但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胡适与汪精卫在处理中日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进而在民族主义的取向上,分歧渐趋明显,最终在政治上与之分道扬镳。梳理胡适与汪精卫政治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诠释胡适的民族主义情怀,从另一视角解析胡适的自由主义风格。     

章太炎晚年《诸子略说》的政论色彩探析

值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章太炎晚年设坛讲学于苏州。他所讲的《诸子略说》在论道、法、墨、名诸家时,有借学术以论政治之处,主要与蒋介石、汪精卫及抗战有关。他痛恨汪精卫的媚日卖国,希望蒋介石独揽大权,实行专制独裁,运用道家和法家的权术将文臣武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统一力量抗日救国;他贬抑刻意任法的商鞅,希望蒋介石实行墨家的兼爱之道,以凝聚民族力量,一致对外;他贬斥名家的诡辩派,褒扬名家的循名责实派,希望同胞各负其责,担当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1905—1907年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关系

在20世纪初的革命、立宪两派的论战中,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争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有一定的学理渊源。两人都重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民的学说,并以“民族”与“国民”为基本概念来分析民族不同同为国民的可能后果,作为各自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     

“汉奸”的词义解释与法律界定

“汉奸”是巾囤由来已久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一说到汉奸．人们自然会想起臭名昭著的石敬瑭、张邦昌、秦棺、吴三桂、汪精卫等一大串汉奸。抗日战争期间．汉奸问题极为突出．甚至突出到了影响抗战进程的地步。实际上，抗战胜利姗姗来迟的原因远不止一个，比如国力弱，军力弱，政治不统一，民族觉醒不够，日寇太强．外援太少等。不过，汉奸太多的确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怎样高扬了爱国主义

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倡导并促成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扬爱国主义的表现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之以屠杀政策。共产党揭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旗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国共严重对峙。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就提出要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1932年“—·二八”事变后，又提…     

试析北伐初期的“迎汪复职”活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事务主要由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三人负责，俗称三人为“三巨头”。刺廖案发生后，胡因涉嫌与刺廖有牵连被逼离粤，三大巨头只剩下江一人。此外，汪早年追随孙中山不无微功，个人又极具演讲才能，满口“左”的口号，使得汪精卫一时间成为广东深孚众望的领导人，也深得苏联方面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任。中山舰事件发生前，汪精卫除任国民政府主席外，还兼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各军总党代表，国民党中央中执委常委，是当时政治和军事的最高负责人，亦是国民党的重…     

托派运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提出一个非常激进的纲领，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做出了大胆预测。二战爆发后，托派第四国际遵循托洛茨基的纲领，号召各国工人进行反战活动，奉行“革命的失败主义”政策。尽管托派在二战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普遍响应，世界局势的发展也与托洛茨基的设想大相径庭。二战结束后，在理论与现实的反差面前，托派成员被迫对自身的纲领进行修正，并因此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分歧。此后，世界托派运动出现多个流派，统一的托派运动不复存在。     

汪精卫与南社"代表人物"说

汪精卫的诗歌在民国时期颇有影响,因而他曾经被柳亚子称为“南社的代表人物”。事实上南社文学有其多方面成就和多样化特征,可以说不是任何一位社友所能代表的;但是从汪精卫与南社的思想渊源和政治影响,以及汪氏诗歌的内涵特质来看,汪精卫确实足以为南社“革命文学”的代表。     

汪精卫之陶渊明人格论探析

汪精卫的《读陶随笔》堪为论陶经典之作。汪精卫认为,陶公有"人心良而风俗淳"的志向、有"伯夷之清"的胸次、有"无往而不乐"的生活态度,汪氏着力于这三个层面展开剖析,以论证其"陶公为百世之师"的论断。汪精卫接受最为深刻的是陶渊明身上的"义"。陶公之"义"作为一种文化原初力,是汪精卫文化心理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义"被汪精卫异化了,它不再停留于心理层面,而是演变为一种疯狂地追求声誉与所谓"壮举"的行为。     

论"三·二○"事件前后的"蒋汪之争"

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和"廖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作为国民党新领袖和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与军事实力人物蒋介石尚能够密切配合,各扬其长.国民党"二大"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升迁,其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加之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从中挑拨和造谣,蒋在十分被动而又羽翼未丰的情况下,贸然制造了排挤汪精卫和打击共产党的"三·二○"事件.倘若苏联和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正确的策略,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胜利者一定是左派.然而苏联使团和顾问对蒋采取妥协的方针.左派领袖汪精卫既不满蒋介石的飞扬跋扈,又缺乏与之抗争的勇气与实力,不得不忍气吞声,悄然出走.蒋汪的首次交锋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把社会各阶层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轨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青年动员工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立青年动员工作领导机构，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统区，发动了广大青年推动和支持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争取民主，促进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在日占区，秘密发展抗日青年组织，动员青年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权展开英勇机智地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法书对日本书法的影响

日本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法书的传入有相当直接的渊源关系。盛唐时,王羲之等的法帖传入日本,受此影响,日本书法开始确立,及至日本奈良时期,全面模仿唐朝,崇拜晋唐的书体在日本盛行。王羲之等的书体由那些来唐朝学习的遣唐使带回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有最澄、空海、橘逸势等。晚唐以后,追随和模仿中国的倾向衰弱下来,与此同时,日本自己的民族文化也萌出了新芽。南宋时候的日本书法界,宋朝的书体开始向以王羲之书体为基础的唐朝书体挑战了。明清以来,中国众多书法家的法帖流入日本,使得日本书法界异彩纷呈。     

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对抗战文学的一点认识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对"战争文学"的反思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日本的茶道、花道与香道

茶道、花道与香道是日本文化的三大瑰宝。其道义与日本文化的精髓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日本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日本民众的广泛传承,参与其事者不乏其人。茶道、花道与香道以不同的文化形式,展示了日本民族文化的共同特色。     

国家神道成因探析

日本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古代民族宗教——原始神道,独特的民族文化又塑造出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双重心理,并成为左右日本民族心理及行为的精神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初期,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为明治政府所利用,培植出了日本近代祭政一致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神道,影响至今。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报刊中国民政府想象 ——以《老百姓报》为例

抗战初期，由左派陕西知识分子李敷仁主编的《老百姓报》，由于其通俗化的特征，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过对《老百姓报》进行文本精读，揭示在抗战初期，《老百姓报》如何建构读者对国民政府的想象。具有左派背景的《老百姓报》，一方面为了在民众心目中构建出“国共合作”的理念以团结民众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身的群众立场，该报面对国民政府军、国民政府高层、国民政府基层的已有的真实面相，针对不同的报道对象，有意识地采取了灵活的想象的构建策略。     

日本明治政府地税改革探析

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的地税改革是日本近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尽管日本明治维新是以西欧模式为榜样的 ,但由于历史和民族的特殊性 ,明治政府推行的地税改革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个性特征。它不是通过用暴力手段完全剥夺农民并迫使其彻底破产来实现农业资本主义化 ,而是通过有步骤、有计划、循序渐进的地税改革方式 ,全面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促成了工业化发展所需原始资本迅速聚敛 ,从而为日本近代经济全面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