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关内日伪政权选派留日公费生考略

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忠实于日本的高级“人才”，日伪政权十分重视公费留日学生的选派，伪华北临时政府（包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派了不少公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为主，可以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内扶植的伪政权及其所属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拔、派遣留日公费生的情况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梳理，进而深化抗战时期的日伪政权留日教育研究。     

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的最新力作

受各种因素制约和影响,多年来中国沦陷区日伪政权的研究一直都比较薄弱,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的研究尤甚.张同乐教授《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30万字)一书的出版,不仅有力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明显不足,而且有助于深化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可谓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显著标志.综观全书,不难发现作者的学术追求和独到的学术贡献.     

1933年前后英国对中国新疆政策述论

本文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了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伪政权出笼前后英国对中国新疆的政策，认为英国政府对新疆的基本政策是稳定和连贯的，其核心是支持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尽力利用新疆地方政府遏制苏联渗透，英国并不是伪政权的幕后策划者，也非支持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关、盐、统三税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汪伪政权的财政收入影响极大.本文力图通过对汪伪财政收入的大宗--关税、统税与盐税在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变化,来探讨太平洋战争对该政权的影响,并从伪政权采取的应对措施来揭示伪政权的傀儡性质.     

从“满洲国”的官僚体制看日本“民族协和”的虚伪性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以伪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一系列所谓平等的言论;另一方面日伪政权所设立的伪满洲国官僚机构也以“民族协和”而冠冕堂皇之,但是在实际上却是由日本殖民者直接参政、操纵和控制傀儡政权。     

宣传与战争：中日关于第一次粤北会战的舆论博弈

第一次粤北会战历时一月有余,以中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而告终。对此,广东国民党当局特地筹办粤北大捷庆祝大会,并借助舆论媒体大力宣传对日作战的胜利,意欲重塑军政形象,增强民众抗日信心。中共旗下报刊与“独立”媒体予以积极响应,也颂扬粤军胜战,努力营造中国团结一致抗战的局面。面对广东国民党当局的宣传攻势,广东日伪政权同样大打宣传牌,专门举办祝捷大会,利用媒体大肆宣扬所谓战绩,并散布广东当局高层不和、与国民党中央不睦等消息,还试图离间国共,以拯救者自居,意在暗示日伪政权的正当性。双方虚张声势的背后,一方面在于以声夺人,以气势压倒对方,鼓舞士气;更重要的在于以此争取民心,巩固战争的群众基础。中日双方围绕这场粤北会战的宣传战,尽管均存在水分,却加深了民众对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认识。     

填补华北抗战史研究空白的一部力作——《华北伪政权史稿》评介

由郭贵儒、张同乐、封汉章三位教授合著的《华北伪政权史稿:从“临时政府”到“华北政务委员会”》一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资助课题的结项成果,已被该中心文库收录,并于200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之际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可喜可贺!长期以     

日伪统治时期山西省的户口捐

日伪统治时期，山西的地方伪政府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治安开支，一般采取征收摊款的方式来筹措经费。由于摊款存在诸多弊端，伪山西省公署先是出台规范摊款的政策，后又从1943年开始禁止各项摊款，改以户口捐的名目来征收。相比摊款，户口捐的制度设计更加规范与细致。然而，由于许多人并不如实申报自己的资产与收入，户口捐的征收并不顺利。为有利于户口捐的征收，户口捐从申报制转向承包制，让村来包办，以便解决申报不实的问题。户口捐之难以落实，反映了日伪政权不得人心。     

广州沦陷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及其特色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了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从此开始了其在广州7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广州的日伪政权根据侵略战争需要,继承了战前广东地方政府实施已久的保甲制度,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这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日伪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充分暴露了其掠夺的强制性和利己的随意性,这正好突显了日伪殖民统治的特征。     

日伪政权下山西忻县工商税捐征收之考察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各地日伪政权在沦陷区均以沿用南京国民政府原有地方财税体系开征捐税获取财源。文章以未刊的山西忻县商会档案为主体资料,在对日伪政权下山西忻县印花税、营业税、房铺捐等工商税捐征收细微考察的基础上,探析了日伪政权、商会、商民在税征中的互动,意在展现日伪统治下基层社会的税收实况。     

东北沧陷时期的日本宗教

日本宗教是从日俄战争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播的，此后近５０年间，日本宗教在中国东北地区协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侵略扩张，极力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地的“皇民化政策”，开展“海外开教”活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随着日本军事侵略而传来的日本宗教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类派别，由于带有明确的侵略目的，强迫中国民众改变传统观念信仰，使中国人民的宗教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因而，无法真正融合于中国文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日本战败，日本宗教也在东北地区荡然无存。了解东北沦陷时期的日本宗教，探讨当时的社会网络和鲜为人知的历史轨迹，以及日伪政权的宗教政策与宗教行为，有助于我国对东北殖民地文化的这段历史的了解，并且能够进一步揭示日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警示后人。     

如何评价北京沦陷期的周作人——兼谈木山英雄、耿德华开拓之作的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著名文人周作人滞留华北伪政权首都北京。这一选择根本改变了周作人的生活道路,也使得沦陷期周作人的思想、著作的评价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近代中日交流史上的一个焦点议题。本文引入日本木山英雄、美国耿德华等海外汉学家研究周作人附逆期的著作,梳理、分析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而讨论中国日本占领区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     

侵华日军"以华制华"政策的标本——评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后,日本当局为了对占领区的中国人民实施有效而方便的统治,在政治上,就一次次地组织、拼凑由中国人组成的傀儡政府.本文系统、深入地论述了南京第一个伪政权"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由日军当局扶植成立的过程,及其存在约四个月期间的工作与社会功能,揭示了日本当局通过这个"过渡时期"的傀儡政府与汉奸组织,实施"以华制华"统治政策的罪恶用心.     

日寇“防共”阴谋评析

日寇在对中国进行野蛮、残忍的侵略过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其罪恶的阴谋活动，“防共”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从“防共”意在打击中国进步抗日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防共”与国民党政府“剿共”政策的关系、“防共”混淆国民党政权和伪政权的区别以及“防共”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尔后通过审视日寇防共阴谋的全过程及其结局，表明任何反对进步力量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周作人元旦枪击事件新探

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11号家中遭刺客枪击,因子弹打在钮扣上而侥幸逃过一劫。此次枪击事件与周作人出任伪职一事在时间上相互重叠,人们普遍认为枪击事件是促使周作人附逆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周作人在当时抑或事后对此事的解释总是避而不谈或自相矛盾。回顾整个枪击事件可以发现,这一事件并不是促使周作人落水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枪击事件导致了周作人附逆日伪政权,不如说是周作人借此事件将之前已存在的附逆行为公开化了。     

抗战时期《申报》留学史料研究

抗战时期,《申报》虽因战争的因素数度停刊,但其对留学活动的报道仍能反映当时的留学概况。在抗战前期,《申报》对国民政府的留学活动报道较多,而在抗战后期,《申报》因被日军完全控制而对伪政权的留日活动报道较多。报道的内容包括留学政策、留学生的考选和派遣、留学教育统计、留学生的爱国举措、对留学生的资助和救济、对留学生及留学制度的看法等,这些内容是对抗战时期留学教育研究的一个极好的补充。     

“运”而不“动”:华北沦陷区日伪铁路“爱护村运动”及其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控制铁路沿线治安、打击反日力量，从1937年开始陆续将华北沦陷区铁路沿线的村庄划入“爱护村”范围，并开展了规模庞大的铁路“爱护村运动”。日伪通过各种手段动员铁路沿线村民尽心护路，但效果并不如预期。“爱护村”加重了华北农民的生活负担，其中无法解决的经费困境和农村劳动力匮乏问题，不仅使民众与日伪离心，也使日军与伪政权内部产生了矛盾分歧。这场由日伪运作、多方参与的“爱护村运动”在1945年最终随着日本战败而走向终结。     

张爱玲不是“摘帽汉奸”——回应陈辽“遮蔽”一文

张爱玲在上海沦陷期间既不是汉奸政权骨干分子,也不是上海伪文坛的当权派,也未拿过伪政权的津贴,她的作品未有所谓"协力大东亚战争,驱逐英美以争取大东亚民族解放"的主题.无论说她是"文化汉奸"还是"依附敌伪的作家",都不恰当.     

抗战时期日伪利用儒家思想奴华之剖析

抗战时期,在"以华治华"侵略策略的指导下,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利用。伪满的"王道政治"理论、华北伪政权的新民主义、汪伪的"和平"谬论与东亚联盟理论,都是日伪在蓄意吸纳、篡改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或完善的侵华、奴华理论。     

伪蒙疆政权时期的马产振兴计划及赛马业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扶植成立了伪蒙疆政权,为达到充分利用该地域马资源服务于战时经济之目的,日本通过伪政权制定了马产振兴计划。其基本方针为:在增产的同时欲进行改良;此外,通过举办赛马会,力图促进马产计划,并达到把握民心之目的。但该计划在改良方面并无多大实绩。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伪蒙疆政权时期一直在进行马改良,只在赛马事业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