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本影响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非线性研究

互联网背景下社会资本的形式和演变发生了新的变化,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非线性影响。本文利用超效率SBM方法测算了包含环境因素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了社会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将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作为中间渠道,探究互联网快速普及下社会资本影响高质量增长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两种中介渠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并在互联网的调节影响下该渠道机制发生变化。     

数字经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一业带百业”效应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面全方位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年至2020年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相关数据,分别构建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各地区数字经济以及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针对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以及强化数字文化金融支撑等方面,提出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共同富裕视域下,采用收敛模型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省级层面的变动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文化消费在省级间的水平差值均在不断缩小。第二,无论是否控制了诸多影响变量的情况下,全国呈现出文化消费低水平地区以更高速度追赶文化消费高水平地区的态势,直至达到稳态。第三,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部地区各省级间文化消费增长率的收敛起到促进作用,对全国范围内文化消费增长率收敛的积极作用还未全面形成。因此,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提升弱势群体数字金融素养、发挥财政政策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功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变革性影响与转型路径

当前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已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驱动传统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数字化亦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传统金融业转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影响是一个潜在持续的过程,数字金融发展在为传统金融业创新与转型带来新机遇的同时,金融新业态的产生以及金融活动的复杂化,使得传统金融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应充分重视数字金融发展的深远影响,以惠民利企为原则,统筹谋划,积极布局,推进金融业态、金融模式和金融监管的变革升级,解决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数据使用与数据安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间的平衡问题,助力传统金融业通过高质量数字化转型,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基于系统GMM估计的京津冀数字金融对空气质量动态效应研究

数字金融兼顾金融发展与数字化技术,是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空气污染治理的长效机制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4—2020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GMM模型重点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空气质量水平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发展状况分区现象明显;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改善空气质量,这一影响过程是长期有效的,这一结论在多种方法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依然成立;数字金融指数三个子维度的空气污染治理效果具有明显差异,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与数字化程度能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存在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影响程度上数字化程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传统金融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广度更广、深度更深。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金融所具备的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和低门槛特点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字金融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普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数字金融通过革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应深化数字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以提升区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以保障区域金融稳定发展,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推力。     

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一带一路”是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数字金融有助于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实现“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以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着数字鸿沟问题凸显,金融产业发展滞缓,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经济风险逐步涌现等问题,导致沿线国家纵向无法联动,横向难成合力,严重制约“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国应充分发挥数字金融驱动作用,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锻造数字发展动力,擢升资金融通效能,激发可持续发展活力,筑牢经济安全屏障,推动“一带一路”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继而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关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应用能够通过扩大要素供给来重塑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关联来注入发展新活力,通过产业升级来拓宽发展边界,通过提供数字治理模式来保障发展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数字化转型缓慢、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险、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产生挤出等现实问题与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作用。在“十四五”时期,应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积极推动产业数字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吗？——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将包容性增长分解为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两个基本维度,设计了能够在同一框架下检验这两种效应的计量经济模型,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1-2018年我国287个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总体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覆盖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基本维度都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从而说明数字以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更多样的金融服务和更出众的交易效率共同促进了包容性增长;全国层面上,数字金融及其各维度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总体效应与分配效应的方向相同,说明数字金融成为难得的以市场化方式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有效手段。最后,从完善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支持、优化产品与服务、加强监管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

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和增速上西快东慢、北快南慢的特征显著。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机理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横向东中西三大地区和纵向南北方两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除中部地区外,覆盖广度差异是全国及其他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内源结构性因素中覆盖广度差异、使用深度差异和数字化程度差异对全国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源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科技水平差异均是影响全国及分区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各要素差异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数字文化产业“走进东盟”的发展：现状、挑战与路径

现阶段,随着中国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东盟巨大的市场潜力的提升,东盟国家正逐渐成为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市场。然而,中国数字文化产业在“走进东盟”的过程中,面临着东盟各国数字经济营商环境参差不齐、“文化折扣”存在、中国与东盟的知识产权协调规则有待完善、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内容创意能力有待提高、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等问题和挑战。对此,中国应与东盟加强数字技术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合作,共同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推进本土化策略,降低“文化折扣”;完善知识产权协作机制,提高针对知识产权事项的治理能力;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化,增强文明共情;完善配套产业政策,强化合作共赢。     

数字经济、劳动力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节点。与此同时,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受限,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成为重塑经济结构、改变国际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衡量2011—2019年数字经济和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数,来探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J”型关系;数字经济的发展能优化劳动力配置,提高就业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具有空间溢出性,能推动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数字经济、劳动力配置均构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基于此,要大力发展数字技术,提高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水平。特别是考虑到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J”型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性特点,应因地制宜,推动区域数字技术协调发展;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加强与数字经济行业相匹配的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满足数字经济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形式.本文使用一种非参数的条件效率框架测算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被视为环境变量.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2011—2017年数据的研究结果发现,从整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其中欠发达地区的效率改善程度更突出;从个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各指标效率改善方面都具有相似结论,而且同样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从变化趋势来看,无论是整体水平还是个体指标,其条件效率都超过非条件效率,但是两者之间的落差逐渐缩减.     

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检验

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蕴藏着巨大的消费潜力,数字普惠金融具备的“包容性高、普及性广、门槛低”等特点为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消费潜力提供了可行路径。文章将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老年人消费潜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且在良好的社会信任环境、高社会支持水平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的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优化了老年人消费结构,促进了老年群体的医疗型、发展型消费。从影响机制上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门槛、提供理财产品以及信息通讯技术三种渠道影响老年人消费潜力。研究结论阐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老年人消费潜力具有一定的边际效应,并为促进老年人消费指明了方向。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数字金融对技能溢价的影响研究

文章构建了包含技能与非技能劳动的一般均衡模型,从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两方面推演数字金融影响技能溢价的机制,利用中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影响技能溢价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扩大了中等技能溢价,缩小了高等技能溢价,结构效应的边际贡献略大于技术效应。数字金融的直接影响还因城市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和人口流动差异而有所不同,且存在一定的非线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