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及其应对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是指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市民化意愿强烈,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但是由于市民化能力不足、落户城市困难而又不愿舍弃农村的特定社会现象。"二律背反"现象不仅延缓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还会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以传统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消除这一现象,必须深化户籍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构建合理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城市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完善及制度创新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并能享受到城市一切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过程。虽然从字面上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比较简单,可要做到"有序推进",却非常艰巨和复杂,乃至任重而道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会面对城市不愿宽留、农民不敢眷留、素质不避汰留、成本不奢际留、体制不胜积留、政法不撑苛留等多维困境;为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要完善政府主导机制、自愿化转机制、户籍蜕变机制、素质提升机制、动能充补机制、城乡融合机制、配套改革机制等多种机制,而且要进行土地制度创新、户籍制度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财政支持制度创新、法律制度创新、其他制度创新等多重创新。     

农业转移人口省际迁移理论与实证研究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和推广，我国农业转移人口跨区、跨省迁移的自由度越来越大，而自发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迁往何地是遵循经济理性原则的。基于经济理性选择理论，从收益成本的视角构建农业转移人口省际迁移测算模型；采用我国31个省区统计数据，测算2013年各省区农业转移人口的省际迁移收益矩阵、人口外迁拉力和内迁引力，分析表明：各省区内迁引力差距巨大，而外迁拉力基本一致；农业转移人口是流入本省区城镇还是流向外省区城镇，主要取决于本省区的内迁引力，内迁引力大于外迁拉力的省区即为人口净迁入省区。进一步的预测分析表明，各地人口还会流向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人口迁出地区需要有超越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并加快改善劳动力收益状况，才能留住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而成本分担机制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保障。个人成本、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共同构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构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应以政府分担为主,企业和个人分担为辅;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与社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成本分担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各方的成本分担能力。     

新生中小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基于福建省首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实证

新生中小城市是城镇化发展的潜力所在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平台,培育发展新生中小城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突破口,但面临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巨大的成本考验。文章以福建省首批五个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县(市)为例,测算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保障性住房、城镇基础设施和城镇管理费用等五个方面的公共成本,尝试回答农业转移人口融入新生中小城市需要政府支付多少公共成本、如何化解成本压力等问题,为新生中小城市构建合理成本分担机制、有针对性地制定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居住证管理制度的完善

居住证管理制度作为户籍制度改革的一项"过渡性"工具,通过"累积赋权"配置社会福利资源,为有条件、有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定居并落户城市开辟了通道。分析上海"居住证积分+条件转户"的管理模式和广州"保基本+积分入户"的管理模式,发现大城市的积分指标体系和积分标准的"人才"偏好明显,普惠性赋权范围相对"保守"。单个城市积分赋权的"时间连续性"与缺少"跨区域指标赋权转移"衔接机制的矛盾,将导致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区域固化。应顺应普惠型市民化和落户型市民化趋势,不断完善积分赋权指标体系,通过建立积分指标可替代机制、动态性公共服务配置机制和跨区域指标赋权转移衔接机制,让进城农民更好地享有城市社会福利资源。     

土地资产置换与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迁移*

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瓶颈。表面上看是城市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移民的迁移,但实际上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资产（房地产）不能随人口转移而导致的城市移民的安置问题。农业转移人口土地资产的沉淀,既增加了迁移人口的城市安置成本,也增加了他们脱离乡村的退出成本,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迁移。另一方面,目前城市政府对低收入阶层提供的住房仅仅限于已有的城市居民,且住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财政和部分土地出让收入,对城市政府是一种负激励,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空间区域上的无边界约束和人口城市化的严重制约。因此,如何为城市政府寻找一种对外来移民提供城市住宅的解决方法和激励措施,就成为农村劳动力城市化移民的关键所在。将农村劳动力移民的土地资产进行置换来解决移民的城市住宅,对城市居民的所有住宅实施房产税收作为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基础是一种现实的解决思路。     

认知、移情与行为: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基于大都市郊区农民市民化的调查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议题,得到了学者密切而持久的关注。本文通过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的实地调查,使用"角色再造"这一核心概念,从认知、移情和行为三个方面透视了新市民群体角色再造的内在机理,勾勒出了大都市郊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动因及其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了角色理论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和政策实践中的应用。     

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动态迁移研究

家庭迁移对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具有长期稳定性意义。本文从"成本—收入"视角,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成员迁移动态演进模型,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山东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劳动力成员和非劳动力成员迁移动态演进规律。研究发现,动态时间序列上的预期边际净收益现值决定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劳动力成员动态迁移过程,并呈现由部分迁移向城乡两端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劳动力成员的动态迁移趋势直接决定了非劳动力成员的动态随迁趋势;向城乡分流沉淀的动态趋势受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内部主观因素和城乡社区环境、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且内部因素为决定性因素。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支持政策的实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选择

农业支持政策在发达国家有着很长的历史,而且和工业支持政策保持基本相同的变动规律,属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手段。"工业反哺农业"是中国城乡统筹战略选择下的特有经济范畴,其实质是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我国的土地产出贡献率基本上达到了目前技术允许的极限,单纯依靠进一步发展农业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并不是一条有效途径;现代农业补贴政策的大部分功能在于保障粮食安全,并且受我国现实经济发展水平及财力的制约,也不能作为"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因此,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主要方式应是加快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溢出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除了一般性人力资本溢出外，还存在着更为广泛的人力资本外溢性，一是与城市人力资本投入相比，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具有更强的私人性；二是由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广泛的歧视，农村人力资本并不能获得与其边际贡献相应的报酬。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存在着农村向城市的庞大价值转移。实证分析表明，超过四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此形成的。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采取措施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人力资本外溢性。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的构成、测度与分担*--基于有关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统筹“农民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户改成本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伴随城乡利益博弈而逐渐累积增大的过程；户改成本的构成具有分类复杂、形态多样的特点；户改成本的测度存在依据、方法和数量上的差异；户改成本的分担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增量成本的主要负担者，其与地方政府分担的比例会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有所不同。统筹户籍改革还需要在政策上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诉求进一步聚焦。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机制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关系是影响这一进程的重要因素。对两大群体的潜在矛盾应具有理性认知，在此基础上构建促进两大群体关系的机制，着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素质，促进两大群体相互交流相互认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三农"问题与城乡资源的平衡流动

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从农民收入着手;而农民收入的下降,主要是因城乡资源的不平衡流动所造成.城乡资源的不平衡流动是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矛盾的表现.所以,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我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就必须在坚持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原则下,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知识化.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重庆“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现阶段土地流转规模较小,农村土地定价理论与实践尚不完善;而农村土地流转价格与流转行为人的意愿密切相关,因此,研究流转行为人(农户)的预期土地流转价格,对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定价理论和推进土地流转实践具有积极意义。基于重庆市农民土地流转调查,从流转主体农户的属性出发,分析影响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土地流转预期价格与被调查者据场镇距离、被调查者家庭人均年农作物经济收入正相关,与被调查者家庭在校学生数负相关;这些结论可以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的确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西部教育投资时态与人力资本困境摆脱

受收入水平、预期收益、投资成本等多种因素的约束，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对于教育投入的积极性不高。西部农村向东部及本区域内城市地区的人力资本单向迁移，使农村发展失去人力资本支撑。这些导致了西部地区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政府应加大对西部农村教育投资力度和政策优惠力度，控制农村人口增长速度，创造价值发挥环境，逐步提高西部农村地区入力资本存量，缩小城乡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加快农民收入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对于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实现农民增收,应抓住主要矛盾,采取制度和政策创新、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等措施。     

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的实证分析

利用面板单位根、协整检验方法和面板误差纠正模型,根据中国30个省份1978—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东部地区存在从农民收入到农业机械化的单向因果关系,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从长期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农业机械化和农民收入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中部地区存在从农业机械化到农民收入的单向因果关系。国家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要从技术进步对农民增收的长期效应入手,并且要综合考虑各个地区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间不同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