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治理与宪政改革

西方民主治理模式下存在着民主决策规则、公民经济社会权利平等、政府权力之限制及多元组织运作等诸多问题。为克服这民主治理模式内在的缺陷 ,西方学界从宪政制度设计的高度进行了思索。这对于中国当前转型期的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们需要从立宪的高度进行制度建设。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批判性超越——以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为视角

意识形态功能是民主的基本功能之一,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具有“理念—制度—治理—价值—文化”的基本结构。以资本为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重释、重塑、夸大等方式对民主进行概念改造和价值歪曲,试图将西方自由民主打造成为民主的唯一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理念凝练、制度建设和治理优化的基础上重构了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系统批判西方自由民主的过程中,在“理念—制度—治理—价值—文化”等五个基本维度上实现了整体性变革。由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进一步充实社会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具体功能的实现上凸显了“人民需要—人民参与—人民满意”的呈现逻辑,实现了民主话语逻辑的批判性超越,真正展示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特质与显著优势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最新制度形态与理论升华,更加切实有效地确保了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彰显出独具特色的制度特质与显著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模式的民主异化问题,通过健全的民主制度设计,确保了最广大人民的真实意愿反映在国家发展建设的重大决策当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现代政治方案,提供了依据本国历史国情与发展道路自主探索民主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力推动了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健全与治理效能的提升,为国家治理的长足进步提供了政治动力与制度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了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态,为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     

西方交易民主反思：民主异化与当代危机

当代西方交易民主的深刻危机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一是民主的运行前提因为经济社会的高度不平等而遭到严重破坏。二是民主的实现形式受到代议制和票决制民主的极大限制，其中代议制民主通过剔除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而限制了民主的实践形式，而简单票决制限制了多种选任机制的丰富组合模式。三是民主的人民自治本质被金钱民主和权贵政治所异化。经济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与票决选举（精英赋权）相互叠加的政治结果是将民主政治异化为权贵政治，这种异化本质上是通过经济主宰与政治交易完成的。四是民主的治理质量因政体失灵和政府低效而受到深度侵蚀，其中政府低效是指民选政府在治理能力、运行效率和治理效果等方面表现欠佳。西方交易民主的深刻危机集中体现为民主异化，其异化逻辑就是：从人民做主简化为代议制民主；从代议制民主被化约为选举民主，进而异化为票决民主；从选举民主和票决民主最终异化为金钱民主。金钱民主的本质就是权贵阶级控制下的交易民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类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关联性。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契合性以及治理的比较优势体现在治理的目标优势、治理的结构优势、治理的民主优势、治理的绩效优势等诸多方面。这些治理优势显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超越,并在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西方民主制结构性缺陷的形而上学根源：阿甘本论治理的僭政

政府治理压倒人民主权、“人民的代表”压倒人民是西方现代民主制的结构性缺陷,阿甘本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深入探析了这一缺陷的根源。首先,阿甘本指出西方民主制对“人民”概念的虚构以对少数个体的排斥作为前提条件;其次,阿甘本认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复刻了西方形而上学的“神圣经世”结构,这导致符号性的“人民主权”被资产阶级政府的治理实践所代表和僭越;最后,阿甘本指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权被自由市场秩序所塑造并服务于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事实。阿甘本的批判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国家阶级性的论题,凸显了治理与民主的张力,其问题在于将西方民主制的缺陷完全归咎于形而上学的谱系与结构,泛化了治理的概念,缺乏资本批判视角,这导致其理论难以有效介入民主与治理实践,而中国共产党对此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的系谱与趋向诠析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经历了科层治理、竞争性治理、网络治理和整体性治理四个阶段,这些治理模式共同绘就了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的系谱.从发展趋向上,在反思和批判科层治理的整合缺陷、竞争性治理的协调缺失与网络治理的责任转嫁和网络破碎的基础上,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将迈向注重整合、强调协调、凸显责任感的整体性治理,这一全新治理型态将成为未来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发展的总体趋向.     

论我国社会双重历史转型中的治理模式变革

我国社会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历史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政府一直努力探寻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路径。在构建我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上,学界存在两种主要观点:一是引进"经过完善的"西方理性官僚制,以此为基础去构建;二是沿着西方民主行政对参与治理模式的探寻去构建。然而,这两种变革途径并不适合我国现实的社会历史转型。我国的治理模式变革,不应是继续维护或改善既有的以控制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而是要以一种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治理模式取代它。     

探寻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基于民主治理现实困境的思考

传统公共行政基于政治-行政二分法建构起来的价值中立原则,一方面受到来自理论界的强烈批评,另一方面受到政府改革实践的广泛审视。于是,许多学者沿着工业社会追求民主的思路,试图建立起民主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将实现民主治理的途径寄托于公民参与方式。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使人类社会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陷入结构性危机当中,只有积极探索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才能走出民主治理的现实困境。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中外差异与应对策略

中国在多个国际场合主张“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但在“多边、民主、透明”的理解上，中国与西方存在重大差别。总体来说，西方支持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旨在弱化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声音；而中国强调各国政府都平等地参与政策制定，反对发达国家垄断互联网治理，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鉴于此，中国在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上应有所行动：一是应向国际社会明确中国关于国际互联网治理的战略构想。二是在国际层面，区分互联网不同的领域，细化策略，根据利益权重的差异采取不同应对措施。但明确在涉及互联网安全与主权领域，则只能由政府主导。三是在多边或双边层面与立场一致的国家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在互联网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治理层面增大中国的话语权。     

基于有效治理的复合民主:中国民主成长的可能方式

既要顺应民主的潮流,落实民主的普适价值,又要切实应对巨型国家治理的种种现实难题,政治发展的特殊境遇,决定了有效治理乃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合乎逻辑的现实目标和基本准则.基于有效治理的民主实践不会拘泥于现有的民主制度形式,而很可能会在长期的试错性探索过程中,将各种有效的民主实现形式吸纳和整合到国家治理过程之中,形成一种复合型的民主政治体系.     

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中国共产党执政法制化路径选择

依法执政主要就是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执掌和行使执政权力,实现执政方式的法制化。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要形成依照宪法、法律和党规党法行使执政权的行为方式及其习惯,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健全党内民主制度,逐渐实现执政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     

中国农村民主管理机制:形成机理与逻辑整合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关键就是要建立并整合四个机制,即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推进以保障农民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依法治理机制和构建以完善社会自治功能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组织机制,并在探索实践中围绕乡镇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扩展的趋向、村民自治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发展的核心、农村社会组织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提升的基础以及农村依法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成长的保障等四个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实现农村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促进农村民主管理质量的全面提升。     

农村社区治理方式变迁刍议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意味着城乡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对农村社区治理而言,其影响尤为深刻,主要表现在:由统制型的集体主义治理向民主的村民自治演进、由韦伯式的官僚层级治理向扁平化的现代治理演进、由执政党一元化的单向治理向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演进、由传统村落治理资源的逐渐堙灭向其悄然复兴演进、由非制度化的经验治理向制度化的专业治理演进、由旧式的权威治理向新兴的精英治理演进.     

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

在20世纪后期,参与治理被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得到广泛的推荐。但是,参与治理实际上是近代以来追求形式民主思路的延伸,是对近代以来政治的民主追求与行政的集权实践的综合。虽然学者们极力证明参与治理是一种更好的治理,实际上,它并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变革的要求,参与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它依然是一种包含着治理主体不平等内涵的治理模式,而且在实践上也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历史沿革

[摘 要]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的探索。     

论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工作路线,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生命线。群众路线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共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实践基础。二者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