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形态──关于皮亚杰与弗洛伊德学说的价值论比较

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问题与心理学具有特殊的关系。理性和非理性作为人类心理的组成部分，是心理学研究的直接对象。由于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学描述和解释不同，因而这些描述和解释可能程度不同地成为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支持理论。当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倾向贯穿这种支持理论的始终而成为该心理学学说的基本线索、而这一心理学学说又以其系统的论证成为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辩护学说时，则这种心理学也就成为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心理学形态。具体分析和比较这种心理学形态，揭示理性…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     

无意识与市场

经济学家们很少谈及人的无意识通过市场行为对市场运作系统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则，人类对无意识理论的科学发现，真正达到学者们普遍认可（经济学界除外）的时间较晚，少数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关注相当程度上要感谢心理学家、哲学家所充当的"红娘"作用。当然，新制度学派的某些经济学家已开始注意到无意识的认知和心理层次问题。二则，我们不得不承认主流学派唯理性的分析方法的传统至今在不少经济学家的脑海中还根深蒂固般地存在着，并不时地抗击着来自对人的心理机制、非理性因素分析观念的介人，因而片面地认为，正宗的经济…     

休谟非理性道德论中的含义新探

休谟的非理性道德论隐含着四层含义，而他本人对这四层含义的区分并没有明确认识。本文分析其中两层含义：特定行为的善恶来自行为者的情感、动机，人为的德的一般性区分是通过感觉印象确立的。行为者和评判者赋予特定行为以价值性意义。正义法则承载着事实性意义和价值性意义。     

决策黑箱: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新探

现代金融学关于经济主体投资决策的依据问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传统金融学基于理性预期认为投资主体决策的依据是信息;而行为金融学则从非理性出发认为主体决策不仅依据信息同时还由心理和情感因素决定。由于金融市场中投资主体理性选择与非理性选择的同时存在,在承认理性选择行为的同时,暗含着对非理性选择行为的默认,认为投资决策是一个存在"决策黑箱"的心理过程,投资主体依据理性还是非理性主要由主体情绪和信息获得与处理的复杂程度决定,对于相同的信息投资者根据当时的市场环境得出不同的判断,导致证券价格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决定集群行为的大数定律最终会发挥作用。     

晚清"义赈"与中国近代早期彩票

随着晚清"义赈"的出现,义赈同人为筹集资金,解应急所需,遂仿效西洋吕宋票实行变资助赈,从而催生出了中国近代本土早期彩票.在此过程中,"义赈"这一新的赈灾机制不仅为晚清本土彩票的产生提供了契机,还由此提供了迥异于传统射彩之法的社会土壤."救荒济难"的赈灾旗号不仅为晚清彩票的合理化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撑,还使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其"迹近赌博"而可能招致的官厅的禁令.     

关于规范和加强彩票管理的几点思考

发行彩票,为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筹集资金,是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被称为“无痛税收”。旧中国的彩票由于管理不严等种种原因,使老百姓对彩票产生了反感,在社会上留下了不良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禁止发行彩票。1987年开始,彩票又重新走进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     

数字时代的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理论认为，自由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所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应符合某种道德观念，因此只有道德的行为才是自由的。在数字时代，各种数字设备与人类紧密结合，形成了“数字自我”。这个“数字自我”可能比行为者更清楚地知道行为者“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它为行为者出谋划策，甚至依据某种道德观念或政治立场违背或修改行为者的意志。如果依照积极自由理论将“数字自我”的所作所为阐释为自由，就可能出现以赛亚·伯林抨击的“强迫自由”悖论，使“数字自我”转变为“数字独裁者”,而政治现实则可能演变为“数字极权统治”。因此，人类只有加快现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对数字权力形成有效制约，才可能避免数字极权的到来。     

实验经济学对理性选择理论的挑战及贡献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对理性选择理论的颠覆性挑战。其中彩票选择实验发现的“同结果效应”、“同比率效应”、“偏好颠倒”现象对预期效用模型中关于个体偏好的公理化假定进行了挑战。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公共产品投资实验发现的“公正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存在对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模型提出了挑战。基于咖啡杯交易实验中发现的禀赋效应而形成的“期望理论”最有可能成为理性选择理论的替代。     

论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试图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融入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它通过实验探讨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入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背后的心理根源和心理机制。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提出挑战,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判断依赖于代表性原则,可得性原则,锚定调整原则和小数原则;并且提出"前景理论"修正了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提出"心理账户"理论解释金钱的"非替代性";同时认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最大化。     

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但并不因此归结为理性主义；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肯定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因此而归结为非理性主义。事实上，在人们的实际认识活动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是相互渗透、彼此交织的。无论是在感性认识阶段还是在理性认识阶段，都是既有理性因素的作用，也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因此，人的认识过程总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协调地发挥作用的过程。     

论假象

假象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但从哲学角度认识假象历来却较为薄弱。本文从假象的产生、形成、作用和价值等四个方面 ,做了一番分析和整理 ,力图使我们对假象有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认识 ,并以此为人们的实践活动给予理论上的帮助和参考。     

网络文化与人类生存样态悖论考评

网络及其由网络诞生的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对于人类生存样态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各种影响在实践中又表现为种种悖论：网络文化的虚拟性与人类生存真实样态，非理性与理性的矛盾及其结合，边界与无边界之间，无序与有序之间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悖论性表现，又可归结为网络文化与人类生存样态的真实关系。消除这些悖论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做的工作应当是尽最大可能降低网络及其文化的负面效应，让网络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对人类的生存样态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     

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兼答段忠桥教授

在深入开展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必定会遭遇到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尽管恩格斯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之一,但他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之间仍然存在着差异。第二个问题是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时期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截然分割开来并对立起来。尽管青年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但这两个时期的思想又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第三个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的唯一性与解读这一本质的视角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任何其他哲学理论,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则可以从本体论、诠释学、人本主义哲学史等不同的视角来进行。     

出入“有”“无”之境: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相与命理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需要直面市场化体制实践中社会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变化了的总体"和"差异化现实",着眼于实现具有时代高度的"历史性"和"精神性"相统一的新突破。一方面,需要对由马克思哲学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复杂特质,以及在这种实践中所生成的诸多"观念"本身,作出属于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价值理念确认与剖解;另一方面,这同时意味着需要诉诸"明心见性"的修行功夫,明确当代实践中进而文化公共性逻辑生成过程中,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所面临的窘迫的真实、真切的生存与生活难题,坚定地以社会公共价值优位和人民群众利益本位的立场,校正马克思哲学"真现实化"的合法化路径,最终形成并确立自己的独特立场、境界、理论品质、个性化的新的叙事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优良心性秩序生成过程中的"实践自足"、"理论圆融"与"文化自性"。     

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看

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必须正确和充分利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这两种思想资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来看 ,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 ,不能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 ,作非此即彼的选择 ;努力寻找两者的共同点 ,以提供启示和借鉴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引领、主导作用 ,充分认识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我们要构建的当代中国新哲学。     

试论《周易》复卦的返璞归真智慧

《周易》复卦中蕴含着返璞归真智慧,描绘了不同形式的回复自然本真之态,并试着通过对其卦爻象、卦爻辞的解释,探讨复卦叫人信守自然之道的哲理,以便人们能效法复卦,顺道而为,远离胡作非为,增进天人和谐。     

市民社会与我国社会结构合理化的理论求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在其分化中出现了贫富悬殊、社会整合机制缺失等非合理性的因素,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是前现代的金字塔型。而一个发达、健全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对于有效克服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非合理化因素,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西方国家有较大的不同,只能是自觉的、政府主导的和合作性的。     

农村教学点师资不足问题探析

农村教学点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过程中面临着师资不足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存在教师数量整体短缺、学科结构性短缺及师资质量相对低下等问题,其原因主要是教师编制政策不合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执行存在偏差以及农村教学点教师工作压力大、工作条件差等。解决该问题可以从合理制定和落实农村教学点教师编制、建立健全农村教学点教师队伍补充机制和切实提高农村教学点教师各项待遇等方面入手。     

历史唯物主义与解释学

在解释学与哲学的现代发展中,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从狄尔泰开始的解释学的哲学化与哲学的解释学化,这是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唯心主义化;二是从伽达默尔开始的解释学的主观主义化.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是当代的主流解释学,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发生重要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哲学解释学的主观主义解释学立场出发来反思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从哲学解释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立场出发采反思社会历史问题,有意无意地消解、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了防止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消解、否定,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重建解释学,用正确的解释学观点来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要把解释学和哲学区别开采,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学化,不是在解释学的视野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反思社会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