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隐蔽计划——斯密与康德的无形之手思想诠释

本文认为,斯密与康德是18世纪欧州最为耀目的思想双星;康德深受斯密的影响;他们在理论洞识上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康德所谓的＂大自然的隐蔽计划＂以及＂森林之喻＂,可以说是哲学版的无形之手。本文诠释了他们的基于不可知论与人性利己论视角的无形之手思想：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人们从利己本性出发追求其私利最大化的同时,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社会的繁荣与和谐,这是一个化私为公与由恶向善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得以成为现实的必要条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宪政共和体制。斯密与康德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其无形之手思想中所蕴含的人类走向化私为公和由恶向善好结果的可能性与走向普遍贫穷和极权政治坏结果的必然性之逻辑,而本文的任务仅在于通过对其诠释而作出理论的重构。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初探

哈耶克"自发秩序观"的知识渊源可追溯到曼德维尔、休谟和弗格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及斯密、门格尔等人的经济思想.哈耶克通过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对"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扬,确立了"自发秩序"的立论基础有限理性与"无知"的知识观;自由、一般规则和竞争,作为"自发秩序"维持的基本条件;在"自发秩序"中,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并通过形成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第三领域"来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垄断.     

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观探析

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是指在人类社会中个人由于自爱的动力而进行的实现个人价值的行为及其在与他人的冲突中通过个人之间的自我调适而形成的以个人为核心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自愿性的协调的社会秩序。它的理论源于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到近现代的曼德维尔、休谟、斯密、弗格森、门格尔等思想家的思想。它的认识论前提是承认人的无知和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其对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理论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公理与公利：明清之际公共思想的分析范式初探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是在明代思想对“私”“利”正名的基础上,如何由“私”上升为“公”,一方面在承认“私”“利”的基础上重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也为“私”“利”提供正当性理据。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私”“利”是不具备正当性的,而明末启蒙思潮则承认“私”“利”的普遍性与必要性。这就必须解决如何处理公私、义利关系而构建“天下为公”政治秩序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明代启蒙思潮形成了“公理”与“公利”两种分析范式,即以公理为核心,规范性的“统私为公”进路与以公利为核心,经验性的“合私成公”进路。前者调整了传统理学的“理一分殊”理念,在承认私利的同时,也认为“利必有害”,“私”“利”必须遵循“理”的客观规律,因此,道德精英的“以欲合理”的超凡入圣,以及在此基础上“布大义于天下”,即“统私为公”。后者基于气学、心学对于传统理学的突破将公利设置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而公利是私利适当关系下的总合,因此,国家治理应建设公共导向、兼容和谐的利益关系,以“合私为公”。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两种进路的背景、发展及局限,对把握明代理学与气学、心学的整体脉络,厘清明末启蒙思潮的公私义利论证逻辑,扬弃性继承中国传统利益...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先秦儒法公私观简论

先秦儒法公私观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群体与个体、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他们强调"公义",卫护"公利",一致主张公高于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先秦儒法公私观的理论贡献不同,前者主要在伦理思想领域,为道德修养提出了目标,而后者主要在法治思想领域,为法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没有把公与私绝对化,表现了可贵的民本主义思想,而法家的公私观则将公与私绝对对立,最后走向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儒法公私观是以各自的人性论作为理论依据的。儒法崇公抑私的公私观的历史影响具有两重性。     

合私为公与顾炎武的经世史论

顾炎武提出的"天下之私,天子之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是明末合私为公论的最清晰、最明确表述之一。在顾炎武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种种救时济弊对策中,都体现出合私为公的指导思想,合私为公成为顾炎武经世学术的一个基本立足点。顾炎武等学者所提倡的合私为公论,其理论渊源可上溯至先秦儒学。     

该出什么手——效率与公平兼得的可能性与双失的必然性

文章首先阐明亚当·斯密提出的无形之手(简称无形手)的逻辑:基于人性利己论与不可知论视角的无形手引致效率与公平兼得的可能性与双失的必然性；然后阐明树立正确公平观的重要性与运用凯恩斯提出的有形手调节分配不公的必要性;正确认识无形手与有形手的关系及其正负效应以对症下药;该出之手应是斯密的无形手与有限政府体制内的有形手而非体制外的暴力之手与无限政府的掠夺之手.文章旨在阐明于何种条件下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得的可能性与双失的必然性之逻辑:在缺失法治及宪政的条件下,来自民间的暴力之手与无限政府的掠夺之手都必将导致效率与公平的双失；同时着重阐述了一种基于市场宪政体制框架内,在无形手与有形手的协同发挥基础与纠偏作用下,以和平改良的渐进方式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之可能性的理论图景；最后指出构建这一理论图景的意义:只有追求不可能的东西才得到可能的东西;而可能的东西是否成为现实,我们只能尽人事以听天命.     

人性反思及再造的伦理方向

人性是伦理拷问的起点和时代性重建的基石,当代伦理探索需重新检讨理性人性论、心理人性论、道德人性论的认知失误,重建人性论思想及方法.人性是人以自身之力勇往直前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朝向,并必然因生而利、由利而爱.所以,生己与生他、利己与利他、爱己与爱他的对立统一,构成了动静相生的人性方阵.人性作为人生存在的原动力,其向生存领域敞开必然生成懒馋贪或勤俭智的双重利欲态势.这一双重利欲迭向对立统一状态,就是适度,就是善美.与适度相反,逾度就是恶丑,也因失真而假.由此,以平等为准则、以自由为原理、以民主为平台、以教育为社会化方式,展开时代性的人性再造,既为必要,也成可能.     

晚明阳明后学管志道对“无善无恶”论的发展

管志道为晚明阳明后学中著名学者。他倡导＂无善无恶＂说,并与东林学派学者顾宪成就此做过争论。管志道认为,＂无善无恶＂是指性之原。而性之原是＂人生而静以上＂,这正是不可说的。他指出无善无恶即是至善,本体的至善与境界上超越善恶对待互相结合。他认为,＂无善无恶＂论只是一种＂取法乎上＂的理论,而不是实践原则。＂无善无恶＂说沿袭儒家性善论,有此一说才将性说清楚。管志道对＂无善无恶＂说作了全面论述,是对这一学说的总结。至此＂无善无恶＂之争基本结束。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充的性、命论

王充的人性论虽多有诠释 ,然其中隐含的矛盾却未见有所分疏 ,王充的命定论的内在结构亦未见有所详论 ,本文拟作分析。一把王充的人性论解作性分上中下三品 1虽然大体不差 ,但似未尽王充人性论的义奥 ,王充思想的复杂性乃至矛盾性亦呈现于其人性论中 ,因而需略作澄清。通过检讨历史上主要的人性理论 ,王充认同世硕、公孙尼子一派“人性有善有恶”2的观点。王充“因气言性”3 而非“以理言性”,将人性归于所禀之气 ,以气作为人性构成的基质 ;“禀气有厚泊 (泊同薄 ) ,故性有善恶”4,气的质性差异决定了人性的善恶之分。以气言性并非王充的独见…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六层内涵

在先秦儒家思想中,人性论至少具备以下六层内涵：从性的来源看,性即天生的东西,是天然产生的存在者;从质的角度看,性是人之所以为人者,是人与禽兽之异的决定者;从质料性的角度看,性是天生善材或恶质,并能呈现出善或恶的行为;从本原的角度看,性仅是或善或恶的基础,必待扩充或放纵导致善果或恶果;性还与气有关或是善气或是恶气;从生存的角度看,作为生存本原的心即性,善心或恶心乃善行或恶为的本原。这些解读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研究不无启发。     

"斯密难题"与市场运作中的败德行为分析

人的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市场经济的确立使这一斯密难题在我国显性化.市场运作中的败德行为,是由于当今市场运作中的败德成本远远低于败德效益,其内化的收益和外溢的成本,刺激了败德行为的产生.针对败德行为,应把部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转变道德行为的"亏本"现象,并分清道德建设的层次性.     

"看不见的手"、理性设计与社会发展——斯密发展观及其当代意义

“看不见的手”并非纯粹的经济分析工具,而是斯密道德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除去经济学、神学等意义外,“看不见的手”原理具有深刻的发展观意蕴。它不仅揭示了国民财富自然增长的内在机制,而且阐发了社会发展的自发秩序思想,强调社会发展本质上不是理性预先整体设计的结果,而是每个个体在“看不见的手”牵引下相互作用的自然结局。上述思想对于后发国家实现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船山公私观探赜

"公""私"及其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明末清初,公私观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出现大批崇私以批判传统公私观的思想家。其中,王夫之基于传统公私观,将"公"主要确定为三个内容:"公共"或"普遍","天理"和"公正无私"。与之相对,"私"则表现为"个人""私欲"和"私利"之义。其公私关系观也相应呈现为:传统意义上"循公废私"、近代相对合理的"存公抑私",与明末启蒙思潮相表里的"化公崇私"。自清初至当代,王船山公私观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哲学思想解读

古典经济学家是在同时代的哲学影响下进行经济研究的。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以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方法论基础。重农学派和斯密都信奉自然秩序。斯密和李嘉图受到理性主义影响,运用抽象演绎法建构经济学体系。斯密从人类的利己心导出“经济人”的假定和“看不见的手”。李嘉图从功利主义出发,较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西斯蒙第倡导人道主义经济学。他们的经济哲学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和现代西方经济哲学思潮的理论来源。     

“遇人便道性善”:孟子“性善说”献疑

孟子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为"人性善"或"性善",业已成为"国民常识"。在这一常识的背后,隐伏着深度的误读。孟子从个体生命体验和形式逻辑层面反复证明的一个观点为人性有善端,仁义礼智"四端"源自天,存诸人性为"立命",人性之善是与善恶相对之善,善不是绝对之善。但是,孟子从未否定"性"有恶端。研究孟子人性学说,在方法论上应当遵循"以孟释孟"原则,在文本释读与思想诠释上,应当区别"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在"君子所性"层面,孟子刻意强调君子与禽兽的"几希"之别,君子在应然意义上当自觉以"四端"为性,而不可以"食色"为性;但在"性"或"人性"层面,孟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性"有恶端,"大体"与"小体"同在于人性。尽管君子在工夫论层面不将"味"、"色"、"声"、"臭"称之为性,但芸芸众生之"性"还是蕴含"味"、"色"、"声"、"臭"。秦汉以降,历代学人之所以对孟子人性学说理解不一,大多在于未厘清"善端"与善、"君子所性"与"性"两对概念的区别。     

王夫之人性论新解--以《思问录·内篇》为中心

以王夫之《思问录·内篇》文本为主要依托,阐发其人性论思想。王夫之人性论的逻辑起点．是从肯定天道运行的“继善成性”论出发,进而论及性体诚而实有、性具节文条理、性日生日成．在此基础上承孟子的性善说、融孔子性与习的思想构建其人性论体系。其人性论的逻辑终点则是肯定受大公之理所凝之“我”,“我”的挺立从而能主持天地、崇德广业,以人文化成天下。     

从“天地之心”到“恻隐之心”——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用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于“仁”之蕴含的一个经典界定,在宋儒,它与“天地之心”密切关联。“仁”具有公天下的普遍品格。“克己复礼”既以克除己私为前提,去私复公也就是复礼为仁。这既是自我的意志努力,同时也是基于“复”之气化运行的天人的互动,其中体现的,是推动人由此去努力的天道一阳复生的必然趋力。天地之心落实于人即是恻隐之心。克己修身的主动性呼应“生生”的必然性。理学家要求恰当处理仁与爱的关系及性情体用之辨。“全体大用”即静中有动,由用见体。仁体不可以名言,学者须于即物践履中体验。“三达德”的修身行道,根本上已集中到克欲存理和好学、力行、知耻的“为仁”实践,目标则在仁心的全体性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