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介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

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社会结构的横向转换,而城市社会中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处于"拔根"状态,其社会资本难以再生产。社会资本的功能发生变迁,提供求职信息的功能为市场替代;提供社会支持的功能被脆弱的关系资本少量替代;培育社区内的人际信任、社会规范等功能则无从替代。这些是导致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和农民工社区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当前,在结构性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通过组织介入提供公共服务、建构公共生活与人际交往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以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实现其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恢复社会资本必要功能的"过渡性"机制。     

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

采用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中的广州数据,把分析单位由通常的"受访对象"转换成"受访对象—信任题项",运用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信任的格局,发现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均存在等级差异;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对制度的信任。同时,拜年网社会资本对家人信任程度有正向作用,饭局网社会资本则更可能对制度信任产生负向影响,而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制度信任有正向作用。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新探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变迁中的重要特殊群体.在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新形势下,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势在必行.在分析我国各地现行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利弊的基础上,通过对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抉择过程中的制度困境的深入剖析,构建了以"大账户+小统筹+公共财政补贴"为特点、可转移、易与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适应农民工特点、全国统一的新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

随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性课题.公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诉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公正,必须从社会系统建构着手,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目标公正"、"社会过程公正"、"制度供给公正"和"政府作为公正".     

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厘定与理论阐释

"社会融合"自产生以来,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没有达成一致认同、模糊不清的概念。维度标准划分的多元性、交叉性,导致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概念表述也存在界定模糊、缺乏针对性等缺陷。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关于外来移民"社会融合"概念的基本内涵,对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合"概念的界定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选用"城市融合"来描述中国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并融入城市生活的这一过程更为贴切、合理、有针对性;保留自身一些良好的传统秉性,同时也积极适应新的城市文化,应该是中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合理道路;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就是农民工在享有平等权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城市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关系的实证分析

缩小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实现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以社会距离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等因素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起着不同的强化作用。在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正向强化作用,而同群效应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负向强化作用。因此,应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入手,增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避免同群效应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负向作用,从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进行。     

留城务工或永久返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老年农民工抉择的影响

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流时,第一代农民工中的老年、高龄群体是该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继续留城务工,是他们必须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本明显较弱,但相比青壮年农民工,他们累积了更多的城乡社会资本;在以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返乡意愿上,那些流出地社会资本越多、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烈;对于永久返乡的老年农民工来说,流出地乡村社会资本对其有决定性影响。农民工群体在"生命周期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寻找平衡,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上,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格局和"落叶归根"情结,对其永久返乡有强烈的吸引力。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变迁与建构逻辑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在不断调整中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促进融入的整体变迁,逐步趋向合理与完善。根据农民工社会政策的战略目标可以把这个变迁过程划分为流动控制模式阶段、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和发展促进模式阶段等三个阶段。政府基于由社会精英来谋划和诠释的某种城市发展理性秩序,并借助高度"计划性"的权威强制力加以实施,是流动控制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农民工生存现状极大地挑战着人类生存的伦理道德底线,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理念,政府在内外双重压力承担起对农民工生存保护的社会责任,是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在建设全面小康型社会的背景下,农民工的价值诉求从基本生存层面向发展层面转变。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化,社会政策需要确立社会整合策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模式,这应是发展促进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让体育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纽带

长期以来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作为一对矛盾存在于国内和国际社会之中,而这对矛盾是否能合理地得到解决关系到世界各国的融合、我国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近些年来一系列体育盛会在中国的成功举办不仅带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且向世人展现了我们新的国家形象,不但让我们看到自己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偏见。由此可见体育成功作为一种推动力加快了我们和世界的融合。然而体育的巨大作用在解决城市农民工"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矛盾中却鲜有提及。在此从农民工体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当下农民工体育所面临的困境,并为如何推进农民工体育事业前进提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