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农化和城镇化推动西部生态环境治理--西部生态环境治理新模式探讨

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复杂,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同时,西部地区又是我国中、东部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其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极其深远.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治理生态环境,加强生态安全,人们最担心的也是生态环境问题,即西部大开发会不会造成新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能否与经济开发很好的协调起来?作者认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既要加大生态环境治理的力度,更要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而非农化进而城镇化则是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措施.     

环境危机治理与绿色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为雾霾问题和水污染问题。环境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各行动主体的行为失当,突出表现为:政府"失灵"、企业"失责"、环保NGO"失效"和个体"失声",并呈现出环境管理失效、内部成本外部化、环保实践能力孱弱和环保行动冷漠化的状况。为此,应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从科学规划、资金投入、问题治理和公众参与等不同层面进行政策设计,构建科学的推进绿色城镇化的体制机制。     

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与机制研究

长期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进程缓慢,跨区域的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生态环境并无明显改善,甚至恶化。推动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多元主体路径,应完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多元激励机制,以形成自励式的协同治理,推动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与动力机制

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逻辑从"生存优雅与灵魂安顿"的生态精神高度,深度反思生态治理的价值秩序及治理主体的生成,努力揭示"大治理时代"一个更为根本、更为实质性的问题:"真正意义的国家治理是基于生态治理革命性变革意义上的‘治理实践自觉’",而此种实践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态治理主体生成及现代个体生态正义观念的正当性、实践合理性规范理据。因此,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探寻必将是人类安全性生存之生态性、价值性发展的基础。在现实实践中,生态治理的内在伦理及人学向度则是致力于构建、培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中国生态安全的动力机制,最终促成中华民族优雅、健全的生态精神生活秩序与和谐心智生态图景的确立。     

我国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评价及提升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中对生态环境的治理成为促进乡村绿色发展的保障。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的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低下,亟需加强研究。本文采用DEA方法中的BCC模型,构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与各区域经济发展程度、自然资源禀赋优劣密切相关,治理效率较差的乡村的垃圾和污水治理技术水平偏低、治理效率提升空间很大。本文就此提出对策建议:采用先进的垃圾、污水治理技术,加强乡村垃圾污水治理跨区域合作,加大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投入,建立保障农民全员参与的机制。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研究

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是参与民主理论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实践,是生态环境治理变革的重要方向。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重视公民环境享有权利与管理权力的双重赋予,主张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构建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关系,以提升生态环境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公民的政治理性与公共精神。生态环境参与式治理实践需要以信息公开为基础引导公民监督评价,以渠道拓宽为保障畅通公民利益表达,以协商民主为核心尊重公民主体地位,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推进公民自主治理。     

探究矿山开采生态环境影响与恢复治理策略

文章主要对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影响与恢复治理策略进行了相关阐述，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提出相关问题及解决策略，以便同行借鉴参考。     

国际法视域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与中国贡献

18个“区域海”的分布确立了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模式。该模式突破了国家治理维度,在近半个世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和渗透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流露出综合性与复杂性。因此,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从理论上来看,新模式以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为溯源,将“条块”治理转向“系统”治理;从规范上来看,它基于《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聚拢了生成条件。在转型时,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是基本逻辑,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为内部结构,多边主义下的规则建构是法律支撑,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为合作秩序。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一方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另一方面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对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国家治理融入全球治理,以实现治理共融。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转型期的中国,诸多协同要素及各种干扰源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体制吸纳限制了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利益冲突损害了自组织的协调性,信任式微稀释了子系统的协作性.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视野里,共同善是协同者参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开放的话语构成了协同者真诚、平等、友好对话的共同场域,情感、责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则是协同者互补联结的纽带.因此,须将社群主义的观念植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重塑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     

我国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模式探析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同学者开出了不同的药方,有些主张政府权力型治理模式,另一些则主张市场机制型治理模式,但这两种机制都不能有效解决日益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分析传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特点,引入多中心理论,试图构建一种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新模式,即生态环境多中心治理模式。     

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探析——基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

在我国,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往往是共生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崭新的理论课题,更是连片特困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难题。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连片特困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不仅需要片区内各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也需要非政府组织、企业及社会公众的参与,需要政府与社会的联动,因此目前,必须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设计为核心、以建立生态环境治理组织机构为保障,推动片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解决片区生态环境治理危机。     

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的新理念和新举措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环保总局局长顾问金鉴明教授应邀于 2 0 0 3年 9月 2 6日向浙江树人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师生作了题为“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的新理念和新举措”的学术报告。他阐述了我国治理污染 ,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工作取得的初步成效及其原因 ;同时 ,从水、气、生态三个方面列举典型事例 ,指出生态环境正处于临危状态。针对上述情况 ,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保护生态的新理念、新举措。本文材料具体、翔实 ,观点新颖 ,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这对研究、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刊这里登载的是这篇学术报告的详细提纲 ,希望引起各级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广大环境保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认真做好关系人类健康生存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关于把大庆建成生态园林城市的思考

党的十六大为中国环保事业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新的命题。十六大报告把环境保护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之一。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在十几年弹指一挥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翻两番,一跃跨入全面小康的门槛,实现社会进步、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世纪之梦。大庆市率先在全国为数不多的城市中进入国家环保模范城的行列后,又提出了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的构想,决心再创环保辉煌,使大庆的明天更加美好。     

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社区生态环境的变化给社区党组织的工作带来了挑战。社区党组织功能的实现关键在于根据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其功能的科学定位和选择正确的实现路径。     

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社区生态环境的变化给社区党组织的工作带来了挑战。社区党组织功能的实现关键在于根据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其功能的科学定位和选择正确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