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与重构：社会治理语境中的多元化解纷机制

作为社会变迁中的治理行动，多元化解纷机制彰显了工具理性思维。探寻其内生机理，“纠纷”不是本属于法院的纠纷，也不是诉讼外的、与法院无涉的纠纷，其本质上是社会的纠纷。“多元化”不等于替代性，其不仅蕴含着解纷方式的多元，更强调不同方式的平等协作。纠纷通常能获得有限意义上的解决，目的是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重建。完善多元化解纷机制，首先应尊重民间解纷实践与社会自治，珍视社会自发形成的解纷组织及其产品；其次，在短期内不应过度强调诉讼外解纷方式的程序规则；再次，应合理配置不同解纷方式的成本，将各类解纠产品的供给控制在合适比例上，引导当事人选用最优方式解决纠纷；最后，应重申司法的规范性补强机能，扩大法院专职调解的案件范围，规范纠纷中立评估运行机制的具体操作规程，对滥用调解方案异议权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方面的适当惩戒。     

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看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平衡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有效形式；要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就要完善现有的乡政村治格局并使之日趋合理：扩大乡镇民主，软化乡镇权力；完善民主自治机制，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培育和发展乡村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认真看待和处理群体性事件

在公法学视野中，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是一项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但又是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点、难点和突破121。在公法学视野下寻求善治之策主要包括：科学权力观是消解群体性事件的思想基础，公共决策民主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制度保障，信息公开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之策，创新基层经常性社会管理是防范群体性事件的长效机制，社会预警机制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必建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有效举措，培育和谐法治文化是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基础工程。此外，成功解决群体性事件痼疾还涉及多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问题。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规则型自治：迈向2.0版本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发达或公共事务较多的地区，出现了以规自治、立规自治的现象，议事会、理事会的规则治理就是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主要源于经济发展、公共事务建设的内生需求，也源于国家制度改革创新及有情怀官员的外部引进和治理创新。规则型自治在经济发达且具有较多公共事务的地区能够持续地良好运行。规则型自治取决于规则的详细程度和规则执行的有效程度，两者的不同组合能够形成不同类型的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保障了村民参与自治的权利，为村民参与自治提供了渠道、机制，它使村民自治更具规范性、认同性和合法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则型自治可能会全面取代“价值型自治”和“条件型自治”。     

社会转型、关系距离与城市居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

本文试图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探讨纠纷当事人的关系距离对其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定量研究表明，传统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对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仍然存在影响。但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城市居民的关系格局介于“差序格局”与“自我中心网络”之间，由此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与传统乡土社会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为，除了关系距离之外，纠纷类型（包括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与不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也会影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基于定量研究的结果，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尽力促使纠纷当事人达成和解；充分发挥社会型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     

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国家法的作用

国家制定的<物权法>强制性规则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作用发挥,有赖于其具体规则与农村社会实际相结合.由此,分析现阶段农村物权纠纷类型与成因,成为问题剖析的起点.而解决问题的关键至少包括以下两点:一方面,法学者应承认国家法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有限作用,协调制定法与习惯法分工协作;另一方面,执法司法者也应提升民众对国家制定法的信仰,包括国家应提供充分且畅通的纠纷解决途径、解决法律形式与实质正义的冲突.唯此,才能尽量消弭专业的国家制定法与社会常理认识的差距,提升国家法在农村物权纠纷解决中的实效.     

元宇宙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发展

网络治理是信息时代国家治理的新领域，深刻影响着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方面面。Web3.0时代，网络空间进一步升级发展为虚实相融的“元宇宙”形态，人际交往与经济交易活动愈发活跃。与此同时，元宇宙的日益发展壮大也引发了虚拟世界里的人身权纠纷和财产权纠纷。然而，由于元宇宙内部纠纷存在跨域性、主体匿名性等困境，公权力主体未能及时回应元宇宙内纠纷解决的实际需求；而元宇宙内的智能合约、区块链仲裁和平台临时保护措施在贡献了纠纷解决新方案的同时，也因种种固有缺陷难以发挥实效。针对元宇宙内存在的治理真空，应在尊重元宇宙的去中心化共识基础上，分阶段逐步构建起元宇宙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独立自治—合作共治—协同善治”的形态嬗变，为元宇宙产业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

村民自治对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表现为：１．由于宪法和法律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条件下国家的组织边界止于乡镇政权；２．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３．村民委员会实际上又扮演了农村社会“自组织”的角色，成为联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桥梁和代理人；４．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组织化、实体化和法律化，保证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     

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共生、共建与联动

农村社区建设是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转变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执政方式的战略部署，也为乡村治理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密切相关：一方面，农村社区所着力建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给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重构了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推动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内部支撑，培育和挖掘了社区资源，有利于提高社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要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联动发展，必须唤醒农村内部的自治元素，开发整合农村自治资源，走出一条内源式发展的道路。     

社会契约理论模型下的纠纷解决观

人类社会的纠纷解决可以分为自治型和他治型两类.现代社会发展导致法律的增多以及对他治型纠纷解决方式依赖程度的加深,但同时也为自治型纠纷解决方式的转型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按照社会契约理论,诉讼程序之中的裁判者同时拥有对纠纷解决程序的控制权以及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决定权,其义务为在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前提下发现唯一正确的结果.而调解员只能通过对程序的合理掌控促进自治的纠纷解决,因而必须排除强制以及欺骗等因素对合意形成的干扰.调解正当化的首要原理在于自治的实现.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建立社会管理体系的难点和突破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管理体系,必须解决价值、目标、主体、制度与机制等难点问题.社会管理首先要形成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共享增长、社会创新等价值共识；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促进城市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培育社会管理主体,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伙伴合作制度,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自治功能；倡导履行公共责任,发展与完善社区支援网络,促进公众参与慈善与互助活动,扩大与畅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加强社会风险预警与控制,建立社会“安全阀”机制,防止社会政策“碎片化”,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潜规则”

文章重新厘清了"潜规则"概念的内涵,并通过分析潜规则与法律价值之间一致、冲突和无涉的关系,对潜规则进行分类研究。借鉴"上位"、"下位"的法学概念分析方法,提出"规则僭越"的观点,进而探讨了"规则僭越"在宏观意义上"法"中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潜规则作为除了正式法律制度之外的其他力量在司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因素在社会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惯例、自治的规范和人情事理等手段成为民间纠纷解决的有效机制。     

村民自治研究的研究

村民自治研究有“政治民主”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两种视野 :前者把村民自治看作是中国政治民主制度的起点或实验场 ;后者认为村民自治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转型提供了客观的活动空间。这两种研究范式遇到了中国村民自治由“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制度短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反思关于村民自治的已有研究 ,分析村民自治的变量 ,总结出村民自治的新的政治理论资源。     

巴楚民族文化圈纠纷解决机制论略——在历史文化视野下的考察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巴楚文化圈内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了一系列的习惯法规范和程式,构成了颇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在国家法制与各民族传统习惯法的冲突、调适、整合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形成了多种纠纷解决模式,即自我约束模式、习惯法调解模式、国家法介入模式、习惯法与国家法共同作用模式.这些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整合了习惯法、传统习俗、道德力量、宗教因素各方面的资源,最终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鉴于西南很多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自己的纠纷解决机制、社会转型后非常规性纠纷的大量出现、现有国家纠纷解决机制自身存在的缺陷等问题,应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起灵活多样、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其中关键是如何协调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现行纠纷解决机制的问题,借鉴国际上的相关做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途径。     

暴力的弱者:对传统纠纷解决研究的补充——基于东北某市监狱的实证研究

民间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法社会学的重要课题及研究国家—法—社会关系的有力切入点。传统纠纷解决理论重点探讨纠纷如何被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模型。东北四所监狱的调查数据显示:存在被既往理论分析长期忽视的一类纠纷,它们无法被例行化的解决手段所消化,最终溢出纠纷解决机制之外,成为国家暴力治理的对象。这类纠纷不能被消化往往是出于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原因;其中很大比例属于上行纠纷,发生在相对经济地位较低的服刑人员和相对经济地位较高的受害者之间;大部分纠纷的行动者对于法律之外的制度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存在普遍的不信任,也缺乏参与感。这一类纠纷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国家—法—社会分析模式提出了挑战。     

对构建政治民主化和谐社会的法理思考

“和谐社会”这一现代政治学、社会学概念,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法学范畴。与“和谐”相对应的法学范畴是“平衡”,它主要体现为公民的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平衡,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格局的相互谐调,互补互动。建构和谐社会是社会矛盾运动的过程。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化解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的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一冲突的阶级性实质是权贵资产者阶层与工农弱势群体的矛盾与对立,而建构公民社会则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和动力。     

社会建设几个重要问题的再认识及其重要意义

社会建设除了社会事业建设外，具体来讲还包括社会价值建设、社会机制和制度建设、“社会人”的建设、社会结构和组织建设等方面。社会建设的关键问题是“社会人”的建设，社会建设的长远问题是社会机制建设，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价值建设，社会建设问题与其他问题交织重叠，解决社会建设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科学的社会建设对于国家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健康发展、对于我国的政治改革乃至整个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都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