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思想的现代诠释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所描绘的乡土中国的社会机构状况和人际关系特征,是一组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区别主要体现在自我主义与个体主义的道德基础、儒家伦理与基督教的文化基础、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价值基础三个方面.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差序格局”,突出血缘和地缘在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差序格局”是与现代社会的理性原则相悖的,对我国的经济领域、人际关系、政治领域和法制建设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成为中国现代化前行的障碍.     

留城务工或永久返乡: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老年农民工抉择的影响

当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主流时,第一代农民工中的老年、高龄群体是该退出劳动力市场,还是继续留城务工,是他们必须面临的问题。研究发现:虽然老年农民工人力资本明显较弱,但相比青壮年农民工,他们累积了更多的城乡社会资本;在以退出劳动力市场为前提的返乡意愿上,那些流出地社会资本越多、流入地社会资本越少的农民工返乡意愿越强烈;对于永久返乡的老年农民工来说,流出地乡村社会资本对其有决定性影响。农民工群体在"生命周期论"和"历史决定论"之间寻找平衡,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意愿上,乡土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格局和"落叶归根"情结,对其永久返乡有强烈的吸引力。     

"差序信息"现象的危害及成因分析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理论,马元驹教授在差序格局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差序信息"的概念.本文旨在分析差序信息现象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危害以及形成的原因,杜绝内幕交易,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的和谐、稳定与繁荣.     

农村人情消费异化研究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人情消费正从原来的＂礼尚往来＂向一种畸形化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的发生,使人情消费在农村社会关系生产、村落成员情感维系中的作用不断丧失,农村中的个人和社会均陷入难以自拔的怪圈。农村中人情消费的异化既与我国农村社会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分不开,同时,也与我国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的特点和人情消费的面子观继续发挥作用密切相联。这种消费方式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否则它将极大地腐蚀农村的社会风气,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及其发展

"差序格局"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实质是家庭本位主义,"差序格局"的社会必然是"礼治"的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差序格局"从"农村版"走向"城市版","差序格局"的内涵在丰富,边界在扩大.     

差序格局在社会变革中的变化——以江西安义古村为例

差序格局是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运用结构主义研究乡土中国时提出的.它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家庭和社会关系结构提供了理论框架.后来,在时代变化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差序格局发生了变化,逐渐瓦解.本文以江西安义古村为例,分析差序格局在最近30多年的社会转型时期变化的情况和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及其未来的走向.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下疏离感微观成因的追踪调查研究

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差序格局为视角,选取个体、家庭和朋辈三个主体,从个体自尊水平、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朋辈关系三个方面探讨疏离感的微观成因,同时选取人际信任作为上述影响中的中介变量.采用三阶段的问卷追踪调查获得469份有效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微观系统中的个体自尊水平、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朋辈关系对疏离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大小从高到低依次是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个体自尊水平、朋辈关系.(2)人际信任在个体自尊水平、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朋辈关系对疏离感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人们从家庭、自身、社区三个方面正确看待导致疏离感的成因,并积极寻求解决对策.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及其发展

“差序格局”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其实质是家庭本位主义,“差序格局”的社会必然是“礼治”的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差序格局”从“农村版”走向“城市版”,“差序格局”的内涵在丰富,边界在扩大。     

虚拟空间的现实逻辑

网络的出现对现实人际交往关系造成重大影响,但由于网络人际交往无法摆脱人的属性,趋于成熟稳定的网络人际关系不可避免地向现实逻辑转化.网络人际交往内出现的"自由"、"平等"等特征受到现实"差序格局"和人情逻辑的制约.网络中的隐性人际结构与自我塑形的存在表明,网络中的等级秩序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到话语符号建构的影响.     

从传统-现代两种视角论差序格局的特质

差序格局一种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分层结构和人际关系特质的概念,至今仍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域之一.费孝通先生提出这一概念后,学术界将其与当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有机契合,考量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独特的表征.作为问题域的研究,我们试图从非理性化和理性化两个维度,论述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非理性特征,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基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历程,论证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差序格局的理性化的趋势.     

城市居民信任的差序格局

利用2007年末进行的南京城市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与半世纪前费孝通提出乡土中国中社会关系呈现差序格局类似的是,当下城市居民对不同交往对象有着不同的信任程度,依然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但在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社会中,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信任分配处于变动不居状态.在这一动态调整过程中,市民信任结构的内核不断缩小到直系亲属和家庭成员.同时,城市居民的信任基础发生变化,利益计算的倾向更加明显,从而使信任的整体结构趋向松散.     

族亲与姻亲的变奏：北方农村主要社会关系类型研究——对大庆市三个村庄社区的田野调查

费孝通在研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关系时,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认为血缘关系是联结乡土社会关系的纽带。通过文献考察及田野调查,北方农村社会关系仍然处于差序格局框架下,但是,姻亲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居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姻亲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拓展,是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社会关系范围的扩大与内涵的变化,表明目前农村社会仍然处于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的商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理论框架及基于赣、辽两省调研数据的实证检验

我国乡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呈现出差序格局,进而形成差序治理机制.在农地流转实践中,流转合约存在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多种方式,农户对合约方式的选择受其与各种交易主体之间关联程度的影响,是差序治理的结果.采用对江西和辽宁两省1628户农户实地调研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亲友或同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多地采用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而订立口头非正式合约;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或外村农户之间时,农户多地采用市场治理范式而签订书面正式合约.政府不宜采取行政命令等方式强推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应鼓励并支持各地积极探索与实际相契合的农地流转合约方式,从而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传统家庭伦理的特征分析

传统的中国家庭孕育于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土壤和文化环境,因而家庭伦理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首先,传统中国人以家族生活为活动范围,家族至上的群体意识成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精神。其次,在等级服从的家长制家庭中,家内人际关系以与父的亲疏远近而依次排序,形成等级差序的人际格局。第三,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机制,为移孝作忠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现提供了社会结构的可能。最后,传统家庭伦理价值目标以“齐家”为本,因此,价值判断具有严格同一化倾向。     

差序格局社会中的法治困境——以国民政府监察院“打虎”为例

监察院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是法治的实施机关。本文以监察院弹劾权行使的情况和监察院"打虎"失败的案例,探讨国民党统治下的法治困境。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生态出发,阐述其差序有别的私伦理、"情大于法"和"关系"原则与法治所蕴含的公共、理性、平等、公正精神的根本冲突,以及对监察院监察实践的影响:执法者因私废法,"不打老虎,专打苍蝇";违法者因情违法、恃情违法,凭借"关系"逃脱法律惩戒,令监察院"打虎不成"。     

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的再反思

通过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解读,提出差序格局本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基本特征,因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他人的仁爱也是有限的,并且都是基于交换的原则,以自己的安全庇护为最终目的,费孝通提出中国社会属于差序格局,乃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上面的特定阶段.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能够为个人提供安全庇护的他人或组织在不断变化,差序格局也必然发生变化.中国当前的急剧社会变迁,对差序格局的冲击更是显著,虽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导致个人与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缓冲和社会联系,社会建设必须考虑如何填补这一空缺.     

乡村社会“半工半耕”结构的变化及其解释——基于华北乡村案例的观察

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出现了新变化。在进城务工方面，乡村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自主性增强，乡村社会发展出结构化的兼业化“老人农业”。“半工半耕”结构中的“半工”与“半耕”,不仅相对独立，也相互支撑、相辅相成，这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影响。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机械化，持续优化了家庭劳动力在城乡经济形态中的配置，推动了“半工半耕”结构的变化。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农民为了家庭发展而长期存在的伦理动力支撑着农民在城乡往返中释放出坚韧的能动性。在宏观经济形势的推动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保护作用下，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与小农户经营实现了有机融合，为乡村社会在可持续发展后的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差序格局的文化影响与关系社会的破坏作用——兼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实施的困境

诞生于西方的治理理论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比较适合于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成熟的市民社会.中国要借鉴西方的公共治理理论,必须首先实现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治理理论的本土化不仅存在普遍性阻滞因素,而且也存在特殊性阻滞因素.普遍性阻滞因素有可能导致“治理失败”,而特殊性阻滞因素则可能导致中国的公共治理根本无法实施.阻滞中国公共治理的特殊性因素有五个方面：差序结构、关系社会、官本文化、集权思想和形式主义.本文仅就关系社会对公共治理的阻滞机理进行系统分析.     

农村仪式性人情中的差序格局--基于皖西南农村的调查

通过在皖西南洪村的调查，对农村仪式性人情进行了探讨。分析发现在仪式性人情中往往是以家族和家庭为单位的，仪式性人情的表现模式以及完全嵌入到当地的婚姻模式和文化模式当中，并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文章认为，当前的仪式性人情仍然呈现差序格局，但在原有的差序中存在一些变迁。通过对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种关系人群在仪式性人情中随礼的表现和约束机制的对比，三类关系也呈现出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不同性质的关系和不同亲密程度的个体在仪式性人情中呈现出有序的差异。     

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格局及社会资本影响——以广州为例

采用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中的广州数据,把分析单位由通常的"受访对象"转换成"受访对象—信任题项",运用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信任的格局,发现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均存在等级差异;个体对自然人的信任程度要低于对制度的信任。同时,拜年网社会资本对家人信任程度有正向作用,饭局网社会资本则更可能对制度信任产生负向影响,而职业网社会资本对制度信任有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