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主义对中韩公共外交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中韩两国民众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随着彼此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误会与摩擦时有发生,这对双边关系的和谐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特别是随着两国互联网人口的急剧增加,作为网络外交的衍生品——网络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对中韩两国公共外交关系的影响不可小觑.因此,两国政府应该在构建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战略方面积极投入,在完善公共外交的统筹协调、危机应对和新闻发布机制、拓展公共外交渠道、规范媒体、网络言论管理、重视“中国通和韩国通”等人脉资源、强化“人文纽带”等方面加以助力,打开中韩公共外交的新局面.     

试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

周边国家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依托,中国一直秉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维护了周边地区的稳定,发展了周边国家间的互利合作关系,深化了地区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但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随着全球形势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周边地区也在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演变。开展对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有助于化解中国与周边国家民众间的敌对情绪,消除“中国威胁论”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互信。     

政府层面上的公共外交话语修辞策略研究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新殖民主义论”甚嚣尘上。在这样的国际舆论背景下,大力开展公共外交,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宣传中国的政策、战略就显得十分重要。修辞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说服,因此公共外交话语必须讲究修辞,运用必要的修辞方法使自己的话语更具说服力。在此主要探讨了政府层面的公共外交话语的修辞策略,主要是修辞格的运用策略,如引用、比喻、排比、反问等。     

社会公共伦理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公共领域的重大转型和一系列变革,由此带来了不少尖锐复杂的社会公共伦理观念的冲突。公共教育体制改革问题、社会财富观念问题、公共卫生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救助与福利制度安排的正当性问题等,都需要公共伦理学的解释和关怀。公共伦理需要寻找最基本的道德视点,作为处理各种伦理冲突的基本价值观,并确立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构建公共伦理秩序。当代中国公共伦理问题的解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伦理建设,关键在于切实加强对身处公民社会发育和实践历程中的全体民众进行现代公共道德观念教育,并使其长期化、制度化。     

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新公共管理”的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措施导致其面临合法性与公共性危机 ,危机的背后暗含着管理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冲突 ;同时也反映了公共行政学与行政法两个学科自身面临着的危机。由于各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的差异 ,使危机暂时仍处于可控的范围 ,但是它已给世界性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     

简论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作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背景,公共外交是中国开展对美外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文结合对美公共外交实践现状,并以孔子学院、媒体为例,开展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背景下的对美公共外交作用的分析。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积极推进与落实,对于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公共外交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公共外交在中国悄然兴起,从政府到民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决策层到学术界,"公共外交"变得炙手可热,中国俨然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公共外交发展不仅面临诸多技术层面的问题,也面临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诸如配套机制建设赶不上公共外交发展速度;公共外交的官方色彩明显而民间力量参与不足;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跟不上实践步伐,等等。为了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独特作用,中国应当转变政府在推进公共外交中的职能与角色,鼓励更多民间力量参与,在推进公共外交过程中实现平等交流与双向互动,还可以尝试在国外建构本土化的公共外交平台。一言以蔽之,中国公共外交需要在技术层面有所改进,在观念层面有所提升,在机制层面有所创新。     

文化外交的过程与成效评估——及对中国文化外交战略的思考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这是文化外交所追寻的境界。但是变量的存在，决定了文化外交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型的“文化推广——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模式。本文试图为“文化外交”过程与成效的评估构建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范式，并在此范式下，为正在进展中的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一种思路。     

网络环境下公共危机中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探析

公共危机,是指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生活和人民利益的突发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特定状态。公共危机因其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可扩散性、危害性和巨大的矛盾冲突,一旦发生,就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因此,公共危机中能否做好信息公开,对于政府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本文以黄岩岛事件为例,探讨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中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公开信息的对策。     

外交话语技巧与国家安全危机的化解

习惯于丛林法则思维的人大多认为,国家安全危机化解的关键手段就是国家的实力,甚至只是武力。但是国家实力并不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化解安全危机的唯一手段,国际关系的“安全困境”表明,在国家实力之外,化解国家安全危机还有其他有效的手段,即话语技巧的使用和语言功能的发挥。外交话语视域下,国家安全危机大致可以识别为:舆论攻击、经济制裁、战争威胁、军事包围。这四个方面即便在最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军事包围,只要战争还没有打响,那么外交行为就不会停止,话语化解安全危机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话语化解安全危机的方式主要在于话语技巧的使用,即把话语技巧嵌入外交声明、说服、辩论、反驳等话语实践中,使不可能的和平变成可能的和平,使可能的战争成为不可能的战争,从而大大降低国家安全成本,维护国家安全。     

基于“颜色革命”的冷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公共外交探析

冷战结束后,支持特定国家的“颜色革命”是资本主义阵营和平演变战略的延续;目的是颠覆他国政权、重塑相关地缘环境,扩展和巩固资本主义阵营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受冷战思维驱动,资本主义阵营通过提升反对派动员能力、直接煽动民众情绪、施加压力削弱政府应对能力等微观层面的路径,改变他国“反对派—政府”的结构性力量对比;又在宏观的国际社会层面建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语境,美化“民主输出”,以提升“颜色革命”受青睐度。资本主义阵营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将支持“颜色革命”的手段蒙上自由、民主的虚假外衣,利用公共外交对外进行战略扩张。这类充斥话语霸权的实践,贯穿于“颜色革命”全过程,不仅采用幕后交易和对外宣传措施,还辅之以对新媒体和新型沟通平台的应用,极具渗透性和欺骗性。其反和平性异化公共外交概念,与公共外交建构和平友好关系的价值相背离。对此,中国既要认清美西方利用公共外交推进“颜色革命”的实质,又要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观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坚守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公共外交刍议

重视对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公共外交工作,培育更多的“知华派”,为中国—东盟长期友好合作奠定坚实的人脉基础,是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开展公共外交工作的基本目标之一.尽管目前我国对东南亚国家来华留学生公共外交工作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与不足,但电于我国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中国—东盟关系的推进,以及留学生公共外交的特殊优势,未来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留学生公共外交工作将大有可为.     

中国的日本论和对日外交危机

中日关系由“靖国神社问题“造成的政治僵局经“破冰“、“融冰“以后,日本在各问题领域全方位向中国施加压力,给中国对日外交造成了困难的形势。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检讨,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实际上是由于中国日本论的意义和知识系统发生了危机。只有认识得到中日关系的基本结构,只有自主实证的日本学知识、主体性健全的国际政治思想和以这种知识、思想为支撑的理性外交政策,才可能为化解中国对日外交的危机提供乐观前景。     

当代中国侨务公共外交探析

侨务公共外交是当代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引导性、双向性、公共性、公关性、长期性、文化性等特征.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核心问题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参与,其本质是中国的国家营销,目的是构建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风险与焦虑：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冲突议题媒介叙事的困境及其消解——以“钓鱼岛事件”为例

全球化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下，新闻媒体成为国际冲突的公共解释者和利益斗争的象征性场域。“钓鱼岛事件”中媒体的报道要面对国际与国内、政府与公众、历史与现实等多元化的冲突关系和由此而可能引发的政治、外交、经济等层面的风险和焦虑。国际冲突的报道在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框架内，风险与焦虑的消解需要透过理性的公共舆论明确立场，制造和促进共识，争取国际冲突传播积极的舆论情境。     

中国公共危机常态管理的多理论视角解析

中国实行公共危机常态管理有其理论上的必然性。全球化、风险社会和非传统安全产生了很多公共危机,这些外部威胁被全球化带入中国。中国的社会转型既受全球化影响,又内生很多危机,内外因素叠加,中国进入公共危机高发期。常态管理已成为危机管理理论的主导思想,用理论指导实践,公共危机常态管理应该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公共安全建设的指导思想。     

“撞船事件”与日本对华战略

2010年9月7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令世界瞩目。9月24日,日本那霸地方检察机关又突然宣布释放中方船长,使这场中日冲突骤然暂告一段落。但是,此次事件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外交危机。而且,此次冲突也留下诸多悬疑：是谁导演了此次事件、幕后有哪些力量在角逐、缘何日方骤然从强硬态度逆转、中日关系今后走势如何？分析表明,“撞船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日本政府处理该事件态度的逆转是日本对华战略的必然结果。     

疫情背景下中亚地区:形势、影响及应对

受疫情形势影响,中亚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等领域普遍出现三大危机.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形势日趋复杂、国际格局进入深刻调整阶段,中亚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对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格局,打造国际和国内双循环发展模式有积极意义.中亚地区自独立以来,在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过程中,多次出现国家或地区政治动荡局面,受疫情隔离限制措施和国际油价下跌影响,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在政治经济形势不利的综合影响下,中亚地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趋严峻.全面了解中亚地区发展进程有助于我国综合研判周边地区形势,有利于在中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跨国界河流问题与中国周边关系

中国是跨国界河流数量比较丰富的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出现的跨国界河流问题主要集中在水环境污染与保护、水资源分配与利用开发等方面。跨国界河流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将对中国周边关系的良性发展构成消极影响,并为区域外国家插手中国周边事务创造机会。中国对跨国界河流问题的处理一贯持积极姿态,在主动与周边国家开展国际航道开发利用、水情预报与信息共享等合作的同时,坚决反对和抵制有关“中国水威胁论”的攻击。基于跨国界河流的特性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诉求,中国在未来应联合周边国家建立一套涉及管理、开发、预防、应急等内容在内的合作与协商机制,增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互信,推动跨国界河流问题的预防与解决,构建和谐的周边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