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

文化诗学是近年学界关注的理论焦点之一.把文化诗学引入华文文学批评,建构以"华人性"为研究核心,以"形式诗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统合为基本研究方法的"华人文化诗学",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科学视域中审视与诠释华人文学书写的族裔属性建构意义及其美学呈现形式,应是我们拓展华文文学批评空间的一个有效途径.     

文本科学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生产

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运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伊格尔顿通过详尽分析文本、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关系阐述了"文本是意识形态的某种生产"的观点,并且认为,一种文本科学的知识必须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形构科学的基础上,而科学批评旨在探究作为文学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机制;在此过程中伊格尔顿对西马系谱思想家的相关思想作出了某种批判与取舍.     

被放大的“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兼谈伊格尔顿的“美学的矛盾”

伊格尔顿的"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将文学、美学与意识形态的相关性视为唯一性,忽略了文学、美学与意识形态相区别的自身特征。但他提出的"美学的矛盾"问题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复杂性,是对一切都要政治化的某种程度的修正。究其原因,不是伊格尔顿特别看重了文学、美学的自律性,而是需要这个自律性来反抗现存社会。最终,伊格尔顿还是将自律的问题变成了政治的问题加以处理,从而与审美论相异而存。     

突围尴尬或陷入镜城--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剖析和描述

新时期20多年文学批评的发展是很引人深思的,对它进行剖析和反思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在反思、清理以往被意识形态遮蔽的命题中实现了观念的变化和批评自觉意识的觉醒;90年代文学批评则呈现出了一种"镜城式"情境,文化批评也从此方兴未艾,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当下.对以往文学批评的反思和剖析最终是为了建构主导多元、充满理性而积极创新的当代文学批评.     

"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试论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文化诗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文学批评思潮和流派,已然成为当今西方批评界的显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作为正宗的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模式,文化诗学以其新历史主义的学术旨趣,以其对"文学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阐释,实现了对形式主义批评和旧历史主义批评的双重超越,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原创性.自上世纪末被引入中国以来,也越来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作一简要论述.     

文学文本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生产——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解读

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核心范畴,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研究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建立了以意识形态生产为核心的“文本科学”和“审美意识形态”范畴,恢复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其重大理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文从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生产原理本质与意义出发,阐释伊格尔顿建构了从文本的相对自治性到阅读和价值判断的连贯的逻辑,详细分析了文学文本的存在方式和结构,意识形态生产决定了文本的相对自治性,从而揭示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反映说和再现说。     

形式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观及其意义

"形式的意识形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体现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艺术形式的理解和态度。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西马理论家对西方文论史和美学史上关于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问题进行反思,尤其是与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进行对话的结果。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对形式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并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之中,从而使其成为西马文论的代表性理论之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缺少对形式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致使其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不断减弱。吸收和借鉴西马的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诗学应该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本社会学比较三题

文本社会学是奥地利学者皮埃尔·V·齐马提出的文本批评理论,它整合了社会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精神分析批评的学术资源,打通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是一种集"经验"和"批判"于一体的社会学批评理论.较之文化研究、文化诗学、重建文艺社会学的理论构想,齐马理论汲取和融合了它们的理论优势;又在弥补了一定程度上它们的一些不足.因此,它可以成为21世纪中国文艺学学科多元化、多样化发展中的一元,并为文学研究提供一种精致而有效的理论范式.     

从社会批判到文化祛魅:文化唯物论视角下的文化诗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关系是文化诗学谱系研究的重要部分.新历史主义对文化唯物论既有社会批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文化诗学的理论创建:文化与社会的批评理念是两者方法论的理论契合点,"借古讽今"与"以今参古"的批评指向是研究旨趣的分歧点,而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的批评范式则体现出两者理论建构的不同诗性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研究获得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诗学新起点.     

文本是如何被建构的?——试论伊格尔顿文学生产理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特征

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理论汲取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开阔的视野从"物质"和"精神"多个层面研究文学文本的建构过程,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个案.伊格尔顿把文学文本的外部分为一般生产方式等五个要素,并研究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文学文本内部,他提出文本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研究了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性关系,进而指出各种外部要素建构文本的方式.无论是他从多个角度研究文学,还是对文学的物质生产层面的强调,以及对文本建构方式的研究,都带有明显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特征.     

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政治泛化--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观探析

上世纪末,世界文坛经历了一次文学理论大潮的冲击,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适逢其时,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其理论产生的影响极为广泛.今天,重读伊格尔顿,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和文学批评观是基于一种政治上的"压抑--抗争"的心理情结而产生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更多的是伊氏"泛政治观"的衍生,是他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情绪化之结果.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论的现代性转型（专题讨论）——被放大的“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兼谈伊格尔顿的“美学的矛盾”

伊格尔顿的“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将文学、美学与意识形态的相关性视为唯一性,忽略了文学、美学与意识形态相区别的自身特征。但他提出的“美学的矛盾”问题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复杂性,是对一切都要政治化的某种程度的修正。究其原因,不是伊格尔顿特别看重了文学、美学的自律性,而是需要这个自律性来反抗现存社会。最终,伊格尔顿还是将自律的问题变成了政治的问题加以处理,从而与审美论相异而存。     

王实味事件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在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中已初具规模:批评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向作者的政治"罪名",批评主体从独立的评判者转变为对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政治群体,在批评方法上,将政治定罪作为逻辑起点和终极结论,对批评对象进行有目的的阐释.在中共意识形态初步确立的延安时期,这种文学批评可有效清除"异己",有助于建构"清洁"和"一致"的政治话语,但它在"十七年"的延续损害了文学批评的本体功能,使"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政治化痕迹愈益深重.     

走向文化政治诗学——伊格尔顿与他的文化政治批评

在当代西方文化批评的舞台上,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原则和政治批评立场,表现了明显的文化政治诗学特色,引起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他的文化政治批评强化了审美话语的现实介入功能和美学批判的现代意义,并对当代美学批判精神的赓续和弘扬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从而影响了他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完整性。     

托尼·本尼特对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

当代英国文化理论家托尼·本尼特对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他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最具理论深度和思想启发的内容。在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判中,本尼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继承形式主义的理论遗产,在意识形态的疏离效果中超越形式主义文论"文本形而上学"的重要理论问题。本尼特深刻地分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在的理论困苦,同时也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话中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新的理论发展方向。     

作为不同意识形态协商实践的审美——论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

伊格尔顿在20世纪90年代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深受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的影响。在界定意识形态概念的过程中,他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推进到话语的层面,指出不同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在话语层面进行斗争,通过斗争实现其多重作用。在此基础上,伊格尔顿提出了著名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他从思想史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分析了美学学科建立的历史依据,并考察了审美的内在复杂性,认为审美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协商的实践。最后,伊格尔顿认为,"身体"是审美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物质基础和媒介,并分析了审美、意识形态与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伊格尔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

从整体上分析伊格尔顿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评可以发现,其批评模式主要经历了"文本科学"、"革命批评"、"拆解‘三位一体’建制神话"等逻辑环节,这些环节塑造并且构成了伊格尔顿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批评形态。伊格尔顿早期的政治批评是他后来更为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基本框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谱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形态之一。     

中国文化诗学的源流与走向

这里的"中国文化诗学"虽然借用了来自西方的"诗学"和"文化诗学"概念,但它的含义却是指面对中国独特的文学现象而产生的阐释理念与方法,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从"诗言志"到"知人论世",再到"文变染乎世情".形成了中国式的古典阐释学传统.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得到继承与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这一中国传统阐释学吸收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阐释学、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美国新历史主义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研究路向的影响,使自身不断丰富,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强大解释功能与理论穿透力的文学阐释学方法.     

托尼·本尼特的体裁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新视野

英国当代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托尼·本尼特提出体裁社会学的理论。通过对通俗文学与文化的批评,本尼特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文学体裁批评做了深入的理论拓展。托尼·本尼特的体裁社会学思想强化了文学批评的社会历史意蕴,它区别于传统文学社会学批评的地方在于将文学批评纳入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公共空间,强调文学与批评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具有文化的治理功能。本尼特的体裁社会学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20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的三大流派

纵观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关于语言的不同观点促成了很多文学批评流派的起点和终点.语言使用者、语言、语言意义和语境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的四维关系.语言又与叙事紧密相联,形成一个语言与叙事互动的文学批评大潮.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论转向",可分为形式主义语言观、语言的诗性与意识形态性、后结构主义语言观三大板块,它们从批评理论到批评实践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为我们认识文学语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