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角色:被解构的“精英”──评徐坤创作

知识分子在90年代的角色是无法用三言两语说得清的。徐坤首先是学者，自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其次她又是一位作家，一位专门以知识分子生活作为题材的作家。身为学者，她完全算得上一位“精英”，文学硕士毕业，且供职于中国最高文科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作为作家，基于她的生活环境，她笔下的人物也都是“精英”，或是硕士、博士，或是名家名学者。她能在如年代文坛引起广泛注目，关键在于“精英”在她的笔下已失去“精英”的本质。她在作品中呈现的是一群不尴不尬、仅仅有着“知识”外衣的人。徐坤的小说出现伊始，就隐约地暗示了知识分…     

“文化大革命”中的血统论之争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副号称“鬼见愁”的血统论对联，围绕这副对联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血统论在“文革”中如山洪暴发并不是偶然的，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九号通知指出,第一批整党的单位,要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这对于搞好整党和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是十分必要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彻底否定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根据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方法和全部实践。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十年内乱     

历史剧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我国文艺界在冲破了“四人帮”的种种禁区之后,文艺创作的题材越来越宽广了。历史题材的创作又重新受到了重视。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随着而来的在历史剧创作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颇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一) 关于历史剧与传布历史知识的问题历史剧等历史题材的创作该不该承担传布历史知识的任务,这是当前一些文章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比如,有的同志认为历史题材的创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历史知识”(季     

时间、历史和过去——时间穿梭和历史奇幻小说中的主体性构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儿童文学出现了两个创作趋向：一是时间穿梭题材，特别是关于过去的时间；二是历史奇幻题材。时间穿梭和历史奇幻都与“过去”密切相关，作家意图通过想象或超自然方法在文学中再现“过去”，继而构建儿童主人公的主体性。这两种题材成为战后英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两个重要发展趋势。     

对否定“突出政治”的几点认识

“突出政治”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体系的一根支柱,彻底否定“突出政治”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学习和宣传中,有些同志却提出了一些疑问,产生了某些顾虑。如政治是生命线与“突出政治”有什么区别?否定     

符号的转换——新时期文学本体观描述

一、两种符号新时期文学是继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实则是在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荒漠”之上,生发开来并繁荣起来的。因此,讨论新时期的文学观念,不能不顾及它的前身。其实,将“十年文化大革命”贬为“十年文化大荒漠”是很不确切的,是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价值判断。确切地说,这一“史无前例”的大事变、“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大奇特的、史无前例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无非是,这一文化现象有着极其特殊的,有别于一般人类文化现象的符号系统。以文学艺术为代表的审美文化便是这样。审美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构成,其     

彻底批判“四人帮”篡改的“党史”

党中央提出“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正确的。我认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还必须具体地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批判,把“四人帮”篡改的“党史”批透,这对于整党,关系也很密切。 “四人帮”一伙为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党的“九大”以后,曾经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党史写作组,主要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在张春桥的直接操纵下,编写出版了一本《中国共产党历史讲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研究,自从“文化大革命”收场以后,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一直在进行中.不但报刊上经常有有关论文,一些当代文学史、文学思潮史著作均辟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专章加以陈述,而且、最近还出版了一本题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的“长篇纪实报告”,“报告”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学现象,受到广泛注意.据我所知,有的学者正在搜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资料和文学资料,准备做深入研究,撰写有分量的专著.这些情况表明,国内学术界还是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放到一定地置上来加以对待的.不过,这不能说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够了.不,恰恰相反,是很不够!在新时期,当代文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缺点,那就是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兴趣和精力基本上投放在新时期文学或“后新时期文学”上面,相比之下,“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的研究则相当薄弱,或者说是不成比例.我所工作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室曾经多次讨论“分工”问题,想要明确谁来搞“现状”,谁来搞“史”,讨论来讨论去,始终弄不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来.说白了,就是没有谁愿坐在冷板凳上去进行“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十年文学”这种“史”研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说     

关于“文革仪式”的文化解析

在中国大地上曾存在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事后常常被人们称为是一场“没有文化的大革命”或“大革文化命”的大动乱大灾难.这评价十分形象也大体准确,但不十分全面,过分的感情化和单一的政治性裁判,显得有些肤浅表面.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出现过、并始终伴随了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除过极左的政治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中包融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为“文化大革命”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意味.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一定不会忘记,60年代中期的中国突然盛行开一系列程式化的文化现象:“忠字舞”、“语录歌”、“领袖像章”、“早请示晚汇报”、“手捧红宝书”等现象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似乎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直接面对着伟大的毛泽东.很快形成了全国上下一支歌(语录歌)一个舞(忠字舞)、八亿人民八个戏(样板戏)的局面.进入70年代后,尽管发生了林彪自我爆炸的变故,但程式化文化现象的势头不仅未有减退,反而变本加厉发展到以虚构的艺术形象为崇拜偶像的程度(如“学习潘冬子,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学习春苗,与走资派作斗争”),并一直延续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现象,以其占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广泛普遍性、固定的程式规范和纯形式的演示特征、以及特有的政治权威性和至高无     

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剖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部分,在列举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之后指出,这些主要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我们认为,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加以剖析,弄清它在理论上的错误之处,这对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验,汲取深刻的教训,是有裨益的。     

稿费

第一次得到稿费,那一年我不到20岁。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的月工资收入是35.50元。收到汇款单时,刚好与女朋友(她也是我的同学、同事和邻居),就是现在的妻子在一起,便送给她:“取出来归你,买个纪念品吧!”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应该摒弃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政治口号,是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提出来 的。我认为这个口号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对客观形势作了不恰当的估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又被林彪、“四人帮”、康生任意歪曲、利用,作为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整人的帽子,乱套乱用,搅乱了是非界线,混淆了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再版序言

拙著《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几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于一九六三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书曾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为“毒草”而打入冷宫。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吉林省社联恢复活动、召开重建大会时,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时,曾提到此书,这才勾起了我对它的关注,所谓长爪郎自惜心头血,我有同感焉。     

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不是辩证的否定? 座谈会观点综述

七月五日,《群众》杂志社编辑部和江苏省哲学学会,联合召开了一次理论座谈会,主题是从哲学上论证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座谈过程中,分歧意见较多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那么还能不能对它“一分为二”?如能“一分为二”,该怎么分?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这个否定是不是辩证的否定?现     

新生代都市小说的价值与局限

上世纪90年代一批作家创作了一批都市小说。这批都市小说自出现到渐成气候,评论界的反映一直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本文试图从这批都市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文本体现的人文思考、叙事技巧以及小说的局限等方面对其进行整体的评价。一、文学史价值在近现代文学史上,在鲁迅、老舍、茅盾、新感觉派和张爱玲等作家笔下,出现了一大批色彩斑斓的“都市文学”佳作。但是,建国后,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文学观念和文学队伍的构成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的小说占据了文坛很大…     

“一夜北风紧”——论人物心理特征的社会内容

一、“一夜北风紧”《红楼梦》中“本性要强”、好出风头的凤姐,为人的趣味低级,却没有装出道貌岸然的架式。她没文化,却要比某些自以为满腹文章的角色坦白得多。小姐们在芦雪庭联诗,她既不甘寂寞,又不敢冒充内行;她答应“我也说一句在上头”。为了站稳脚步,避免丢脸,声明“你们别笑话我,我只有一句粗话,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她那一句话出人意料,一出口就打响,众人相视笑道:“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以下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大家一致决定,“就是这句为首。”李纨接联的第二句是“开门雪当飘”。凤姐那为首的诗句和诗序,是一起出现而不是先见序后见诗的:     

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党诞生六十三周年的前夕,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发出了第九号通知,要求各整党单位在对照检查完成后,“集中三个月左右时间深入地进行整改”,提出了整改的四个重点,其中之一是“切实消除派性,增强党性”。这就要正确认识与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 对两派认识上分歧的主要原因,来自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完全错误而应彻底否定呢,还是“三七开”而给予某种肯定?某种肯定的表现之一就在于     

极左路线的一块“理论”基石——评康生的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

<正> 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奉为“理论权威”的康生,是一个以极左面目招摇撞骗的阴谋家和伪君子。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一部一贯以极左、整人、害党为己任的罪恶史。而“文化大革命”则是这部罪恶史的高峰和终结。从运动一开始,他就同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勾结在一起,从政治上、组织上大肆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的特殊“贡献”,则是从“理论”上给这些罪恶活动提供根据和说明。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他一度为人瞠目的一大“发明”这一“发明”,是“文化大革命”中狂极一时的极左路线的“理论”基石之一。正是因为康生铺奠下了这块基石,以后林彪的“政治冲击生产”,“四人帮”的停工停产闹革命”和“八亿人民主要是搞上层建筑”等谬论,才得以象瘟疫一样繁衍开来,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期间,     

从乡土到农村: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的重要转换

“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小说”是两个包含着不同价值取向和历史形态的文学史范畴。它们所对应的文学创作,分别指涉着两种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但在实际使用上却存在范畴边界消弭的倾向,在以“乡土”覆盖“农村”的情形下,产生了“乡土文学”的指认焦虑。而在具体探究这两种文学史范畴的差异与联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置换,喻示着中国现当代文学题材的重要转换。具体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作为异质性因素的“他者”的进入;即阶级关系改变了乡土社会原有的人际格局,从而使文本地相应呈现出一种变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