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垃圾分类的意愿与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垃圾分类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热点。本文基于广州市529份样本数据,借鉴TPB理论并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与结果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受到对垃圾分类知晓率、政府宣传力度、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和设施等四个因素的显著影响,居民的分类行为受到意愿、设施两个因素的显著影响,同时交互效应表明:设施配备对知晓率呈正向调节效应,宣传推广对知晓率呈负向调节效应。     

青年参与环保行动意愿研究

当前,环境状况越来越得到重视,而青年参与对环保意义重大。对3 483名青年的调查发现,青年群体环保行动参与意愿偏低。学生参与环保行动意愿好于青年白领与青年农民工;郑州青年参与环保行动意愿好于北京青年与上海青年。性别、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人口特征因素对青年参与环保行动意愿具有重要影响。环境责任感、环境关注、政治兴趣、社会认知水平、政府工作满意度、有过不公经历等社会心理因素对青年参与环保行动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此外,网络渠道对青年参与环保行动具有重要影响。     

城中村居民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研究——基于广州的调查数据分析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打破了城中村生态系统平衡,亟须进行生态修复活动。在广州城中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建立Logit模型,从个体感知与环境约束两个方面对居民参与城中村生态修复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回归结果显示,个体感知因素中的三个变量都显著负向影响居民的生态修复参与意愿。环境约束的四个变量中有三个显著影响居民参与生态修复的意愿,研究结论基本与假设吻合。基于上述研究,认为应进一步改善居民的个体感知和环境约束因素,从维护居民自身利益和生活环境需要出发,通过利益引导,构建居民全过程参与生态修复的动力机制。     

青年就业者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及意愿调查

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是反映青年劳动者就业现状的重要指标。对十个城市1795名青年的调查显示,目前青年劳动者仍在一定范围内面临着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签约意愿不足等问题。定序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劳动纠纷经历、劳动合同认知、行业类别、企业规模与青年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签订意愿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合同认知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劳动合同的认知越积极,青年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签订意愿也越强烈。     

青年白领移民社会信心及影响因素

当前,中国青年白领移民群体的数量和规模逐年递增,其对迁入地社会结构的变更和城市建设的推进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从当前青年白领移民的成长现状来看,表面光鲜的背后是白领们日益繁重的压力、焦虑与愤懑的社会事实,众多白领身不由己地从白领沦为“白奴”似乎已成常态,由此必会引发青年白领移民群体社会心态的浮动。对1046名白领的研究发现．年龄和收入显著正向影响青年白领移民社会信心的变化．社会信心在性别上的差异性与其拥有社会支持的程度紧密相关;生活压力方面：自购房、自身健康压力及社会信任度显著影响青年白领移民社会信心;社会参与、情感性支持和社交陪伴是显著影响青年白领移民社会信心的社会支持因素。     

西北农村青年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基于媒介接触和媒介信任的视角

大众媒介的使用对个人的认知和行为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基于西北4省农村调查发现,对于西北农村青年而言,相对于其他节目,新闻类节目接触能够显著促进他们总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传统媒介接触强度和信任程度可以显著正向影响农村青年总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而新媒介接触强度和信任程度的影响均没有达到显著程度。因此,相关媒体工作者应该进一步扩大新闻类节目的影响力;政府要利用不同媒介类型提高青年公共事务参与兴趣;媒介的管理者要关注媒介所传播内容的可靠性和真实度。     

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因素

当前,青年人才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且因其具有高成长性和流动性,成为各城市竞相争夺的重要资源。基于2018年4—6月对杭州市的调查数据,分析影响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的因素。研究发现:性别、收入等个人特征因素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显著,男性青年人才和高收入水平青年人才倾向具有更高水平的城市根植意愿。城市认同因素中城市市容环境、城市文化认同度,城市归属因素人脉圈子、感知的尊重,发展预期因素中就业机会、职业预期对青年人才的根植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认同因素中排外倾向、发展预期因素中生活成本等对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产生负向影响。此外,不同收入层级的青年人才城市根植意愿影响因素表现出异质性,高收入青年人才群体根植意愿受生活成本的影响不显著,但是相较于较低收入的青年人才群体,他们受城市文化底蕴、社区文化参与、职业预期等因素影响更为显著。结合研究,本文就着力破解制约青年人才根植意愿的障碍,增强人才与城市的黏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共建共享的视角

共建共享格局是党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重要理念,同时确立了一种新的治理方式。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不仅体现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同时对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发挥主人翁地位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目前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参与方式单一、参与意识薄弱、专业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对此,在分析影响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因素上提出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参与:青年参与的动力系统研究

青年一代应当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青年如何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并实现有效参与成为研究热点。对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发现,年龄问题束缚了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行为动力;青年对社会保障水平、公民间信任水平、社会公平公正水平的评价会对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行为动力产生赋能效应;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当代青年的优势之一,对其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行为动力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但若受到生活方面问题的干扰,参与动力则会大幅减弱。要建构青年有效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动力系统,各类社会组织应形成"扎根乡村"的宣传合力、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化参与方式、完善青年人才引进及配套机制、确保青年社保及公共服务的人性化与持续化供给。     

青年网络集体行动参与意愿的理性解读

近年来频发的网络舆情事件展现了网民的惊人力量,也使得网络对集体行动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北京、上海和郑州三地青年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网络集体效能和现实集体效能对青年群体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意愿都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青年群体对于集体行动可能实现目标的感知,例如监督、反腐、维权,甚至解决社会问题,有效地提高了其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意愿。     

从"碎片化"到"网络化":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

作为"三社联动"主体之一的社会组织近年来虽然快速发展并逐步参与社区治理,但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及程度尚显不足,原因在于政府的相关政策措施、社会组织的规模结构与专业领域、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等方面均存在"碎片化"的问题.为了使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需要从政府、社会组织网络和社会组织三个层面持续改进,建立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支持网络、分层分类的社会组织构成网络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网络,实现社会组织良性健康发展,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并扩大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空间.     

大学毕业生择业焦虑、自我效能感与归因方式的关系

择业心理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对大学生就业有较大影响,对715名大学毕业生择业焦虑、择业自我效能感与择业归因方式的关系及择业自我效能感在择业归因方式和择业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的调查发现,大学毕业生择业自我效能感对择业焦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择业归因方式对择业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个人素质类归因方式对择业焦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支持类归因方式对择业焦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择业自我效能感在个人素质和社会支持类归因方式与择业焦虑之间起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在机会运气、求职知识、个人努力和积极情绪类归因方式与择业焦虑之间起着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     

社群隔离、身份认同与流动青年城市定居意愿

流动青年初入城市,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社群隔离现象会严重阻碍群体融入城市。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尝试对当前流动青年面临的社群隔离及身份认同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湖北省流动青年定居意愿的影响效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剖析发现,流动青年的城镇定居意愿和城镇落户意愿不一致,虽然事实性定居意愿强烈,但是制度性定居意愿却偏低;青年群体流入城市后产生社群隔离(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会对其身份认同和城市定居产生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距离对定居意愿影响显著,心理距离对身份认同影响显著;当流动青年产生社群隔离时,其身份认同对于定居意愿的影响将会变得不显著。由此,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政策设计应注重完善流动青年户籍制度的保障,并积极鼓舞青年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交往和心理融入,减轻社群隔离现象,从而形成流动青年的城镇定居意愿。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需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以及挖掘社区工作者的智慧和才能,方能实现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政府主导和多元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家庭社会资本存量与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关系的实证研究

目的: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出发,探究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方便抽样与滚雪球抽样,设计家庭资本存量量表并选用林迪奇等设计的人际交往能力量表,对大学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调查有效对象134人,家庭社会资本得分为(60.22±13.11),人际交往能力得分为(76.65±12.70)。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在家庭阶层、父母学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父亲小学学历子女人际交往能力平均得分最低,本科及以上人际交往能力平均得分最高;低保户家庭个体得分明显低于小康与中产之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家庭社会资本对人际交往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β=0.44,P<0.05),具体而言,家庭资源对人际关系建立、冲突控制与自我表露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β=0.051,0.300,0.503;P<0.05);家庭内信任对情感支持能力有正向预测作用(β=0.283,P<0.05)。结论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情感支持、冲突控制等维度有显著影响,要强化对家庭资本的地位认知,完善家庭资本,帮助提升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     

论大学生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提升大学生道德认知能力的意义毋庸置疑。影响大学生道德认知能力的因素有个体、高校和社会因素,也启发我们在提升大学生道德认知能力时从个体、家庭、高校、社会四个方面考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社会资本与青年群体的幸福感

生活质量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人的幸福感,对1994名城市青年从社会资本视角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社会资本的普遍化互惠对青年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社会信任中的特殊信任因子、一般信任因子对青年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普通信任因子没有显著影响;社会参与中的协会型社团参与因子对青年幸福感具有正向统计显著性。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模式探索

新时期,提高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社区是我国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对社区协同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社区治理工作中,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参与,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和优势,促进社区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     

长三角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研究 ——基于SDM模型

以长三角2003—2018年为样本观测期,运用相关产业集聚指数分别计算产业集聚水平、综合评价法测度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指数;利用社会经济距离矩阵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得出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①从空间总体效应看:本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集聚对本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有正向影响,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最大,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有负向影响.就相邻地区间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而言,产业协同集聚、制造业集聚有负向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正向影响.②从空间效应分解看:各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绝对值各有差异.产业协同集聚的间接效应(负向效应)大于直接效应(正向效应)与总效应(负向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间接效应(正向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负向效应)与总效应(正向效应);制造业集聚的总效应(负向效应)小于间接效应(负向效应).     

经济发展、教育改革与政治参与--90年代中国青年政治参与分析

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青年政治参与是指作为参与主体的广大青年对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现状的基本了解、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的实际行为投入,它包括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行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