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对物流相关企业融资约束影响分析

文章以我国200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金融资本和政治资本对物流相关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物流相关企业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问题,社会资本能够缓解其融资约束;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物流相关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低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政治资本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物流相关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大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而金融资本对这两类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程度差异较小.研究结果可以为我国物流相关企业融资制度的建立以及政府的监管带来一些启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通过选取2013—2018年中国72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考察了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及企业风险承担与金融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率的提高会加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力度。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特征,相对于国有产权与高投资倾向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国有产权与低投资倾向企业创新的抑制力度更大。融资约束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由此引发企业研发投入下降,从而抑制企业创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企业创新"的传导渠道有效。企业风险承担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减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这主要归于企业创新风险容忍度提升所带来的预期高回报效应。金融环境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金融环境提升会加大企业融资约束与控制权转移风险,由此加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该研究成果将为提升中国企业创新质量及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分析师跟踪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

文章通过多重中介模型，利用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了分析师跟踪对我国上市公司研发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分析师跟踪显著促进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利用中介效应进行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均是分析师跟踪影响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中介。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东部地区企业而言，分析师跟踪加剧了企业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了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而分析师跟踪对融资约束的改善仅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并未有效促进创新产出；对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分析师跟踪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但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此外，分析师跟踪对我国企业整体创新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相较于东部地区，分析师跟踪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程度更高且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     

企业社会资本与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文章从社会嵌入性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采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2343家公司的样板数据,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现金-现金流指数较高,普遍存在着融资约束问题.在加入了企业社会资本与经营性现金流净流量的交互项后,发现企业社会资本能显著降低模型中的现金流敏感性,即社会资本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这可以为企业在缓解融资难的问题上提供新思路.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GVC地位提升

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背景下,融资约束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相对于以往研究,论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微观测度中国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作为新的GVC地位衡量指标,研究融资约束对制造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GVC分工地位总体较低,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企业GVC地位提升呈现倒U型关系,较强的融资约束会显著阻碍价值链升级,但进一步区分企业异质性类型结果有所不同。同时,论文在金融市场化改革、适度引入外资及要素结构优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民营企业产业异质性、融资约束与融资渠道

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把微观层面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渠道的特征与宏观层面企业所在产业或行业的特征相结合,试图考察产业异质性对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渠道的影响。结果发现,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更依赖于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外部融资渠道中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的协调配合有一定的启示,有利于促进资金在不同产业间的合理配置。     

中国金融发展影响出口伙伴数路径的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金融发展影响出口伙伴数路径的Probit模型,利用2002-2014年中国28个制造行业151个贸易伙伴的面板出口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中国金融发展对出口伙伴数存在显著正面影响,并主要通过影响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和贸易竞争力等路径实现,且贸易竞争力的促进效应大于外部融资依赖的促进效应.     

基于欧拉方程模型的区域金融发展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欧拉方程模型,采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测度不同区域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构建了具备微观基础和理论依据的区域金融发展指标.实证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非国有企业获取更为平等的融资机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

为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适应结构转型时期深刻变革的国内经济,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经济发展,提振市场主体活力。然而频繁调控并未遏制企业投资持续下滑的趋势,金融摩擦仍有待进一步缓解。基于这一背景,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水平和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导致企业投资水平下降,其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企业跨期投资决策变化的直接效应和企业融资约束加剧的间接效应。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过度企业和投资不足企业非效率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     

金融约束指数与居民消费增长的实证研究

文章把对传统金融约束理论的认知扩展到中国股票市场,并根据银行融资市场和股票市场的金融约束政策变量构建相应隶属函数,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1994~2009年综合性的中国金融约束指数,指数序列表明期间内中国金融约束程度呈现总体提高趋势。进一步运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金融约束指数序列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证实影响居民消费短期变动的因素可分解为金融约束指数产生的短期波动影响和误差修正项的长期均衡调整两部分。     

金融市场化与杠杆治理效应研究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对当地企业杠杆治理效率的影响.认为,由于转型经济中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存在,债务融资不仅没有成为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有效机制,反而成为经理腐败的来源;而发达的外部金融市场可以有效地硬化债务的约束作用,降低经理腐政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协同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生存——考虑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分析

本文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出口传导效应为切入点，采用我国222个城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通过Cloglog模型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的扩展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专业化分工外溢、综合成本节约效应降低企业面临的出口风险，提高出口生存的概率，但上述效应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由于“拥挤效应”阻碍了企业的出口生存和可持续性，内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企业的出口风险，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提升西部地区企业出口成功概率的作用更大；此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特征使得多样化集聚成为影响企业出口生存的主要机制，专业化集聚的作用相对较小。本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我国企业出口生存的作用机制，对政府管理者更加精准与科学地制定服务业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多样化水平与中国企业出口波动:基于产品和市场组合的研究

借鉴Markowitz资产组合理论的思想,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2000-2012年的出口交易数据,检验了企业在产品和市场组合上的多样化水平对其出口波动的影响,并对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多样化水平在经历了加入WTO之后的急速上升之后处于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企业间的多样化水平在贸易方式、区域和产业等层面呈现明显的分化特征;其次,出口多样化指数对企业出口波动的影响呈现 “倒U型”的动态特征。从平抑出口波动的效果上来看,市场多样化要比产品多样化更为有效;另外,本文还进一步通过分解出口方差的方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以揭示了市场多样化策略影响企业出口波动的机制。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重污染行业的融资约束

利用2003—200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Almeida等的现金-现金流量模型为基础,从融资约束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放宽了重污染行业中央国企的融资约束程度;未对地方国企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加大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所在地为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支持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因环境规制而加重了融资约束,而对支持度较低地区的企业,融资约束状况却得以改善。结论支持了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共选择理论和对地方国企支持的政治庇护理论,表明考虑到地方政府利益的中央-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实施机制的重要性。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实体企业的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以2008—2019年中国A股市场实体企业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现阶段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会表现出“套利”而非“反哺”。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企业的金融化选择行为会降低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分别证明了“金融化程度—商业信用—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化程度—经营业绩—全要素生产率”两条作用路径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促进资源更多投入实体经济、净化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企业资源配置结构等措施,优化实体企业的金融化选择。     

数字金融与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所产生的一种新金融业态，不仅完善了金融体系，也改变了企业的融资环境和投资行为。基于2011—2019年上市实体企业数据识别并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动机及经济后果。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进而提升金融化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则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化水平；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只有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高的城市，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才显著为正。进一步，基于“数字金融—加剧金融化—抑制主业发展”逻辑链条，发现企业的套利动机驱动了数字金融的企业金融化效应，数字金融不仅抑制了企业的实业投资和主业业绩，还削弱了数字金融的就业提升效应。文章拓展了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和数字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深刻认识数字金融对企业长期发展乃至宏观经济发展潜藏的负面效应，研究结论为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推进金融服...     

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利用中国2005—2015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从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两个方面分析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并进一步检验这种作用是否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研究结论为:1.金融发展,无论是金融规模扩张还是金融市场竞争程度提高均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2.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西部地区;3.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高于国有企业。     

金融市场化对地区发展不平衡异质性影响研究

基于中心-外围模型思想及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本文对地区发展不平衡进行了测算及空间分解,而后实证检验了金融市场化对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异质性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金融市场化对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组内与组间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是异质性的;（2）金融市场化提升了东部地区总的发展不平衡,却降低了中西部地区总的发展不平衡,类似结果对于空间分解得到的其他发展不平衡指标也成立。     

融资约束、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本文立足于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从融资约束的角度建立了一个地方政府投资和土地财政关系的分析框架,采用地方政府2002-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检验融资约束对地方政府投资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的财政改革提供微观证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投资和土地出让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地方政府投资受到了融资约束,过度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2）“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所导致的财政缺口加大了地方政府融资约束,而金融发展则缓解了融资约束现象,财政缺口较小、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投资与土地出让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较小。最后,本文认为进一步的财税体制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可以改善地方政府的融资条件,促进地方政府更有效率地进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