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不满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怨恨。造成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会分层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社会下层;从社会身份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属于"边缘人";从社会交往理论看,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初级交往为主;从受教育程度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怨恨感的压抑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伤害农民工自我心灵,阻碍社会进步;引起农民工思想混乱,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降低政府公信力,削弱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此提出化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建议:提升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增强其社会竞争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动态演进

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职业能力具有基础性能力支撑作用。研究通过构建二元logit模型,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成长为主线,进行职业能力动态演进研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成长过程中的职业能力演进特征显著,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成长的职业能力诸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专业能力的作用呈下降趋势,方法能力的作用呈上升趋势,网络能力的作用呈相对稳定趋势。从策略上看,应进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系统性开发;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的重点性突破;设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差别化开发方案。     

能力结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

从能力结构的角度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质量受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及其它控制变量的影响,而在控制这些变量后,个体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质量有着显著影响。其中,学习创新能力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或以创业决策等形式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型、稳定型和发展型创业质量;实践活动能力通过参与的主观体验,以创业技能的操作与运用来提升三类创业质量;资源运营能力通过对社会网络等显性或隐性资源进行创造性整合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型创业质量,但其容易造成个体创业目标“游离”,导致稳定型创业质量的降低;自我管理能力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缓解压力与抵御风险,提升其稳定型和发展型创业质量。     

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建构

政治参与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其政治权利所依托的最重要路径。然而,身份的双重性、地位的边缘性以及生存的半城市化性,使其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上仍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因此,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关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稳定与和谐。文章从制度设计方面提出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思路,对进一步优化其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频度和效度,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文关怀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疏导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进城务工农民的主流,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职业发展诉求、社交关怀诉求、社会支持诉求、信任关怀诉求以及尊严关怀诉求等。人文关怀是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诉求、开展心理疏导的指导理念。人文关怀的思想主旨从低到高呈现为人性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三个层次。契合人文关怀思想内涵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途径是：发挥社会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诊断和心理疏导中的主力作用;形成平等、尊重的心理疏导态度,善用积极心理学理念的心理疏导技术;指导新生代农民工掌握心理疏导的自助技巧,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完善和落实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相关制度,创设良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环境。     

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探析

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角度分析了其社会权益保障的缺失,表现为：政治参与权得不到尊重,参与渠道不畅;劳动就业权保障不到位,存在就业歧视;文化教育权重视不够,再教育机会匮乏;社会保障权实施不全,权益缺失严重.究其原因,既有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和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等制度因素的阻隔,也有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管理的滞后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障碍等非制度因素的羁绊.提出应从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特征着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平等的社会管理模式;加大立法、执法力度,进一步规范劳动力市场;注重技能培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创新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率等对策.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犯罪现象日益严重,从制度、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看,有其主客观的原因,最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为此,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推进积极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加强教育与培训、加强和改善城市建设,积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采取相应对策,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防控与善治,当前尤其重要.     

社会融合视阈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正义感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对基本发展权利、机会公平的正义诉求,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结构性紧张。在经历"遭遇不公正对待、心生焦虑、进而怨恨和积极抗争"等社会和心理事实后,这个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正义感。据此,从社会融合的要求来正确干预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正义感就显得十分必要,要求应确保他们的起点公平,用制度保障他们的发展权益,注重社区道德发展以促进他们在社区的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再造的路径选择——基于江苏的调查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传统农民工的延续和发展,在权益观念、价值取向、社会认知、未来愿景等方面都与传统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个体资源禀赋积累的差异性、组织环境赋权与社会制度政策的特殊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与城市融入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本文选取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苏州市、南通市、宿迁市的75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调查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组织层面和宏观社会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状况,剖析其城市就业困境的原因,研究其城市就业能力提升的路径,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自我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当代中国农民工幸福感的二维度量

近年来,国家对国民幸福感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社会要和谐,首先必须实现人的和谐。农民工作为连接城 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的纽带,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本文以农民工幸福感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二维视角探讨影响农民工 幸福感的原因。其中,主观原因主要是自我认同度低、缺乏归属感、存在攀比心理等,客观原因主要是待遇低、欠薪严 重、维权艰难、子女入学难、赡养父母等。要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需要内部发力、外部助力共同作用,通过改变农民 工心态、加大教育培训、提高法律意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予以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稳定影响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湖北和四川五个省市2 000名进城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和100名农民工实地访谈,尝试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基本现状、社会期望和社会公平感等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平偏低,缺乏社会归属感;社会期望日益提高,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相对滞后等问题,力求采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和幸福度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的稳定。     

社会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涉及职业待遇、职业行为、文化观念、身份意识等多个层面对非农职业的适应与融入，具体包括职业待遇整合、职业行为适应、职业文化接纳和职业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因子测评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总体水平低、内部不平衡的发展特点。回归分析表明，学历低、年龄小、不在婚、务工年限短、所在企业规模较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的就业质量状况都比较差。而分地区进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呈现了更多的差异性。以上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在于推进相关部门以社会融入为指导思想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危机管理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激发了社会脆性,扩散了社会怨恨情绪,也损伤了政府公信力,侵蚀着社会法治力量。而对此类事件的处置暴露出部分地方政府危机管理意识不强、危机管理体制不健全、民意沟通渠道不畅通、对社会舆情动态掌握不足等弊端。因而为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国家必须强化危机管理意识,转变社会治理理念,通过扩大农民工权利,改变他们的城市融入非适应状况,来消除这一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危机因素。     

广西新生代农民工之特征探析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是社会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如下特征：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技能依然偏低,乡土观念淡薄,社会交往范围扩大,城市归属欲高,消费方式城市化,维权意识增强,寻找发展机会增多,就业不稳定、怕吃苦且参保率低,强烈的文化断裂感。了解他们的基本特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队伍的主体,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有制度障碍、过客心理、经济社会地位低下、权益代表组织缺位等.应通过加快以户籍为核心的社会制度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等措施,促使其政治参与水平的不断提高.     

贫困地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休闲生活现状调查研究--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

休闲已成为现代人生活、工作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社会群体,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休闲生活现状值得关注。研究以甘肃省定西市为例,从休闲时间、休闲消费、休闲认知三个维度对本地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同龄城市女青年休闲生活进行对比研究,得出结论:贫困地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休闲时间严重不足,主要休闲消费方式仍处于消极型的休闲层次类型;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而言,她们已经认识到休闲的重要性,但由于受封闭的休闲空间及拮据的经济条件所限,她们的休闲动机仍停留在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中前两层的初级需要。针对此现状,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三个城市调查问卷的融入满意度结果分析

融入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满意度的测评,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融入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城乡二元体制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过窄以及社区社会力量支持的不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实阻滞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社区、居民形成合力,从消除制度体制障碍、创新基层管理方式、提升社区接纳度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入手,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