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族群写作的审美建构与反思——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中心的考察

在对跨族群书写的评判中,文学介入少数族群的视角、少数族群文化的文本呈现形态和文学介入族群历史的方式等方面成为关注的焦点。赢得广泛好评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在这个向度上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族内人的女性成长视角、少数族群文化的深情描摹及其以边缘姿态介入族群历史的叙述姿态等,无疑是跨族群书写值得借鉴的方面。与此同时,对少数族群文化图解式的描摹、人物塑造的平面化等缺陷也不容忽视。     

区域·族群·国家认同——当代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

藏族作家阿来、达真等以文学想象的方式追忆藏区土司时代,不同作家文本相互印证补充,以民族志方式表现那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伦理。笔者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梳理土司制度与区域、族群之关系,指出其历史脉络从"顺应"走向"相悖"导致土司制度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区域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唇齿相依在现代世界体现尤为紧密。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分别表现为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藏文学中的土司书写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阐释可以发现其中隐含区域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家国情怀。     

民族志翻译与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以羌族文学为例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通常以民-汉-外的翻译方式进行,是一种二度翻译,存在着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在以文化翻译而非语言翻译为取向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民族志翻译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口头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方法,在翻译中提供大量的民族志文化信息,充分体现少数民族文学口头性和创造性特点,为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提供新的方法指导和研究视角。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

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被压抑的族群身份认同逐渐复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对各族群文化的自觉追溯与探寻。这一文化寻根现象最初显现为文学表述空间由政治转向文化,后在寻根文学思潮影响下寻根意识与现代意识得以强化,又由于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潮流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成熟。     

再寻根：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

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与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话,1980年代那种文化想象的方式在新世纪已面临困境。少数族群书写回到地缘与文化上的边缘地带,却发现“根”已流失;他们反抗现代性普遍经验对少数族群的规约,但抵抗式写作却可能伤害叙事的复杂性;而主流汉族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在少数族群书写中也都存在洞见与盲视。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讨论会、《当代少数民族文艺作品选讲》定稿会在延边举行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少数民族文学分会召集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讨论会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讲》定稿会,自八月十日至十六日在我州龙井举行。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蒙古族、壮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白族、满族、土家族、藏族、汉族等十一个民族的作家和评论家六十六名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论文四十三篇,会上宣读了二十六篇。我校权哲、任范松、徐日权同志宣读了对朝鲜族作家黄凤龙、任晓远、李根权作品的研究论文。     

权力、族别、时间:小说虚构中的历史与文化——阿来和他的《尘埃落定》

四川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出版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本文从小说虚构与族群表达的角度把其归属为“双族别文学”类型，并结合对扎西达娃、马丽华等其他藏域作家的相关比较，分析了阿来作品因族别和地域的双重“边缘性”而派生的认同问题，指出阿来通过小说所追求的“普遍的意义”和“普遍的历史感”其实是为了在消除别人眼中的“异类感”之后，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对“普遍性”的解释、建构和创造。此外，本文同时也涉及到在现代中国“多民族性”背景下如何认识、评估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跨层级认同:汉族族群身份的情境性研究——以江西傩艺人族群身份问题的艺术人类学解析为例

江西傩艺人汉族族群身份的认同有其特殊性:需要特定情境来唤醒。唤醒情境的建构以族际文化的比较为表现形式,并以民族文化认同的整合为深层动机,这与以地方性家族宗族文化为核心表述的江西傩戏惯例性情境存在着文化观念上的张力。这种张力导致了江西傩艺人的族群认同体验出现了跨层级认同的情境性特征。江西汉族族群身份认同现象的情境特殊性,也为在全球化语境中身份认同的研究及国内本土化身份认同理论的建构提供某种范例启示。     

文化认同与民族交融——20世纪50至80年代新疆汉语小说中的少数民族元素

文化认同既可能指个人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也可能指不同民族成员彼此认可对方的文化要素。从这一视角考察新疆汉语小说中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汉族作家汲取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二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三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他者"文化的自觉吸纳。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新疆本土汉族作家在民族团结颂歌的时代精神指引下,以高度的使命感展现着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80年代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更趋向多元化,同时一些优秀的"民考汉"青年作家开始活跃于新疆汉语文坛上。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进展述要——2009年发展报告

2009年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研究现状述评、创作态势综述、理论批评研究、多民族文学史观以及少数民族文学本质属性诸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进展。英雄史诗和地域文学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族别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体,32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均得到不同视角和层面的考察和研究,展现出年度进展和收获。作家作品、三大史诗、民间文学总体探索和多民族文学理论审视等领域将会得到新的深入和推进。     

散杂居民族的地域、身份与文化认同——以重庆彭水向家坝蒙古族为例

基于特殊的社会文化生态,散杂居蒙古族有着独特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认同,散杂居民族特征非常明显。作为移入族群,重庆蒙古族形成了对族源地和居住地的强烈地域认同观念。同时,重庆蒙古族还体现出以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重庆蒙古族固然体现出对国外蒙古族民族属性的认知和认同,但同时也强烈关注到国籍与族籍之间的本质区别和巨大差异,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     

执着于一方水土的故乡守望者——石舒清论

回族作家石舒清坚持以自己的创作展现故乡西海固,反映生存于那里的回族的历史变迁、情感生活与文化要义,以对故土、母族的坚守抵达对文学纯净性的坚守。这种以“坚守”为特色的创作姿态对当下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取向选择与文化身份建构具有极强的代表意义。     

民族文学研究的地域拓荒与理论创新--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

《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部厚重而大气的力作。该著作以全新的研究模式和理论视点 ,运用艺术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方法 ,首次集中检阅、考察、探讨新时期以来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和前景 ,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构建当代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这必将在中国地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学术地位和时代意义。     

“重述”历史与文化民族主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深层机理探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间的冲撞、竞争与融合,使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严重的消解风险。出于一种文化自救和族群身份认同的需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以重述历史方式确证自我民族文化特质。由于对抗性书写立场和二元式思维,历史叙事陷入"怀旧"性身份政治之中。考察这一现象的知识谱系及其意识形态,是阐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多重价值空间的必要视角,也是观察这种书写现象基本走向的切入点。     

“史诗”与“神话”:民族宏大叙事升华的双翼——方棋《最后的巫歌》解读及其他

《最后的巫歌》最明显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史诗品质和神话性。其具体内涵体现在对家族史和民族志的精心构建上。它以一种陌生化的形式勾勒出一个民族的族群记忆和民间化的历史,以一个民族——"虎族"(土家族)的文化溯源来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它以独特的神话叙事方式,打通了历史、现实、神性和人性的界限,以揭示文化之根本和探寻民族之未来为目的,为中国当下文坛奉献了一部难得的宏大叙事之作。这部作品丰富了当代文学叙事经验,而且努力建构起一种宏大叙事的新模式。     

中国俄罗斯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变迁

中国俄罗斯族作为汉族与俄罗斯人通婚的后代,与一般的族群不同,中国俄罗斯族在族群认同上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除了认同本族群外,对它的两个母族群——俄罗斯人和汉族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政府的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的落实,中国俄罗斯族的族群认同发生了变迁,即从认同"混血人"逐步转变为认同"俄罗斯族"。     

从政治抗争到文化扎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创作演变

台湾原住民文学最初集中于政治抗争的层面,与本民族母文化有所隔阂.经过自我省思,许多原住民作家不再拘囿于此,而将主要的笔触用于挖掘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所累积的族群生活经验和智慧,肯定其特有的"自然世界观"和传统价值观念.他们以此重建族人的自尊和自信,并处理了现代文明和传统价值的两难困境、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小我"和"大我"的辩证关系,使其文化之根深扎于民族的沃土中.     

口承文学中独龙族的民族观念探微

世代生活在独龙江流域的各民族,至今流传着许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口承文学,它以非主流的"历史记忆"为我们提供了探索和研究独龙族先民民族观念的珍贵资料。主要有:以独龙江和独龙族为基点的本地域、本民族中心的观念;与怒族、傈僳族、藏族、汉族等周边民族同宗共祖、同源异流的观念,并在和这些民族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共生共荣、和睦共处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从本民族中心向汉族、藏族等他民族中心过渡的观念。     

回到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界定标准之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界定是民族文学的基本问题,至今未获圆满的解决.几十年艰苦跋涉的学术之旅证明:在界定和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题材、族籍三要素标准说、文化综合形态标准说和族籍唯一标准说中,何其芳关于"判断作品所属民族一般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依据"更具权威性.确立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概念,靠逻辑学和民族学、文化学、文艺学理论、知识的结合以及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际的结合.     

多维民族视域下的互动与抉择——民国时期祁连山北麓藏民研究

祁连山北麓是指介于祁连山脉和河西走廊之间的"边区"或番民区域。在历史的变迁以及演进下这一区域内逐渐形成了以藏族、汉族、蒙古族、裕固族为主体的多维民族共生的民族格局。这里不仅是藏族的放牧场,更是藏族、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多维民族文化互动与生存抉择的交会场。在这片场域下既隐含了藏族与他族的文化互动,还体现了国家政权与地方族群的博弈。最终在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政权的逐渐渗透下,祁连山北麓藏民完成了由"游民"向国家"编户齐民"的根本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