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完善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化,我国现行《继承法》对于法定继承制度规定的滞后性和片面性也日渐彰显,鉴于此,基于法定继承制度的依据,我国《继承法》应对血亲关系、婚姻关系的法定继承以及代位继承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重新设计,以求完善我国法定继承制度。     

浅析我国法定继承制度

通过对我国法定继承制度的探析,指出我国法定继承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它的完善。《继承法》应顺应变化的社会关系的需要,对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进行修改,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防止由于核心家庭的出现而出现无人继承遗产的情况,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所有权。     

比较与借鉴：海峡两岸遗嘱执行人制度之立法探究

遗嘱执行人制度是继承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我国《继承法》中只有一条规定,内容极不完善.而我国台湾地区的遗嘱执行人制度相对比较完善,值得参考与借鉴.我们应当抓住《继承法》修订的历史机遇,从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主体范围与产生方式、职责与责任、资格的辞任和撤销以及报酬等方面入手,全面完善我国的遗嘱执行人制度,并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基础.     

论我国代位继承的完善

代位继承属于法定继承中的一种,对此在我国《继承法》有明文规定.但对于代位继承的性质及条件等问题,在我国的法律理论界与实务界仍存在争议.文章在分析代位继承的概念和特征的前提下,通过探讨代位继承权的性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期促进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什么是本位继承、代位继承、转继承

按照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根据继承人在法定继承中的地位不同,可以将法定继承划分为本位继承、代位继承和转继承。本位继承是指继承人基于自己的继承地位顺     

《法国民法典》中的特留份制度研究——兼评对我国建立特留份制度的启示

特留份制度是继承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上的遗嘱逆伦诉和日耳曼法上对遗产进行自由份与特留份的划分,具有对遗嘱自由原则进行合理限制的独特价值和功能。《法国民法典》在继承日耳曼法上对遗产进行自由份和特留份的划分基础上,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特留份制度,主要表现在详细规定了特留份份额的确定、特留份继承人及其顺序和特留份扣减等方面。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没有特留份制度,仅规定了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的必留份制度。基于必留份制度与特留份制度在价值基础和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差异性,我国在将来修改继承法的过程中,应当在改进现有的必继份制度的同时构建特留份制度,而《法国民法典》上的特留份制度在坚持原则性同时兼顾灵活性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对此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完善与创新:现行继承制度批判

郭明瑞、房绍坤和关涛三位先生所著《继承法研究》于 2 0 0 3年 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是学术理论探讨 ,包括继承权、法定继承、遗嘱处分、遗产的处理和遗赠扶养协议 ;下篇是精心设计的继承法草案建议稿。该书是近 10年来为数不多的继承法专著之一 ,论其贡献 ,该书不仅擘划了继承法研究的新领域 ,开创了一种富于个性的学术风范 ,而且字里行间流淌着的学术思想 ,为处理继承问题及设计继承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准则。一　　书中对现行继承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 ,同时 ,也提出了许多完善建议。这构成了该书理论…     

论继承契约

对于继承契约,世界各国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立法态度。我国继承法没有规定该制度,但将继承契约纳入我国民法典并无理念上的障碍。我国未来民法典有设立继承契约制度的必要性。因此,笔者建议将继承契约制度纳入未来民法典继承编并提出立法建议。     

港澳台与大陆法定继承制度比较及大陆的借鉴

随着两岸四地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加大,跨法域婚姻家庭增多,相关继承纠纷日益显现。适逢大陆民法典制定之际,比较港澳台及大陆四法域法定继承制度,大陆应在法定继承人范围、顺序、继承人应继份方面借鉴他法域做法,完善大陆法定继承制度,为深化两岸四地的交流与发展鼎力奉献。     

法定继承制度完善之管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和个人财产的日益增多,我国现行《继承法》对于法定继承规定的滞后性和片面性也日渐彰显。鉴此,文章认为有必要对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配偶继承权、代位继承等方面作出重新规定。     

我国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历史考察与特点分析

自1905年《试办户部银行章程》颁行和大清户部银行建立，中央银行及其法律制度落户中华大地已逾百年，逐步成为我国核心性金融法律制度。对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变迁进行历史考察，梳理中央银行的设立与法律制度生成均为政治选择结果、中央银行设立以财政功能为主、中央银行从“政府的银行”逐步向“银行的银行”演进等法律特点，这对深入理解我国中央银行及其法律制度具有现实的意义。     

对完善我国跨国法定继承法律适用立法的思考

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加强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大量的涉外继承案件也随之涌现。由于世界上各个国家调整其国内继承法律关系的规定千差万别,这一领域的国内立法的健全与完善对解决大量涉外继承案件显得极为重要。然而,国内有关涉外继承法律适用的现行立法,在法定继承方面,存在有待完善之处,甚至是立法空白。为此文章拟对上述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同时,在涉外法定继承方面的连接点选择上,主张提升国籍这一连接点的地位。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研究

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是近年来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实际上,古罗马时期,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在对胎儿权益保护的立法过程中就已经涉及到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问题,并开创了列举保护主义的立法模式,使胎儿在若干民事权利上已享有民事主体地位,这要远远早于《德国民法典》.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中针对胎儿规定的继承权不能够充分保护胎儿的继承权,为此,需要考虑借鉴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对胎儿继承权的立法模式.     

《铁路法》第58条与《民法通则》第123条的冲突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58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存在冲突。从厘清“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位阶问题、铁路交通事故中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角度考量,《民法通则》第123条应当优先适用。     

思想史视域下的宪政主义——兼议“constitutionalism”的译法

＂宪政＂是否有一种＂主义＂,目前在国内尚存争议,但从思想史或概念史的角度去审视＂宪政＂的英文对应词＂constitutionalism＂,在＂制度＂和＂思想史＂两种维度上将＂constitutionalism＂分别译为＂宪政＂和＂宪政主义＂既科学合理,也符合学界的一贯用法。并且,理解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宪政主义也能辨识作为制度实践的＂宪政＂在我国政治或法律进程中的历史方位。     

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的立法修正

我国现行《继承法》关于法定继承人范围和继承顺序的规定不尽合理,表现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过窄,继承顺序设置不合理。为了继续发挥继承制度的家庭扶养职能,延缓遗产归公的行程,平衡配偶继承人和血亲继承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建议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大至被继承人的侄甥子女、伯、叔、姑、舅、姨、(外)曾祖父母以及堂表兄弟姐妹;并将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由现在的两个增加为五个;继续保留父母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地位,将配偶列为非固定顺序继承人,保留丧偶儿媳、女婿的继承权,限制继子女的继承权。     

社会主义法制视角下的检察权设计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权理论,我国检察权的主要任务在于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社会主义法制是由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构成的有机整体,但综观现行法律关于检察权的规定则主要集中在司法和个别执法环节,对于立法、守法和大部分的执法环节则缺乏监督权。检察机关的现有实际权力与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之间的差距悬殊,使得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显得＂名不符实＂。我国的检察权应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上述四个环节均进行有效监督,进而实现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名符其实＂。     

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法律援助实践之探索

法律援助作为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制度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纳。我国也不例外 ,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律师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由于我国国情所决定 ,现有的社会资源难以支撑法律援助的实际需求。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入发展 ,法律援助资源亟待开发。全国首家民间法律援助机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保护中心自 1 992年成立以来 ,依法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义务法律服务 ,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而且在法律援助服务对象、运作模式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民法典》之数字经济治理效能论析

数字文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颠覆式创新引发既有法律制度在法律关系、法律价值、法律体系三个层面的变革。中国《民法典》诞生于高速发展的数字时代，从规范数字经济要素、数字经济活动以及数字经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民法典》的数字经济治理效能体现为:以私法自治原则为前提，以共商共治共赢的合约治理模式为基本路径，实现多主体、多手段、公私法规范协同下的数字经济“共治”；规范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兼顾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流通使用，实现以良法夯实数字经济的“善治”；《民法典》规范并保障数字经济安全有序发展，同时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也在不断延伸拓展《民法典》的适用范围，推动《民法典》吸收、凝练新的内涵，实现《民法典》与数字经济的“现代”协同发展。     

水资源论证制度的立法模式选择

我国现行水资源论证制度立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立法位阶过低和适用范围狭窄，立法不足成为制约水资源论证工作顺利开展的最大障碍。加强水资源论证工作的首要措施就是加强立法，提升立法位阶，在法律法规中构建起水资源论证制度的主要框架。然而，制定专门的水资源论证条例并非是完善水资源论证立法的最优模式，会造成法律冲突和制度体系混乱。应当选择最具有可行性的立法模式，即修改现行的《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同时积极推动研究和制定规划水资源论证条例。